一、历史进程

这一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走市场经济之路，引起海外学者的极大兴趣。不仅是中国学家继续关注当代中国的变化，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也在各自研究领域把触角伸向了中国学的课题，这一时期出现了海外中国研究内容丰富发展和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的景象。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曲折艰难的时期。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当代许多人眼里，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是全部意识形态终结的标志，特别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终结的标志。”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也出现了“政治风波”。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处理风波的方式大为恼火，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宣布对中国进行所谓的“经济制裁”。但一些冷静的海外学者很快就发现，西方经济制裁后的中国并没有出现通货紧缩，中国政府也没有减少对不赢利企业的补贴，更没有系统地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人们开始围绕中国的经济改革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如何解释中国许多经济部门的活跃表现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A.瓦尔德（A. Ward）教授所说，有关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争论将中国推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于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改变农业集体化以后中国农业大幅度经济增长的原因、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私有化对于刺激经济增长是否必要等成为学者们热心研究的课题。”一些研究成果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AEA经济观点杂志》《经济学季刊》《比较经济学杂志》等国外主流经济学刊物以及世界银行和开放银行的出版物上发表。1993年，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宣告失败。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使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改革开放的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海外学者几乎可以同步了解中国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都为他们的中国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海外中国学大大拓展了其研究范围，“可以说现代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都有国外学者给予关注和研究”。如“传统汉学”根基深厚的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这一时期对中国的研究深入到当代的经济所有制改革、环境污染治理、“三农”问题、政府机构改革、政治民主化、立法改革、妇女保护、福利制度改革、医疗卫生制度改革、计划生育、人口流动、城市建设规划、互联网治理等诸多方面。就连一些著名的研究中国语言的学者，也不时发表有关对中国改革开放看法的文章。海外中国学正逐渐脱离原来孤立的区域研究，而融入学科研究中。朱政惠将海外中国学的这一变化概括为“海外中国学界的新趋势”，包括社会科学研究趋势、跨学科研究和研究对象的革新趋势等。

海外中国学家之间、海外中国学家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越来越多，开展合作研究的项目也大大增加。“20世纪90年代初，一批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中国学者为合作研究开辟了道路。这些合作包括中美学者共同规划和管理样本调查或实地研究计划，共同分析和发表最后的研究数据资料。”中外学者合作研究课题范围广泛，形式多样。美国学者石文安（Anne F. Thurston）说：“许多学者在中国进行访谈，并有了丰富的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反映出他们在中国进行研究时遇到的问题和获得学术发现时的喜悦。中国的大学取得经济自主权的趋势也影响到国外学者在中国的研究，研究的氛围在不断改善。与此同时，更多的中国学者在研究美国中国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美国学者经常被邀请参加学术讨论会，从而获得了更多的与中国学者交流的机会。合作研究不断增加，一些以前不可能进行的社会科学方面的课题也开始进行，不过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仍然比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敏感。”2001年，德国哥本哈根大学、蒂宾根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北京共建“欧洲中国研究中心”，后来维尔茨堡大学也加入进来。波恩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也在波恩共建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一些国家为了加强对华关系，制定有针对性的对华政策，竞相支持和资助中国学研究。1992年，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制定了“中国研究国家战略”，充分说明澳大利亚对中国学的重视。1993年3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在强调亚洲地区对于澳大利亚的重要性时说：“我完全相信，我们的繁荣、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借以维护和建设一个良好的社会的能力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将我们的经济与东亚的经济结合成为一体。”美国教育部每年都要拨款支持高校中的“国际教育”。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打出广告，招揽中国学人才。日本财务省综合政策研究所专门成立“中国研究会”，请各大学的中国学家对日本的对华经济、贸易政策献计献策。1996年，日本文部省的重点领域研究项目中，“现代中国的结构变动”赫然在列，70多位中国学家历时3年，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这表明中国学地位在日本的上升。2002年，日本建设重点学科基地的“21世纪先进基地”计划中，爱知大学申请的“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又引人瞩目地获得批准。在政府大量资金的支持下，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成为当今世界知名的中国学研究中心。1999年，英国高等教育资金委员会开始对10所大学注入资金，加大英国大学汉语人才的培养。

海外中国研究机构的资料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扩充。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6月30日到2003年6月30日，美国东亚图书馆新增中文图书334 438册，占整个东亚图书馆新增馆藏的64%。到2003年6月30日，东亚图书馆共有中文藏书7 852 694册，占全部东亚图书馆藏书（14 341 131册）的55%。

一些重要媒体设专版介绍中国的发展变化。2005年5月7日，美国《新闻周刊》以《未来属于中国吗》为题，用21个版面多角度地解读中国，称中国大陆的崛起已不再是预测，而是事实。紧跟着，6月27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以《中国的新革命》为总题，刊载了20多个版面的文章，以崛起的中国为主线，解读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这两大有影响的美国刊物能用如此多的版面和充满赞誉的口吻报道中国事务，这在美国新闻史上还是第一次。

信息化极大地促进了海外中国研究的发展。以日本为例，20世纪90年代后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机构和团体纷纷完成了互联网网站建设。1999年成立的“日中传媒研究会”（会员300余人）还利用网络手段直接进行学术交流。2004年创立的“21世纪中国综合研究所”也是一家网上研究机构。“可以说，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进入了互联网时代。”

这一时期，海外中国研究的政治因素开始逐渐后退，经济因素日益占据上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催生了海外中国学热潮的形成，引发了海外中国学的种种变化，促使其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海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季刊》1993年秋季号刊发邓小平研究专辑，以回应南方谈话。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改革开放成效显著，更加推高了海外对中国研究的热潮，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如澳大利亚学者乔纳森·昂哥（Jonathan Unger）主编的《中国的民族主义》（1996）、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卡尔·林登（Carl Linden）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詹·S.普瑞比纳（Jan S. Prybyla）主编的《俄罗斯和中国》（1997）、美国马萨诸塞科技研究所的《共产主义：从俄罗斯、中国和东欧得来的教训》（1998）、本杰明·杨（Benjamin Yang）的《邓小平的政治传记》（1998）、卡普拉·密拉（Kalpana Misra）的《从后毛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1998）、摩尔·古德曼（Mole Goodman）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主编的《中国后毛时期改革的二难》（1999）、中俄两国经济学家共同编写的《中国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2000）、诗平·华（ShpingHua）主编的《中国的政治文化：1989—2000）》（2001）、加布瑞尔（Satyananda J. Gabriel）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和现代主义理想》（200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