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要思潮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政界和学界都有一部分人对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反应激烈，还有一些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表现出强烈不满。他们试图建构出一个政治上“不民主”、“侵犯人权”的共产主义国家形象。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在西方展开了多次争论，“历史终结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一度成为西方世界的霸权话语，但多数海外学者对这些论调并不认可。

西方有些人认为，西方民主模式是最完美的，是人类社会最终的规则、最好的模式。在他们眼里，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标志着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条道路。正如美国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所说：“我们眼前看到的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点，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制度作为人类发展的最终形式被普遍接受。”他认为西方的模式就是人类所追求的终结了，是最好的了。所以，他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接受西方人士的这个规则。“历史终结论”得到相当多的西方人士认同。但是也有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如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就指出：“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郑永年认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过重，对西方政治体制批评不足，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治体制的优势认识不清。”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迫使弗朗西斯·福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以鲍大可、哈里·哈丁、戴维·W.张等为代表的多数自由主义学者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研究中多持客观态度。但一批右翼学者则沿用了冷战思维方式，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的经济崛起被他们解释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试图运用其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来重新构建国际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以满足其自身利益。”他们认为，“中国是美国未来最大的敌人”，“甚至鼓吹21世纪的战争将是因受中国威胁而引起的”。大卫·温格鲁夫（David Wingerove）1990年出版的7卷本《中国》是较早提出“中国威胁论”的书籍。他描述了200年后一个崛起的东方巨人如何挑战西方及其东方盟友日本和韩国，该书拉开了西方学者讨论“中国威胁论”的序幕。

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Ross Munro）在1992年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对“中国威胁论”的概念作了进一步解释。它形容中国政治上是“列宁主义”，经济上是“资本主义”，商业上是“重商主义”，军事上是“扩张主义”，提出“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在亚洲安全的挑战”的观点。1994年9月，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发表《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他认为，到21世纪初，中国为了养活10多亿的人口，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这将引起世界粮价的上涨，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的粮食问题可能会对世界的粮食供应产生巨大的影响。布朗的报告很快就得到西方舆论界的大力追捧。《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和评论。报告被迅速翻译成中文、日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等各种文字，布朗也受邀到世界各地演讲，兜售他的观点，“中国威胁论”由此不胫而走。美国前国会对外援助政策助手、共和党人特里普利特（Edward Timperlake）和美国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廷珀莱克（Williarn Triplett）合写的《鼠年》和《红龙跃起：共产主义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两书，更是把矛头指向“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这一敏感话题，认为中国迅速发展的进攻性导弹正在改变东亚地区的战略形势，破坏地区和全球稳定，从而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另外，还有比尔·格尔兹（Bill Gertz）和斯蒂夫·莫谢尔（Steve Mosher）在2000年分别出版的《中国如何威胁美国》和《霸权国：中国称霸亚洲和世界的计划》等。世纪之交，美国国防部开始依据《2000年度国防授权法》向国会提交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美国国会也成立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并发布年度报告，鼓吹“中国威胁”。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断言，中国成不成为民主国家无关紧要，仅仅是正在迅速发展这个事实就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与美国冲突的道路。任何国家都期望成为区域内的霸主，控制并防止其他国家侵入后院，这是门罗主义的实质。

针对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更多学者主张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会对未来世界构成任何重大的威胁。这是因为：①中国战略目标克制，没有扩张意图；②中国不断调整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积极融入现行国际体系，遵守国际规则；③中国不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不对外宣扬自己的发展模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提出了“全面接触中国”的政策建议。韩国学者李映周对“中国威胁论”也进行了有力驳斥。他认为中国在21世纪强大起来，就必然会实施对外扩张政策、威胁别的国家的观点是极为荒谬的，中国军费的实际增长是极其有限的。“仅从中国外交战略的独立自主、自成体系出发就做出威胁别国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要求中国外交战略完全同美国的外交战略协调，只能是强权政治的表现。”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熊玠批驳“中国威胁论”时指出，西方世界将崛起的中国看作威胁的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给许多人留下了鲜明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拆穿这一谬论也相对容易”，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20多年后仍然被美国及其盟国拒绝外交承认，甚至依然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而当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中国的国际行为也就趋于正常与缓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席位后表现得也很低调”。“中国威胁论”的第二个原因，即很多人认为每一个崛起的大国都被证明具有扩张性和掠夺性。熊玠说，这些崛起的大国“无一例外都是暴发户。然而，崛起的中国并不是暴发户”，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自古以来崇尚和平。

苏东剧变后，有人提出，既然共产党执政70多年的国家苏联都可以迅速地分崩离析，中国是不是也会步苏联的后尘。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处在疆土分裂、政治崩溃或是民主革命的边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崩溃论”一度在西方盛行。最为极端的是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Gordon Chang）。他在2001年底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说，中国共产党“解体”的迹象无处不在，共产党被推翻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他甚至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经济衰退并走向崩溃的时间会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之前。历史的发展给了章家敦之流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国不仅没有被“崩溃”，反而经济更加繁荣，社会更加稳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在2008年出现了金融危机，至今都没有走出这次危机带来的阴影。

多数持客观态度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他们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和困难，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保证了一系列理论、体制的创新，中国政治体制不但没有垮，反而表现出了非常强劲的适应性和“韧劲”。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研究系主任戴维·兰普顿、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Ken Lieberthal）、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和狄忠浦（Bruce Dickso）、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公共事务与政治学院教授墨宁（Melanie Manion）、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伯格斯藤（C. Fred Bergsten）和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米德伟（Derek Mitchel）、卡内基基金会前高级研究所盖宝德（Albert Keidel）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