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引

我们即将漫游的这个地域，距离我们是如此地遥远，追索的历史是如此地悠长。在这个地域之上人类思维的历史发展便是我们行将涉猎的主题。这个地域，就是西欧。西欧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那里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群星灿烂的思想巨人，硕果累累的哲学、科学、文学成就，开拓了人类向更高目标前进的道路。西欧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孕育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卓越的辩证法思想。

马克思学说，特别是他的辩证法，是西欧两千多年辩证思维历史发展的科学成果。它的科学真理性及革命威力已为历史及现实的斗争所证明。要想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有深刻的理解并能正确地运用，就必须透彻了解西欧的文明、哲学以及辩证思维发展的历史线索。

人类的理论思维有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想形式与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密切相关。脱离了这一背景，孤立的“形态”、抽象的“形式”是无法理解的。作为意识与思想表现的范畴与规律，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下，在特定的概念理论系统中，都有其确定不移的含义。因此，我们必须有历史辩证发展的观点，才能掌握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精神。

意识形态、思想形式、范畴规律一旦在现实的基础上形成，它就取得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权利。那就是说，它的逻辑结构、理论内容有其前后相继的自身发展过程。尽管它们自身是抽象的，但它们之间的联系、过渡、转化却是现实的。不要以为，研究思维自身的前进运动，不过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概念游戏。恰好相反，正由于它抓住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掌握了客观联系的必然规律，因而能够从整体上科学地把握住这个客观世界，达到对这个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从而成功地改造这个世界，以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我们只有善于进行概念系统逻辑结构的历史分析，才能切实领会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内容。

马克思辩证法不是死板的教条、僵化的公式。据说拉普拉斯想通过数学的计算找出一个能预知宇宙一切的万能公式，这当然是徒劳的。我们想在辩证思维领域制定一个万应模式，发布一道无上命令，不但是徒劳的，而且是荒谬的。因为这种主观妄想正是辩证思维的对立物。辩证法的真正掌握，主要表现在辩证思维的能力得到锻炼与加强，如能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就能在实践中心随物转、游刃有余、日臻化境。要达到这样一个境界，熟背那些人所周知的辩证法条文是无济于事的。那样，越学距离辩证法就越远。恩格斯早就告诉过我们，要想锻炼理论思维的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没有其他的道路。这就是说，要学习哲学史。所谓哲学史，列宁讲，就是人类的思想认识的历史。因此，我们必须从哲学史的探讨着手，才能历史地动态地追踪辩证思维的行程，使自己的思维能力获得提高，从而透彻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历史继承性与进一步发展的趋向性。

马克思辩证法既然是西欧社会、文化、辩证思维的历史发展的产物，那么，只有从它的历史进程中，深入那“思维自旋”的涡流里，亲身体会辩证思维波涛的激荡，才能具体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谛。

西欧辩证思维的前进运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古希腊辩证思维的发展是西欧辩证思维发展的第一个历史形态。

米利都学派本身的哲学内容，没有多少辩证法。但是这个学派自身的发展，从泰勒斯到阿拉克西美尼学说的变迁，却正好经历了一个辩证发展过程，即从具体（水）到抽象（无定形）复归于具体（气）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一阶段可以视为辩证思维的自在或自发状态。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出现，是古希腊辩证思维萌发的标志。从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他们从数量与型式出发，揭示了辩证法的理论内容，这是一种向外追索的辩证法。所谓向外追索，就是将辩证法作为一个我以外，即主体以外的抽象的“客观对象”加以研究。这是最早出现的较为完备的客观唯心的辩证法，但是其中包含了不少合理的内容。它代表古希腊辩证思维自身发展的肯定阶段。

赫拉克利特从探求我自己出发，他不停留在思维的客观对象上，进而研究思维自身，即把思维自身同时作为思维的对象，探讨反映客观的思维的辩证运动。这样就使辩证法的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了。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基本上是一种向内反思的辩证法。所谓向内反思，就是研究客观事物在思维中的映象，就是考察作为客观事物映象的思维产物，从而探讨思维活动的辩证行程。赫拉克利特辩证法以其全面性与深刻性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称道。它代表古希腊辩证思维自身发展的否定阶段。

恩格斯指出：“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的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页）他还说：“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3页）因此，在古希腊，对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探讨是极为重要的。

亚里士多德从自然生命现象出发，从生物学的研究着手，从客观存在的生长过程中抽象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即“生长原则”，达到了与从数学、抽象思维出发而获得的辩证法的基本原则相同的结论。这个原则就是否定原则。与那种抽象的思辨研究相比，亚里士多德关于辩证思维探讨的出发点，明显地是唯物的。他对辩证法的客观的科学内容进行了实质性的论述。他的辩证法，既不止于静态的抽象分析，也不尽是智慧灵感的闪光，而是从自然、思维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结论。它体现了外与内的结合、客观与主观的结合、自然与生命的结合。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才是古希腊辩证思维的“辩证综合”，这样就使得辩证法具有了原始的科学形态。流行的不确切的说法，将它叫作所谓“朴素形态”。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是古希腊“朴素”辩证法无可争辩的代表。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光辉，由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污染，以及对他的哲学与辩证法巨著《工具论》片面的狭隘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有点黯然失色了。因此，挖掘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宝藏，仍然是我们研究辩证法历史发展的重要课题。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是古希腊辩证思维自身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复归于肯定的阶段。

西欧辩证思维发展的第二个历史形态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的概念辩证法。

中世纪的封建宗教神权统治窒息了人类理性思维活动。信仰代替了思想，宗教践踏着哲学，神奴役着人。神在精神上世俗上的绝对的专横统治达到了顶点。然而，物极必反，这个统治的崩溃，赢来了人性的觉醒。求实态度的确立，使人面向现实，开发自然、研究社会；怀疑精神的出现，是人类思维积极探索的结果，说明人类理性思维的复苏，预示着科学形将萌芽和茁壮成长的前景。此时，知识空前分化，实证科学分门别类建立，有如雨后春笋。

知识的分化，意味着对世界的综合整体认识的背离，但是它同时又开拓了知识进一步向纵深展开的新领域，成了再度辩证综合、复归于整体认识的必要的前提。

黑格尔从唯心的思辨的角度，颠倒地看到了这一综合趋势，即通过分化再度要求综合，科学的局部研究复归于科学的整体化的趋势。他集前人的哲学智慧与科学成就的大成，创造了实际上充满现实内容的概念辩证法体系，即唯心的思辨形态的辩证法。

对黑格尔辩证法研究的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反复强调过，而且他们亲自进行了认真的实践。但是，在以往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是由于它艰深晦涩不堪卒读；或者是由于对它断然否定而加以弃置；或者是由于怕担风险招来不测之灾；……因此，不能认为我们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已经做得很够了。应当知道，我们如果不决心吞下黑格尔这颗“苦丸”，就不能像嫦娥奔月那样飞升，真正达到那人类辩证思维的高峰——马克思的辩证法。

西欧辩证思维发展的第三个历史形态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的否定性辩证法。只有唯物的否定性辩证法才能科学地对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进行真正的辩证综合。这个“辩证综合”的人类的伟大事业，随着无产阶级变革旧世界的斗争，业已渗透到各个领域之中，并取得极其辉煌的成功。例如，马克思在经济领域使用辩证法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甚至使得他的论敌也只有在批判马克思的同时抄他一点东西，才可超过庸俗的自由贸易派。至于在政治与革命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更有切身体会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辩证法的“现代科学形态”。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不是停滞不动的，也不可能停滞不动。随着时日的推移，自然、历史、思维的继续发展，它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历程。

西欧辩证思维历史发展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产生。它自身的辩证运动，也就是“思维的自旋”。

“原始科学形态—唯心思辨形态—现代科学形态”这个“思维的自旋”，即辩证思维自身的圆圈形运动，用它的代表人物来表示就是：

“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

用他们的代表著作来表示就是：

“《工具论》—《逻辑学》—《资本论》”

这就是我们关于辩证法的一个简单粗略的历史分析，也是本书结构的理论与逻辑线索。

我们历来是提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但是，为什么有一段时间竟落得一个“唯心主义猖獗、形而上学横行”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当然，原因是极端错综复杂的，真是“一言难尽”！我不可能对此做出全面的恰当的分析。但是，有三点是我深有感触的。第一，研究哲学的态度；第二，如何对待历史上的形而上学及唯心主义体系，第三，言行一致、贯彻始终问题。

青年马克思在准备他的博士论文时，收集了大量的关于伊壁鸠鲁等人的资料，并加以评注。在这些评注中，有这样一句话：“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12页）这句话讲得好！马克思当时如若迷信权威，就不可能跳出黑格尔那思辨之线织成的网兜，顶多成为鲍威尔、施蒂纳之流的难兄难弟；马克思如若墨守成规，就不可能排除俗见，大胆地从黑格尔的网兜之中取出那颗辩证法的珍珠；马克思如若没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就不可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只能玩弄一些关于辩证法的概念与机巧而流于虚夸与诡辩，因而也就不可能在实践中坚持辩证法的原则。因此，哲学研究的勇敢的自由的精神不可丢。

在如何对待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对这些不能简单地抛弃，粗暴地骂倒，而应该采取批评的也就是分析的态度。他们对待黑格尔的态度就是抛弃其神秘的唯心主义外壳，吸收其辩证法的精华；对费尔巴哈则是批判其形而上学的糟粕，抓住其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们从来不采取绝对地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的态度。

事实上，唯心主义也并非完全胡说，列宁说，它乃是人类的活生生的认识之树上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它既有合理的因素可供我们吸收，又有荒谬的论点可资我们借鉴。恩格斯也讲过，形而上学的方法是片面夸大了知性思维方法，即形式逻辑的作用范围而导致谬误的。其实，知性思维方法、形式逻辑，在日常生活范围内仍然是有效的、起作用的，而且它也是向辩证思维过渡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因此，我们如若把它们与唯物辩证法绝对对立起来，就反而使自己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坑。

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只有具有彻底的思想的人才能在其活动中始终如一。既然我们想要成为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最革命的阶级的代表，就一定要彻底，否则就有背叛我们的事业的危险。”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彻底性是必须坚持的，可惜连普列汉诺夫自己仍不免半途而废。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提出的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由于深入人心，未必有人公开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这就是说：必须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坚持原则，贯彻始终。这一问题关系到背叛与否的问题，是头等大事，必须认真记取。

我希望在我下面的论述中，能努力做到：坚持无私的勇敢精神、辩证的历史方法、彻底的科学态度。但是，这是自己的愿望，未必能实现。因此，我预先祈求同志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