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今学变》之所以没有罗列全部儒者是有其原因的，虽说是儒学史，但是《古今学变》本身的写作目的并不是客观历史叙述，如东涯在序中提及，他试图与历史相对照来证明父亲仁斋通过其“复古之见”而到达的“今日之儒学已经不是唐虞三代之儒学”的认知注36。换言之，他试图将仁斋的《语孟字义》改写成一个通史。这给《古今学变》的叙述方式以一定的制约和特色。

如上言及，《语孟字义》指出，朱子学中的各种概念经常被用作他意，这种变化当然不是因为朱子学的兴起而在一朝一夕间出现的。《古今学变》所要尝试的就是要在历史上定位这些概念何时出现，如何变迁至今日之模样。这就可以说是一种概念形成史，是接近于现在所谓的“观念的历史”（history of ideas）的思想史研究方法。

东涯精通史书，所以他使用的也是诸如《春秋》、正史类的写法，也就是“记始”法注37。现举若干例子如下。

上卷“论唐虞三代之道”一章，引用《论语·尧曰》中尧所说的“允执厥中”，认为“中之名始著矣”，解释其意思说“且其所谓中云者，亦就行事为言，欲其无过不及也。后世则以此心未发之体为中，而圣人之道荒矣”，明示其与后世的差异，明确《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是后人的附会。中卷“论易礼春秋传教学之旨”一章引用《礼记·乐记》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认为“以静言性，始见于此矣”，引用“灭天理而穷人欲”，认为“天理人欲之言，始见于此”，指明《乐记》是受老庄影响的作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东涯特别倾力而为的是“五常”的形成史，更详细地说就是人性中作为“理”的“五常”概念的成立史。

东涯认为，如《尚书·皋陶谟》“行有九德”中列举了“宽而栗”等九项内容一样注38，并称多个德目的做法古已有之。并称的方法有“仁知”（《论语·里仁》《雍也》等）、“仁礼”（《论语·颜渊》等）、“知仁勇”（《论语·子罕》等）、“仁义”（《孟子·梁惠王上》等）、“仁义礼智”（《孟子·公孙丑上》《告子上》）、“仁义忠信”（《孟子·告子上》）、“学问宽仁”（《周易·乾·九二·文言传》）、“和仁义信”（《礼记·经解》注39），“仁敬孝慈信”（《礼记·大学》）、“智仁圣义忠和”（《周礼·大司徒》）、“仁信忠敏”（《左传·成公九年》）、“孝仁智勇”（《左传·昭公二十年》）、“孝仁礼义”（《汉书·贾谊传》）、“仁义智勇”（《淮南子·诠言》）和“仁勇信廉”（《淮南子·兵略》）等，列举方式各种各样，由此推导出如下见解：

仁义礼智之目，参伍错综，或参之他事以为言，当时立教之意可见。而加之以信，而必配五行，其非古可知矣。（“论易礼春秋传教学之旨”章）

而有关五常与五行相互结合并逐渐固定下来的过程，东涯同样采取了“记始”的手法指出期间的几个契机：

《礼记·礼运》：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胤按：人受五行之气以生，其说始见于此矣，然未言受五行之气以为人之五性也。

《礼记·乐记》：是故先王本于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条之行。

胤按：……五常之名，始见于此。

《汉书·董仲舒传》（对策一）：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

胤按：仁义礼智信五者并言，始见于此矣。

《汉书·宣元六王东平思王传》所引元帝诏：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长，耳目牵于嗜欲，故五常销而邪心作。

胤按：……后世天理人欲之说，其渐于此矣。然其所谓五常者，犹就生禀而言。未以为未发之理也。

之后还是用“渐”一词进行了如下概括：

通而考之，以五行配五常，始于班固郑康成，而以元亨利贞配仁义礼智，则见于唐孔氏，而成于朱子。其所由来者渐矣。（“论朱子之学”章）

由此可见，东涯主张构成性理学之根本的“五常”概念只不过是历史产物，而不是什么普遍的人类本质。也就是说，《古今学变》是通过将父亲仁斋开始的对于朱子学的批判置于历史之中而将其相对化的手法完成的。

另外要提及的是，东涯认为，宋学诸家之间也有思想上的差异。而后世学者基本上对这些差异不闻不问，认为现如今的教义都是上古传下来的没有任何改变，这种认知才是东涯所要质疑的注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