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学从公元6世纪开始传入日本，之后一直到16世纪，都是贵族的学问。特别是清原氏、中原氏等世袭“博士”官职的贵族，代代都在从事经学研究。只不过到了13世纪以后，前往宋朝学习并归来的禅僧渐次给日本带来了当时兴盛的朱子学，到了17世纪的时候，掌握政权的德川幕府更看重朱子学，而儒学的学习研究者也逐渐向武士阶层、町人（都市工商业者）阶层转换。

期间，虽然学者的精力主要在于吸收中国的儒学思想，但是早在德川时代初期，就出现了一些并非简单模仿中国而是具有独创见解的儒者。其中之一就是提倡“古义学”的伊藤仁斋（讳惟桢，1627～1705）。其著作《语孟字义》对天道、天命、道、理、德、仁义礼智、心、性等概念进行了彻底的分析注29，同时，又详细地指出有关宋儒对这些概念的解释的偏离问题，被认为是抢先于清代大儒戴震（1724～1777）的《孟子字义疏证》的著作。

《古今学变》的作者伊藤东涯（讳长胤，1670～1736）是仁斋的长子，在仁斋死后陆陆续续地整理刊发其遗著，努力继承和扩充其父亲的学说。虽与同时代的荻生徂徕（1666～1728）相比少了一些盛名，但在当时是公认的东西博学之人注30。

东涯笃实的学风在语言学（《操觚字诀》《用字格》）、博物学（《名物六帖》）、制度史（《制度通》）等过往日本儒者不太注意的实证研究中得以发挥。其时正是清初康熙雍正年间，在中国也是考据学逐渐兴盛的时期注31。

《古今学变》如其名，论述的是古今儒学之变迁，是一种儒学思想史。但是，在当时，儒学教义会随着时代变化的观念并不普及。东涯在《古今学变》的序中指出当时学者的弊病：

唯知在宋明疏解之中校其短长，争其是非注32，而不肯上下二千余年间通览源流之所自，直以今日之学为唐虞三代之学，而不知其离合沿革不可復复一言断、一事辨也。

在他看来，这些学者将自身闭塞于宋明儒学的围墙之中，无视儒学上下两千年的源流，将今日之学问与古代的学问视为一体，而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视野。他们无视自身所属时代的局限性，对自己所信奉的思想的普遍性笃信不疑的态度促使东涯执笔写就《古今学变》。

《古今学变》承认儒学历史经过两次较大的变动，即汉、宋两大变革期，这符合后世普遍承认的将儒学史划分为原始儒学、汉唐训诂学、宋明理学三个时期的看法。但是，东涯做的并不是要指出这些转换时间点，他要强调的是“渐”，也就是逐渐变化的过程，这种逐渐变化的累积才使得今日儒学与上古儒学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引用《古今学变》一节如下：

三代圣人之道变为今日之学，其所由来者渐矣，岂一朝一夕之故也哉。一变乎汉，再变乎宋，潜移默夺于千有余岁之间，以至今日，而今日之学不复与古之学同矣。

再引其目录如下：

卷之上

论万世道化之所本

论唐虞与三代之道注33

论夫子立教之旨

论子思立教之旨

论孟子立教之旨

卷之中

论易礼春秋传教学之旨

论汉儒学问之旨

论隋唐诸儒之学

卷之下

论宋周程张李四子之学注34

论朱子之学

论陆氏之学

论阳明王子之学

其中，“论汉儒学问之旨”一章中提及贾谊、董仲舒、刘安（《淮南子》）、扬雄、郑玄、班固（《白虎通》《汉书》），在“论隋唐诸儒之学”一章中提及王通、孔颖达、韩愈、李翱等，虽并没有能够涵盖全部儒学大家，但总体而言也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儒学史论述。

另外要提及的是，东涯死后半个世纪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82）的“经部总序”指出汉代以后经学史的六个转折期，认为说到底还是归为汉学、宋学两派之争注35。这本著作与《古今学变》的写作意图不同，探讨的对象范围、详略也有所不同，但也是近代有关中国儒学观的代表性著作，可以比较性地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