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的现代形态与理论背景

就儒学的现代性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不等于文化复古，而是通过兼收并蓄实现“中西合璧”。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思想、价值、道德都集中体现在儒家文化之中，因此复兴文化的根本是复兴儒家文化。当然，儒学不能故步自封，必须与时俱进，抛弃那些与过时的思维方式、习俗和社会制度相关联的元素，保留传承与现代思维、社会生活和全球化相适应的元素。

东亚的经济发展助长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东亚各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使得“重新评价儒家在东亚现代性中的角色，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注1”。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来看，东亚有望成为继北美和西欧之后的第三大板块，而东亚的崛起将主要取决于已成为世界多种力量聚焦点的东北亚。儒家思想对东北亚地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些地区曾经都在汉文明的影响之下，其中儒家的价值取向注2与东北亚各国的思想伦理、社会形态高度相关。这意味着，经历了近代化考验的儒学已经成为推动现代化的积极力量。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陷入空前的、全面的危机。这些危机来自西方国家的侵略，西方近代思想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侵略扩张，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政治、教育等诸方面带来了巨大冲击，引发了中国一系列近代化的改革。19世纪末，儒学的知识体系面对巨大挑战，洋务运动后期，维新派在各地开始兴办新式学堂，1899年以来各地书院已渐改为学堂，至1905年传统儒学教育已在无形中消失。辛亥革命后的短暂时间内，儒学已整体上退出了政治、教育领域，儒学典籍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辛亥革命前后放逐儒学的运动进一步推展到伦理和精神的领域。从文化上理解近代中国面临的危机，贺麟早已提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注3近代中国没能应付新的世界局势，除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侵略和西方文明的挑战等外在原因，其内在原因在于儒学的丧失，儒学作为中国思想、精神的根源，在这一时代无法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随之中国人逐渐丧失了对自己传统思想文化的自信。贺麟的这种内在式自省把近代中国文化危机只归于儒学的消沉僵化，这并不是很全面的分析。就文化观念而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正确地平衡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发生文化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危机主要来自当时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与观念，因此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为研究对象的文化辨析必然在这个时代成为儒学的主战场。

20世纪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道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这都是以“儒家哲学”“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形态所显现的理论思潮。他们虽然分别汲取了西方新实在论、西方逻辑学、亚瑟·叔本华生命意志论、康德哲学的原理，但依然坚持程朱理学、本体之“道”、大易哲学、儒家心学，形成了儒学本身的一种现代形态，即现代中国哲学。

张君劢早在1933年的《民族复兴的学术基础》，强调学术基础的重要性，后来在宣讲“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时也明确指出：“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注4这是当代新儒家一贯坚持和强调的部分。20世纪70年代，在当代新儒家还未受到特别重视时，张灏发表了《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他认为不能仅从民族危机和现代性的观点来了解中国文化所遇到的危机，必须从“精神”层面来理解文化危机的根源。“新儒家是对思想危机的回应”注5，“传统价值取向的象征日益衰落，于是中国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迷失’境地，这是自中古时代佛教传入中土所未有的。”注6这种“迷失”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道德迷失”，这是指五四时代的激进主义者要求对所有传统的儒学价值进行重估，在道德上打破传统旧习，破坏和否定自己的道德价值传统，造成了道德迷失的普遍心理；其次是“存在迷失”，这是指传统宗教信仰已遭到破坏，由苦难、死亡、命运造成的焦虑失去象征性庇护时，人对存在感受到的困境和痛苦；第三是“形上的迷失”，这是指科学传播冲击了人的原有世界观和宇宙观，人对世界的究竟原因，对世界统一性的理解找不到答案，对传统哲学的摒弃，使得人对物理世界以外的世界理解，对形上世界观的需要无法满足。注7由此可见，张灏多是从内在因素来解析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危机，从当代新儒家的角度而言，中国文化的危机最突出的是精神危机，即道德、存在和哲学世界观的损伤或迷失。对这些思想危机的哲学回应乃是新时期儒学研究最根本的目标。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儒学研究逐渐兴盛起来，其研究领域及范围进入了新的时期，表现在：（1）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以前学术界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面较窄，往往主要集中在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研究上。而近30多年来，除了孔、孟、荀、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等重要儒家外，探讨贾谊、司马光、李贽、黄宗羲、魏源、林则徐等人政治思想的文章也开始出现，且越来越多。（2） 研究深度不断加大，研究方法也朝着系统化科学化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相关专家学者大多都能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对儒家的政治思想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而且还能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深入探讨形成这些思想的原因、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区别及对当代社会的指导意义。（3） 关于政治思想专题研究的著作大量问世。其中不乏鸿篇巨制，如由张岱年、敏泽主编的《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这部巨著共五卷，400多万字，内容涵盖了整个20世纪百年来中国社会人文思潮发展所积累起来的浩繁文献史料，对于每个历史时段有关儒家政治思想方面的“论争”都做了专题研究。（4）儒家经典的外译工作突出。跨文化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流的方式会有不同，因此研究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注8儒家思想要实现跨文化传播首先要进行语言上的阐释，用受众可以理解、接受的语言来传达所承载的思想。因此儒家经典英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作为从一种语言文化到另一种语言文化的替代过程，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传播活动。

20世纪80年代后期，贺麟指出：“西洋文化学术大规模的无选择的输入，又是使儒家思想得到新发展的一大动力。表面上，西洋文化的输入，好像是代替儒家，推翻儒家，使之趋于没落消沉的运动。但一如印度文化的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西洋文化的输入，无疑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西洋文化的输入，给了儒家思想一个考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注9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危机， 在思想方面主要指儒家文化的丧失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输入，因而造成了儒学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儒家文化的保存与传承不仅要面对西方文化的输入，并且要了解西方思想、吸收或融合西方文化。只有经历了如此历程，儒学才能获取真正的现代性，正如宋明理学吸收融合佛教而发展出新的儒学形态一样。只有在文化上扬弃西方学术的权威性，儒学才能在现代生存。冯友兰的新理学所强调的正是这一点。所谓儒化或转化，正如宋明理学对于佛教的吸收和转化，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西方文化，并把吸收来的西方文化的因素加以融会改造，使之变成自己思想的部分；是用儒家思想统贯外来思想因素，自主地重建新的现代儒学。熊十力的新易学哲学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重建这样的儒学，本质上必然是学术的研究和发展，从而儒学的学术发展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工作。注10

在此理论背景下，儒学的现代形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索：

首先，普遍与特殊、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是最古老的哲学和思想学问题之一。通常所说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主要集中在价值与价值观领域。儒学的普遍主义是以人和万物本质、本性的共同性、普遍性等观念为基础，以人类普遍价值体系为前提。儒家思想的内在普遍价值之一就是仁爱精神，尊重他人的愿望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精神，仁爱本质上是普遍同情，它主张包容一切、关照一切。儒家始终把“反求诸己”与“不怨天，不尤人”作为修身的核心，同样是尊重他人；儒家的“天人合一”与“万物一体”思想，教导人们要学会同万物相处，善待他人与自然。儒学将人的尊严与价值放在人的道德自觉和人格境界上，不以出身与身份来衡量人的优越性，这种人性论主要以人性平等论作为前提，它为所有的人赋予了共同的人性，即普遍人性论。如，“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些句子都不含专名和时空限制词，因此一般解释为其中哲理特质是普遍有效的。孔子主张，所有人的本性都是“相近”的，所有的君子都会“忧道”，所有的仁人都“爱人”并遵行“道德金律”。但从特殊主义的观点而言，“性相近”没有将这个“近”落实为观念化的对象，不管是孟子讲的“性善”，荀子讲的“性恶”，都超出了对普遍与特殊、是与非做二元化区别的倾向。儒家讲仁者“爱人”，但要求首先爱自己的亲人，“立爱自亲始”（《礼记·祭义》）、“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这无法解析为普遍主义的价值体现。从表面上看，它也是普遍化的价值，要求所有人都去爱其亲人，但它却从思考方式上就不同于无差别地爱所有人，因为它的要求涉及时空差别所造成的差异，即“亲”中总有的差异，不合乎普遍主义的“爱人”观。就“爱”的内容而言，未满足普遍主义的要求，即普遍化价值会导致形成一种让所有现象无差别地来模仿的“标准”。另外，特殊主义是普遍主义的对立面，将中国和儒学视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而不具有普遍意义。特殊主义实质上是对孔子和儒学宗旨的背离，因为孔子和儒学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并不只是鲁国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一种普遍主义的关怀。

其次，“个体”概念通常包含“个体权利”与“个体自律”的双重意义。论述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时，始终避不开一个问题，即儒学如何面对现代“个体”，如何与现代的“个体权利”对接。“个体”的诞生，可以说是现代世界与传统社会断裂的重要标志。对于如何界定“个体”概念，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观念的影响甚大，并奠定了现代社会的价值与组织基础。孔孟—阳明—现代新儒家都提过“道德自律”观念的重要性，个体的道德自律与儒家思想有很大的思想对接。关于“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很多国内学者对此产生共识，常会由此角度探索儒家传统中“个体”思想的资源，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秩序，其中“修身”基于“个体”的道德性而完成。从孔子的“为仁由己”，到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人皆可以为尧舜”，强调的是人的“修身”之本，即道德性。“修身”首先就是“正心、诚意、致知、格物”，通过这个过程，将潜在的道德性实现出来，最终目标即是“成圣成贤”。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及其自由和权利反而需要被抑制。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会赋予“个体”一种道德性的而非权利性的界定。注11

儒家对于“个体”的要求基于“修身”，即道德行为，并且道德行为的主体一般是“君子”和“士人”，儒家尊重“君子人格”，很明显，儒家重视的是“个体”内在良知的坚持和“道德自我”的价值与尊严，在此意义上儒家思想带有个体主义的倾向。但这与现代社会的“个体权利”有明显区别，在现代社会主张“个体”，通常建立在非道德性自由概念基础上，并非建立在“道德自我”完善的基础上。基于儒家道德觉悟的心性之学没有捕捉到现代性根基，因此未能对接现代非道德性自由与权利的概念。现代社会所强调的“个体”概念在起源上具有强烈的西方非道德的正当性。其实西方自然法思想传统也体现了重道义的一面，但从托马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开始，西方思想界将个体权利和自由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上。当下，可以从儒家“道德自律”的角度来探索“个体”的平等，可以从“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角度来讲述“个体”的尊严，但所指的平等与尊严都还只是隐形或潜在的可能性，“个体”的尊严要靠人的修身去争取。孟子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便是“个体”尊严的来源，“仁义”的内在依据，如何实现出来，只能依靠“个体”的修身。当然，在个体的自由和权利的伸张方面，儒学的理论依据是薄弱的，这正是儒学的现代转型一直处于彷徨之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现代性的特点之一就是“个体”思想，个人权利就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在此意义上儒家的“道德自我”或“修身”不能代替现代社会的“个体权利”，更不能借用儒家因素去取代现代社会的个人价值要求，也不能盲目探索儒家思想中的现代价值形态。现在需要的是如何正确理解儒家思想中的“个体”概念，如何利用儒家价值观去消解现代社会的“个体权利”所带来的消极或负面影响，这才是儒家传统之于“个体”的现代意义。

最后，儒学始终是在与其他传统思想的融合互动中产生、发展，因此儒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如果要正确理解儒学的现代意义，必须正确看待儒学价值的多元普遍性。儒学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从鲁国的一种地方性学说逐渐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主流与国家意识形态；儒学又逐渐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东亚地区，形成了韩国儒教、日本儒教和越南儒教，成为东亚思想的核心内容，这都是儒学通过吸收融合其他思想学说从而丰富发展自身的结果。儒家思想具有包容性与和谐性，主要基于儒学对“多样性”世界与“多元化”价值的肯定而完成判断的。

孔子的“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思想不仅是儒家用以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也同样适用于不同的思想体系、民族与国家之间，它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现代民主观念、现代理性交往情境，均有价值上的关联。“和而不同”的前提是“不同”，而“不同”正是“多样性”；“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前提是“道并行”，而“道并行”正是“多元化”。所谓“和而不同”，就是在保持自我认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并认可“他者”的存在及其特性，与不同的他者和谐相处，既不屈己从人，也不强人从己。到了宋明，儒学的这种多元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理一分殊”的思想。“理一分殊”就是认为世界上虽然存在着统一性的法则，但不同的思想体系、价值观念、信仰都可以是统一性的不同表现形态。儒学多元主义的价值观与历史经验，无疑可以为全球文明对话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丰厚的资源。全球化其实是世界史上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是世界各地区联结一体进程的一个新的阶段，全球化为东方文明和思想提供了新的机遇，从根本上改变着三百年来东西方文化失衡的状态。值得关注的是，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全球化思想与地方性思想，不完全处在对立或排斥的关系中，这些思想其实都始终关联着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传统思想的命运如何，或者如何面对传统思想的价值体系，都会体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共性，以及这种共性在全球化趋势背景下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