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儒教的现代形态与理论背景

儒家思想自公元28年传入日本，经江户、奈良、平安、镰仓四个时期，得到了深化。在早期传播中，儒学是统治阶级的官方学术，是一种脱离大众的贵族知识，在当时的社会并没有转化为社会与民众的需要，更没有融于日本文化当中。直到大化革新时期，儒学才在日本以教育传播的形式逐渐深入到学校及各地，得到广泛传播。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对于日本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文学艺术各领域，均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儒学东传，经过长期的“日本化”注12的变迁而融入到日本社会当中，从而形成了日本儒教注13。儒学与东亚社会可谓常论常新的话题，作为学问的日本儒学各派早在江户时代就已呈诸家争鸣之局面，对当时的日本社会诸多领域发挥着正负双向的作用，其影响延续至今。长期以来，日本学界对儒学研究保持着较复杂的看法。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在儒家伦理下培养而成的、注重对现实世界的肯定与适应的心态，阻碍了近代化的发展。如安藤昌益注14、渡边浩注15、黑住真注16等日本学者曾主张，近代以来，无论在社会政治领域、教育领域还是生活领域，儒家学说的传统在日本几乎“荡然无存”，并否认了儒学的近代性。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后，对日本文化的各领域均产生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如辻达也注17、田尻祐一郎注18、宇田尚注19、涩泽荣一注20等部分学者和企业家承认，儒家思想对日本政治、道德、宗教、文学、史学、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并认为儒家伦理可能成为东亚各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助力。

虽然在现代日本，作为意识形态体系的儒学已不复存在，但也有不少日本学者在研究儒教。在日本儒学研究方面，以土田健次郎、池田知久、吾妻重二、衣笠安喜、户川芳郎、冈田武彦等为代表的学者，关注近世日本尤其是德川时代日本儒教的发展历程与形态变化。在东亚儒学比较研究方面，以沟口雄三、岛田虔次、小岛毅、菊地章太等为代表的学者，从比较思想史、比较宗教史的视角观察明清东亚儒学的差异和嬗变。

近年来，日本学界的儒教研究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类立足“儒教”范畴释义，展开儒教本体论研究，例如，吾妻重二的《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土田健次郎的《近世儒学研究的方法和课题》、加地伸行的《何谓儒教》、黑住真的《近世日本社会与儒教》、浅野雄一的《儒教》、宇野精一的《儒教思想》、衣笠安喜的《近世日本的儒教和文化》、户川芳郎的《儒教史》等，该类研究以宗教学、思想学、历史学的视角介绍了日本儒教的发展历程、形态变化和近代意义。第二类主要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例如，小岛毅的《东亚的儒教和礼》、竹村牧男的《佛教与儒教》、安冈正笃的《儒教与老庄》、菊地章太的《儒教、佛教、道教：东亚思想空间》等，该类著述立足比较思想学、比较宗教学的学术视野，所提观点富有启发价值。第三类主要关注异文化理解中的儒教思想的作用，如，林松涛的《作为新语言文化现象的新儒教：读经、政治儒教、天下体系》、王敏的《中日文化理解：儒教思想篇》、蔡明哲的《企业经营与儒教文化》、李建的《消费行动比较与中日文化理解》等，该类研究以文化学、社会学、经营学的角度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儒家思想的差异。

但是现行出版的有关日本哲学史和思想史的专著，很少涉及儒家学说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只强调儒学对日本近代化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这与在韩国的研究状况有很大区别。儒学在韩国传播、发展的范围及影响深远，至今在韩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清晰可见。儒学对韩国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突出的显性表达，相反，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内化为一种潜移默化的隐性思维。大部分的韩国学者承认注21，在韩国社会所通行的伦理、道德、原则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价值标准，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多受到欧美的价值观和经济模式的影响，但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潜在的、根深蒂固的力量始终影响着韩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在高度现代化的韩国社会中，儒学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这值得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深思，因此应积极发挥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作用，正视儒家思想的现代性和时代性，在对比研究中取长补短，促使本研究内容更具有现实意义。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典籍的输日，中国学者的赴日，日本学者和僧侣的来华，均承担中国文化传统输入日本的重任，特别是由于中国典籍在日本的传播，时间久长，因此中国文化传统在日本扎根是无疑的，因此仅就这一点来说，日本的文化传统是“日本化”了的文化传统。但是，日本现代化并不能过分强调儒家思想，或者扩大一些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因为它是日本吸收了中国的儒家文化而后形成的其本国的文化传统。虽然两国的文化是共源的，但所形成的文化传统有明显的差异。而且，日本是在不断地吸收欧洲文化的情况下，使传统文化与欧洲文化相融合。众所周知，日本现代化的历程，是充分吸收两种相互冲突和对立的中西方文化，经过它的剪裁取舍，糅合成一体，极其鲜明地显现出自己的特色，既取自于中西方文化传统，又不同于中西方文化传统，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文化特征。关于这一点，李卓在《“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一书中提到，“古代日本人吸收唐文化，转化为本民族的和风文化；明治维新后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是基于‘和魂洋才’的指导思想，以传统伦理之‘和魂’，拥抱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洋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吸收美国文化”注22。他认为日本社会的发展虽一直处于外来文化的影响之下，但日本文化由于其自身固有的保守性和排他性，无论历史上如何吸收外来文化，都不曾动摇日本文化的根基。日本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却不是儒教国家；虽受佛教文化影响，却也不是佛教国家。

这正是丸山真男主张的“日本性”，他在晚年为探究日本文化传统中所存在的“日本性”问题而提出了“原型―古层论”，在1961年出版的《日本的思想》、1972年发表的《历史意识的“古层”》、1981年撰述的《原型、古层、执拗低音——有关日本思想史方法论的我的足迹》中，着重探讨日本文化的结构类型，加深对日本思想文化（思维方式、价值意识等）最深层部分的探究。丸山提高了“日本性”或“日本化”一词的使用频率，用来解释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丸山一直强调，“‘日本化’并不意味着‘日本主义化’”注23，“儒教‘日本化’过程中的实际状态”也正表明日本文化原型和儒家思想以及日本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注24很显然，丸山主张的“儒教日本化”只在他提出的“原型”论框架中才能成立，他的主要思路是外来思想不是“原型”，“原型”是使外来思想发生“变容”的基础与前提，因此“变容”正是“日本化”过程，其特点就是“日本性”。 丸山作为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巨擘，开创了对东亚朱子学与日本徂徕学的研究，较长时间影响了东亚儒学和日本思想的研究基调。

“儒教日本化”在近代以后的日本如何显现出其形态，这是本文关注的另一个问题。

首先，从涩泽荣一开始，日本企业文化便将儒家思想纳入其思想内涵，积极汲取儒家文化的精华，促进企业的发展。如松下幸之助、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都认为现代经营企业首先要“营造人”，以人为本，是日本现代企业取得成功的重要方法，因此积极运用了儒学中对人关怀和尊重的思想。从日本企业发展之道，可以分析儒学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从中也可以吸取有利于中国企业自身发展的经验，探讨出儒学在新时期经济建设中对国家和社会集团的作用和贡献。《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在日本形成一种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日本民族将“和为贵”的思想奉为民族精神的精髓，将自己民族称为“大和民族”；将日本企业称为“株式会社”，意为国家和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持大家庭的团结、和谐，应该避免内部的对抗和冲突。“和谐”思想缓解了近现代日本社会的劳资关系，增强了民众对国家和所属组织的服从意识与认同感，进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实现日本式“和”或“和谐”的目标。

其次，“修己安人”的管理观的体现。“修己安人”出自《论语·宪问》：“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意为修身以做出表率，建立权威，使他人安于本分，各得其所。“修己安人”里的“修己”与“安人”，不是两个各自孤立的概念，而是一种因果关系——修己是管理的基础，安人则是管理的目标。这种管理思想，源于儒家修身为本的思想；正如《大学》所言：“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太平。”注25管理者只有修好身，才能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孔子还提出“正人先正己”“身教重于言教”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管理理念，这一理念正被现代管理界所认同。日本“经营之神”土光敏夫在《经营行动指南》一书中谈到“对管理者最大的要求，在管理好他自己，而不是管理别人”；“人们不会由于你的说教而行动，如果你身体力行了，人们就会行动起来”；“部下学习的是上级的行动，上级对工作全力以赴的实际行动，是对下级最好的教育”。注26“修己安人”既是“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也是儒家管理哲学的精髓。日本人认同这一观点：做事先做人——只有先把人做好，才谈得上管理，在这一方面，日本有深刻领会，坚决践行。

最后，日本的家庭教育以儒教的人伦道德理念作为重要内容，家庭德育主要强调儒教的“仁、义、礼、智、信”等思想体系，强调要尊老爱幼、孝顺父母、礼让诚信，形成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就孝而言，早在古代的日本就有所体现。古代日本根据儒教的“三纲五常”制定了忠孝关系，儒教以顽强的生命力深深地扎根在日本社会中，最重要的表现内容之一就是“孝”，日本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受到“孝”长远而强烈的影响。“孝”在古代指子女一味地顺从孝敬父母，孝顺敬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道德伦理上是不可代替的精神支柱。而在日本现代社会中，随着家庭传统模式的不断解体，家庭规模逐渐收缩，小家庭现状随之产生，导致对父母顺从和奉养的观念也逐渐减弱。即使“孝”的观念在逐渐淡化，并不代表“孝”意识已经在日本家庭中丧失，其实在日本现代家庭中的孝道已经演变得更加自由、更加理想化，父母不再要求子女的绝对赡养，而是希望与子女之间能够达到息息相通、贵在知心的精神层面，彼此之间形成相互协作和支持的家庭关系，这就是当今日本社会家庭中“孝”的主流趋势。

总而言之，中国儒学在传入日本的过程中，经过日本人的不断吸收、融化，加之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已成为日本大和文化的一部分。如汉字使用、年号运用、服装建筑样式等表层文化方面，日本采取积极模仿的方式；律令官制、法律、科举、户籍等社会制度方面，采取先吸收后放弃的方式；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身份等级制度的改革方面，先进行一定的改造后再融化到日本社会；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日本不接受或抗拒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学在传入日本的过程中，日本不是全盘照搬或全部接纳儒学的思想观念，而是根据日本的实际国情部分接纳和吸收，依据日本所特有的内涵和文化底蕴改造成一种符合日本社会发展的儒教，它是经过改造所形成的日本所特有的儒教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