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对外战争

汉武帝自元光二年（前133）起，至征和四年（前89）止，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集中全国一切可以调用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展开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其中包括击匈奴、平两越、攻朝鲜、击大宛、通“西南夷”等。战线如此之长，时间如此之久，且一改高、惠、文、景四朝的被动防守，以主动出击、狂飙突进的战略新思维指导作战，这一切显示了汉武帝意欲彻底消除边患、使匈奴臣服的勃勃雄心。司马迁正生活在汉武帝征伐四夷的时代，长期而又复杂的战争环境对其生活轨迹、政治立场、审美倾向等均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在《史记》中对汉武帝对外战争的记述，既具有弥足珍贵的军事史料的价值，使人们得以全面认识汉武帝时期的战时体制和军事作为，同时又较为立体地展示了司马迁本人的军事思考及美学旨趣。

一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比汉武帝小11岁。当司马迁从10岁起开始“诵古文”（《太史公自序》），逐步建立完整、系统的知识结构时，已经二十多岁的青年天子汉武帝正酝酿着一场扫荡匈奴的大战。

元光二年（前133）春天，汉武帝针对匈奴的侵扰，诏问公卿道：“朕饰女子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汉书·武帝纪》）显示了汉武帝意欲讨伐匈奴的胸中火焰已熊熊燃烧，不可遏制。他深感和亲政策的软弱与屈辱，决心以武力解决匈奴问题，并于该年夏六月实施了马邑之围。此次行动虽无功而返，但却拉开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序幕。是年司马迁13岁。

其后15年，汉武帝取得了对匈奴作战的一系列胜利。元狩二年（前127），司马迁19岁时，汉军夺得河南地，使匈奴从此失去了进攻中原的跳板，都城长安因此消除了以往经常遭到匈奴威胁的局面。河南之战的胜利，标志着汉匈作战的良好开端。后来，汉军在卫青、霍去病等将帅的带领下，接连取得了漠南之战（前124—前123）、河西之战（前121）、漠北之战（前119）等一系列战役的辉煌胜利，“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史记·匈奴列传》），基本解决了困扰汉朝百余年的匈奴边患问题。

就在河南之战的第二年，20岁的司马迁在战争胜利的喜庆锣鼓声中，开始了他长达八九年的壮游生活，足迹到达今天的陕、鄂、湘、赣、苏、浙、皖、鲁、豫等九省区，行程将近三万里。司马迁的壮游各地，不仅仅是为了参观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山川名胜，还肩负着意义重大的学术考察任务，为他日后创作《史记》积累素材。这期间，汉匈前线的捷报频传，极大激发了司马迁研究战争的兴趣。他在《史记》中谈及自己的壮游时，曾多次提到对古战场遗迹以及战争人物故地的探访。如：

（1）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魏世家》）

（2）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淮阴侯列传》）

（3）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樊郦滕灌列传》）

引文（1）表明司马迁曾到过魏国的大梁故城，考察秦人公元前225年水灌大梁的情形。大梁水淹三个月后城坏，魏人被迫请降，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至此灭亡。司马迁通过游览大梁故城，真切了解了魏国都城遭淹的惨烈一幕。这为他在《史记》中描写战国后期的兼并战争、探讨魏国灭亡的原因，提供了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他也因而获得了史家重建当年历史情境的可信资料。引文（2）说明司马迁对韩信故地的探访。淮阴侯韩信在楚汉相争中将战争艺术演绎得精彩绝伦，取得了他人所望尘莫及的辉煌战果，为刘邦打下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司马迁走访淮阴侯韩信的故地，向当地父老打听韩信的逸闻琐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进一步了解韩信的不凡志趣与雄韬伟略。从引文（3）可知战争的神奇作用：萧何、曹参、樊哙、滕公等人原本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战争的暴风骤雨将他们塑造成历史舞台的显赫主角。司马迁由此加深了对战争的认识，感受到战争对于激发人的才智、改变人的命运，以至重建社会结构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从司马迁的上述实地考察可以看出，他对历史上的战争人物与重要战役，倾注了极大的研究热情。顾炎武曾高度称赏司马迁的兵学修养道：“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日知录》卷二）可知司马迁对军事学的探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在《史记》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军事学的深厚学养，当得力于他所生活的汉匈战争环境。他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术调研活动中，对战争领域所投入的精力与热情，无疑与当时汉匈前线的喜人形势是有直接关联的。

汉军在北方大漠力克匈奴的辉煌战果，给予了汉王朝前所未有的傲视寰宇的心理能量。元封元年（前110）十月，汉武帝率领十八万铁骑，浩浩荡荡巡视北疆，以震慑大汉帝国最强大的对手——匈奴。豪情满怀的汉武帝向单于发出了令其胆战心惊的通告：“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汉书·武帝纪》）在此之前的汉匈关系史上，汉人何曾有过如此扬眉吐气的宣言！可以想象，司马迁听到这种宣言后该是何等的欢欣鼓舞！值得强调的是，元封元年在司马迁的生命历程中，实乃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年份。正是在这一年，司马迁郑重接受了父亲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决心接力撰写一部能够媲美《春秋》的史书。司马谈希望儿子能在“今汉兴，海内一统”（《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盛世景象激发下，记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不朽业绩；司马迁流泪答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同上）他决心牢记父亲的嘱托，挥动如椽大笔，记录他所生活的“英雄时代”，描述这个时代所涌现出的杰出人物。

飞将军李广便是抗匈战争的火热熔炉里锻造出来的一位战争英雄。司马迁曾说：“古者富贵而名摹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太史公自序》）。进入《史记》人物传记的传主，必有其“倜傥非常”的表现。那么，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是如何描述李广卓异品性的呢？他以诗人般激情四溢的笔触，彰显了李广挺立在死亡边缘演绎神勇的英雄气概。126司马迁对战争状态下的生死极限情境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悟。这种情境考验着人的勇气、智慧和情操，激发出和平时期所难以看到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行为。在司马迁看来，战争人物的本质力量就是在这种地方得到爆发式呈现的。而李广正是这样一位完美体现战争条件下的人性魅力的时代英雄。李泽厚说司马迁的《史记》“强烈地表现了中国古代英雄主义的精神和理想”127。这种对于“英雄主义”的热切追求，实乃深深植根于汉武帝“英雄时代”的肥沃土壤。抗匈前线的节节胜利，以及平两越、通西南夷的成功，标志着西汉王朝的国威已达顶点，这种形势对于青年司马迁的巨大鼓舞是不言而喻的。李长之认为：“汉武帝在许多点上，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有许多相似点，而且太相似了！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128的确，司马迁将汉武帝时代囊括一切的宏大气魄，转化为龙腾虎跃的雄健文风，转化为具有“伟丈夫”般阳刚气质的战争美学风尚。以《李将军列传》为代表的《史记》军事人物篇章，不仅是对这种美学风尚的最好呈现，更是对汉武帝“英雄时代”的生动阐释。

二

司马迁的生活、创作与盛唐大诗人杜甫有相近之处。杜甫既目睹了唐玄宗“开元之治”的盛世图景，也亲身体验了“安史之乱”以后大唐社会江河日下、一蹶不振的巨大悲哀。前者赋予杜诗以大气磅礴的盛世激情，后者给杜诗添加了沉郁顿挫的动人力量。司马迁也经历了社会政治由盛转衰的过程。在《史记》当中，人们既可以感受到司马迁崇尚英雄的火热激情，更可以体察到司马迁的深广忧愤。他以一种富有悲剧精神的审美眼光考量古往今来的英雄，从而在《史记》当中构建了一道独特的悲剧英雄的人物长廊。因此，正如分析杜诗沉郁顿挫的诗风，无法忽略安史之乱的时代苦难一样，对司马迁笔下悲剧英雄与悲剧审美观的把握，也不能不了解汉武帝晚年文治武功的彻底破产，不能不了解司马迁对汉武帝对外战争所做的深沉反思。

依据张大可先生的研究，汉武帝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战争从元光二年至元封六年（前133—前105），共29年，而大规模战争至元狩四年（前119）基本结束，是十五年。”“后期战争从太初元年到征和三年也是十五年（前104—前90）。”129如果说司马迁在战争的前期是被“英雄时代”的社会精神所激荡，意气风发地支持汉武帝对外战争的话，那么战争后期的接连失败，以及因此而暴露出的种种社会问题，使汉武帝的圣君形象在司马迁心头渐渐倒塌；加之他在天汉二年（前99）不幸遭遇了“李陵之祸”，开始以痛苦而又冷峻的态度思考现实政治，因而逐渐改变了对汉武帝征伐四夷的态度。试读以下两段司马迁对汉匈战争的议论：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彊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

由上可知司马迁的复杂态度：一方面肯定汉武帝征伐匈奴的正义性，因为汉武帝是在“匈奴常为中国患害”的情况下，才奋起反击“设备征讨”的。在《匈奴列传》等篇章中，司马迁用了大量笔墨记述了历史上匈奴对汉人危害巨大的侵扰，以及随意撕毁和亲条约的背信弃义。如果说在西汉前期，朝廷受国力所限而无力展开对匈奴的大规模作战，那么到了汉武帝时期，积聚了七十余年的强大国力，为汉人提供了抗击匈奴的经济基础。司马迁在抗匈战争的前期，热情支持汉武帝的对外战争正基于此。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匈奴列传》的“太史公曰”中，通过《春秋》记述定、哀之际多有“忌讳之辞”，隐约显示了他在战争后期所产生的一种不便直陈的政治立场。在汉武帝外儒内法、法网严密的政治环境下，士大夫稍有不慎便可招致灾祸，遭受宫刑之耻的司马迁对此有着痛彻肺腑的感受。因而在评议汉武帝征伐四夷这一当代史问题时，司马迁不免会有难言之隐，深感不便直抒胸臆。但即使如此，司马迁还是秉持史官的实录精神，冒着触犯法网的危险，以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表达他对汉匈战争的重新认识。所谓间接方式，是指司马迁在 《韩长儒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等篇章中大量收录韩安国、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人谏伐四夷的奏议。须知，“《史记》的列传中很少记载当时奏议，惟凡谏伐匈奴这一类的，则都加以记载，以见他的微旨”130。所谓直接方式，是指司马迁在《史记》中以翔实的史料直接阐述自己的观点。

首先，司马迁揭示了战争使汉代社会付出了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的巨大代价，并进而反思后期战争失败的原因。他以数字统计的方式，揭示了汉武帝的讨伐四夷对士卒生命、社会财富的无情吞噬。比如：

初，汉两将军大出围匈奴，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列传》）

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将军，几不脱，汉兵物故什六七。（同上）

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相传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返回时）军入玉门关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大宛列传》）

巨大的死亡数字背后，是前线无数士卒的抛尸疆场，是后方无数家庭的哭泣悲伤，是国家财政的渐渐枯竭。据统计，汉军在战争前期丧师十余万，斩降匈奴二十二万；后期则丧师二十余万，斩获匈奴首虏仅万数千级。131后期汉军深陷战争泥沼，李广利接连三次出征匈奴均遭惨败，征和三年（前90）的最后一次征讨七万大军全军覆没，李广利投降。一连串的失败深深震撼了司马迁的心田，促使他不断反思战争失利的原因，并在以下两方面做了深入思考：

一是批评汉武帝用人不当，任人唯亲。大宛之役汉武帝任用李广利，居然是因为“欲侯宠姬李氏”（《大宛列传》）。针对于此，司马迁发出了“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的悠悠感叹。《史记正义》阐释道：“以刺武帝不能择任将相，而务谄纳小人浮说，多伐匈奴，故坏齐民，故太史公引禹圣成其太平，以攻当代之罪。”可知司马迁已将批判矛头直指最高决策者汉武帝，指出他的用人不当、穷兵黩武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

二是批评汉武帝罔顾国情，久烧战火。汉武帝在对外战争的前期，虽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巨大胜利，但毕竟付出了丧师十余万的惨重代价，军费支出“至少在一千亿之外”，此外汉武帝还大兴土木，修建离宫别馆，治西南夷道等，“用费亦当数百亿之巨”，因而仅在战争前期实际上便已“耗尽了汉初七十年休养生息的积蓄”132。在这种军力大减、国库枯竭的情况下，汉武帝令人遗憾地未能及时停止战争的车轮，不切实际地想在短时间内实现使匈奴臣服的目标，结果导致战争后期汉军一连串的惨败，几乎把国家推向覆亡的深渊。

其次，司马迁还指出了汉武帝的战争政策对社会生活众多领域的破坏。汉武帝经年累月的对外战争，耗尽了国家的财力。为了把战争进行下去，解决“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平准书》）的军费危机，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实施经济改革，动用国家机器从诸侯、豪强、商人手中夺取财富，导致社会多个阶层的不满。为了保证统治集团专制意志的畅行无阻，一套利用儒术装点起来的严刑酷法，便顺理成章地应运而生了。在兴利、弄法之臣的操纵下，国家旧的危机没有解决，新的危机却不断产生。《平准书》曰：

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老，而干戈日滋。行者赉，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獘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费。

司马迁写出了汉武帝连年征伐四夷，致使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选举、道德等各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造成了一连串恶性循环。如果进而联系《酷吏列传》所描述的如下情景：“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郡县趣具食；小者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可知当时的经济危机、政治黑暗、社会动荡，已经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地步。

司马迁曾以秦喻汉道：“（秦）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平准书》）李景星阐发太史公的深意，指出：“赞语从历代说到秦事，更不提汉事，正与篇首‘接秦之弊’遥应。其意若曰：‘务财用至于此极，是乃亡秦之续耳。’”133面对汉武帝统治后期政治危机、民怨沸腾的严酷现实，司马迁深感大汉帝国若不改弦更张，将有可能重蹈亡秦之覆辙。

三

汉昭帝元始六年（前81），贤良文学们在朝廷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对汉武帝战争政策的尖锐批评，很多内容仿佛是对辞世不久的司马迁战争思考的积极响应。他们抨击汉武帝“用军于外，败政于内”（《盐铁论·备胡》），与太史公的认识一致，均认为长期的对外战争引发了国内的政治危机。在与匈奴关系的处理上，他们希望“偃武休士，厚币结和”（《盐铁论·击之》），“两主好和，内外交通”（《盐铁论·结和》），这也同样是司马迁的愿望。有学者指出：“从贤良文学在议论中所发挥的思想来看，较多地反映出对孔子的‘仁学’，特别是孟子的‘民本’精神的继承和发展。”134这一论断也指出了司马迁反思战争的思想源泉。孔孟儒家思想不仅使司马迁、贤良文学们的战争思考，上升到了关怀民瘼的人本主义高度，还赋予这种思考以知识分子针砭时政时“威武不能屈”的可贵品格。

但是，儒家战争观毕竟又有“迂远而阔于事情”的迂腐成分135。对于道德法则的过分强调，使得儒生一旦面对最现实、最功利的战争领域，难免会有诸多一厢情愿的空想。如盐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们居然认为只要遵循“仁义”之道，则“北垂无寇勇之忧，中国无干戈之事矣”（《盐铁论·世务》），甚至还可笑地提出了“罢关梁，除障塞”（同上）的意见。毋庸讳言，儒家战争观的缺憾在《史记》一书也有表现。大致说来，有如下两点：

第一，从史学角度而言，司马迁在评价汉武帝的战略决策和历史贡献时存有偏颇。

如上所述，对汉武帝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所付出的惨重代价，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与经济危机，司马迁的了解是全面而深入的。随着征伐四夷的负面因素触目惊心地大规模呈现，当时社会上响起了强烈的反战呼声。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就记述了博士狄山挺身而出抨击汉武帝的战争政策。狄山认为：“兵者凶器，未易数动。……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汉武帝听后非但不接受，反而将狄山发配至边关，借匈奴人之手杀害了他。对狄山反战立场的认同，使得司马迁对其不幸命运充满了同情。可以说，在汉武帝对外战争的后期，秉持儒家思想的司马迁拥有日益坚定的反战立场，这固然促使他在《史记》当中对朝廷战争政策的弊端做了深刻揭露，但与此同时，反战情绪也导致他对汉武帝的某些战略部署缺乏客观认识。

比如对汉武帝征伐大宛的描述。在司马迁笔下，汉武帝派李广利攻打大宛，是出于他喜好大宛宝马的私欲。汉武帝以丧师五万的巨大代价，仅得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大宛列传》）。得与失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反差，让人难免觉得这场战争是多么得不偿失。然而实际上，大宛之役的目的和价值并非如此。余嘉锡认为汉武帝伐大宛其实是为了改良马政136，求得良善的种马，从而提高汉军骑兵的作战能力。杨生民则指出大宛之役是汉武帝实施战略构想的重要步骤：“破大宛之后，不仅西域各国转向汉朝，而且汉朝也在轮台、渠犁屯田，加强了对西域各国的管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想，这时才得以实现”137，不能因为士卒损失惨重而否定此次战争意义的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司马迁看到了战争的巨大代价，而对汉武帝的宏大战略以及此次战争的价值，却未能做出恰切的阐述。

同样的缺憾也出现在司马迁对张骞的评价上。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成功，推动着汉武帝与匈奴展开对西域的激烈争夺，接连发动了对楼兰、姑师、大宛等西域小国的征伐。此外，汉武帝第二次通西南夷，某种程度上也是张骞建言的结果，《大宛列传》写道：“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司马迁认为汉武帝通西南夷是扰民害民，劳而无功，所谓“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疲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西南夷列传》）正因为司马迁对汉武帝在西域、西南夷的军事行动持否定态度，而张骞的“凿空”则直接推动了汉武帝在上述领域的战事，所以司马迁对张骞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张骞有挑动汉武帝扩张欲望之嫌。宋人黄震依据司马迁的记述，评张骞道：“甚矣，小人逢君之恶何甚也！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尝罢之矣，张骞言可通大夏，天子复欣然为之，是穷西南之祸，不在汉武，而在张骞。……自是没士马于万里外，以取宛马。天下骚动，耗费巨百万，骞又果何利于汉？呜呼甚矣，小人逢君之恶者，不可晓也。”（《黄氏日抄》）司马迁固然没有明确地将张骞视为“逢君之恶”的“小人”，但他因反感张骞“凿空”引发了劳民伤财的战争，而未能积极阐发张骞的社会贡献，则是无须遮掩的事实。

第二，从文学角度来说，司马迁未能给予霍去病等战争英雄以应有的审美观照。

在汉武帝对外战争的前期，战绩最为卓著的非卫青、霍去病莫属。卫、霍遵循汉武帝的“攘夷”方针，在北方大漠的主动出击、狂飙突进，实为响彻西汉盛世的最为辉煌灿烂的乐章。然而引人深思的是，在司马迁笔下，卫、霍的形象却并不具有摄人心魄的神韵风采。《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等《史记》战争名篇所充盈的大气磅礴的诗性之笔、“爱奇”之意，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却几乎隐遁不见。黄震曾将这篇传记与《李将军列传》对比阅读，发觉司马迁是以“抑扬予夺”之笔，特地将“每战辄北，困踬终身”的李广，写得千载之下仍“英风如在”，而卫青、霍去病虽“深入二千里，声振夷夏”，但其实却“不值一钱”（《黄氏日钞》）。黄震的读后感虽有夸张之嫌，但也绝非毫无根据，因为享有“实录”桂冠的司马迁固然没有遮蔽卫、霍的盖世功勋而将他们写得“不值一钱”，但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其文学激情的刻意隐遁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应当指出的是，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的写作态度并不是毫无差别的。他虽然对卫青颇多微词，认为他“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但在《淮南衡山列传》中，他又借伍被之口评价卫青道：“（伍）被所善者黄义，从大将军击匈奴，还，告被曰：‘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干绝人。’被以为材能如此，数将用兵，未易当也。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卒尽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认为卫青具有与李广一样的身先士卒、关怀属下的可贵品质。对于卫青所指挥的漠北大战，司马迁记述得也较为细致。“胡沙猎猎吹人面，汉虏相逢不相见”“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等诗句，其作者便是受了司马迁笔墨的感染而诗情摇曳、挥洒写出的。

但是对于霍去病，司马迁的态度则不一样。他揭露霍去病只知全力贯彻汉武帝的旨意，对于士卒的需求与痛苦则完全不见体恤：

（霍去病）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卫将军骠骑列传》）

出于对霍去病人品的反感，司马迁只是通过汉武帝的褒奖诏书以显示其赫赫军功，没有具体描述他在战场上的军事指挥艺术。当代史家盛赞霍去病道：“西汉的霍去病就是中国古代的巴顿，和巴顿一样，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死。……其用兵来如急雨、去如狂飙，犁廷扫穴般驰骋往来于匈奴腹地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其用兵每战必胜，已经达到出神入化之境界。”138司马迁的缺憾正在于此。霍去病罕见的军事天赋，惊人的军事业绩，竟被文采飞扬的司马迁以平淡的笔墨写出。可惜了司马迁才高八斗的文学天赋，也可惜了霍去病事迹所蕴含的军事文学价值。道德评价的洪水淹没了司马迁写作时的文学激情，使他完全放弃了对霍去病辉煌战绩的审美观照。

要之，司马迁对汉武帝征伐四夷的态度，前后经历了一个由支持到批判的转变。抗匈前线曾经取得的辉煌胜利，不仅激发了司马迁研究战争的兴趣，也促使他周身洋溢着英雄主义的激情，形成了崇尚英雄的审美倾向，让“史家之绝唱”的《史记》成为汉武帝“英雄时代”的最好见证。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在儒家思想引导下，司马迁愈来愈了解汉武帝对外政策的偏失，愈来愈意识到无休无止的战争已给国家、百姓造成了巨大危害。司马迁的观察与记录，既成为研究汉武帝对外战争的最为可靠翔实的史料，使后人得以全面把握汉武帝在我国军事史上的卓越贡献，同时也促使人们不断反思汉武帝战时体制的弊端。当然，司马迁受制于政治、道德的法则，使得《史记》的战争记述还存有一些偏颇，并多少折射出了儒家文化的某些局限。但由此窗口，人们岂不是可以进一步观察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利弊得失吗？

（本文原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