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自控力

到隋末，洛阳周边一直攻伐不断。兵燹所及，隋东京的宫城也遭到毁坏。

唐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击破王世充，率军入洛阳城。因见紫微宫太过奢华，李世民曾下令焚毁部分宫宇建筑以戒奢靡，彰显隋唐鼎革的合法性。《唐会要》卷三十“洛阳宫”条载：

武德四年十二月七日，使行台仆射屈突通，焚乾元殿应天门紫微观，以其太奢。

《资治通鉴》唐纪“武德四年”条也载：

秦王世民观隋宫殿，叹曰：“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命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及阙；废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返初。

不过，唐太宗到自己登位以后，态度就有改变。

唐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将修紫微城（当年可是他亲自下令毁损的），被民部尚书戴胄以“户口单弱、帑藏空虚”为由劝止。

次年，唐太宗又打算再发兵卒修缮洛阳宫。《大唐新语》记载了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一事。县丞是品级很低的下级官僚，皇甫德参说话却耿直得很：

陛下修洛阳宫，是劳人也；收地租，是厚敛也；俗尚高髻，是宫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国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宫人无发，乃称其意！魏徵进曰：“贾谊当汉文之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三，可为长叹者五。’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非激切，则不能服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责之。否则于后谁敢言者？”乃赐绢二十匹，命归。

《旧唐书》卷七十五、《唐会要》洛阳宫条、《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又记载了张玄素谏止一事。后者的记载更为详尽生动，读之如临廷议现场。皇甫德参上书谏止修洛阳宫，很可能引发了一场朝堂风波：

（张玄素）“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

前面已说过，炀帝耗费巨大民力资材营建东都时，张玄素是亲历者。他反问玄宗：“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这句话可真敢讲啊！因为确实理亏无可辩驳，唐太宗竟然当场自我检讨了，承认思虑不够成熟，回头还跟房玄龄辩解，说他修洛阳宫本是为了“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我们知道了现场情形，甚至会对陷入窘境、不得已收回成命的唐太宗产生一点点的同情。

唐初仍遵循了君臣共治的体制，即便地位尊贵如帝王要重修洛阳城，也会遭到各级辅臣的谏阻。对比历代很多任性跋扈的君王，唐太宗真是憋屈得很。不过，这也显示了他这位明君的自控力。唐初政治之所以比较开明，那是因为帝王身边总有一群忠谏之士予以制衡。这些宰臣不久前刚从隋末乱局中挣脱出来，对大肆营造宫殿普遍抱有警惕之心。

那就不急于一时，慢慢地经营吧。

贞观六年（632），将东都改名为洛阳宫，旧宫紫微城无所改制，只作为临时巡幸的行宫使用。这是把洛阳的政治地位降了一格。

贞观十一年（637），距焚去乾阳殿已16年，唐太宗始幸洛阳宫。这才借着由头光明正大地将洛阳宫稍加修葺了一番，在禁苑建了飞山宫，在汝州西山建了襄城宫。两京制也算试了一下水。就在这次巡幸洛阳时，太宗听闻荆州都督武士彟次女、14岁的武则天“容止之美”，将她召入后宫封为了才人。

据《新唐书》载，唐太宗修缮洛阳宫后，共有9次巡幸长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