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延续常州词派的批评理念

朱祖谋等晚清民国词人从词学渊源上看，基本上属于常州词派，因此在词学理念和创作方法上都受到该派的影响，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十分讲究词的源流正变。朱祖谋曾在《蒿庵词賸序》中回忆他与冯煦最初的词学交往：“往岁在京师，同年冯君蒿庵示以宝应成恭恪公《漱泉词》一卷，因举倚声源流正变之故，辄瞠然不晓所谓。”(28)这大概是朱祖谋第一次接触“源流正变”的问题，因其当时尚未正式学词，故“瞠然不晓所谓”。到了丙申（1896）、丁酉（1897）间，朱祖谋开始向王半塘学词，这才慢慢对源流正变的问题有所领悟。朱祖谋在《彊村词自序》中回忆王鹏运教导其学词的过程，并对源流正变的问题有所揭示：

微叩之，则曰：“君于两宋涂径，固未深涉，亦幸不睹明以后词耳。”贻予《四印斋所刻词》十许家，复约校《梦窗四稿》，时时语以源流正变之故。旁皇求索，为之且三寒暑。则又曰：“可以视今人词矣。”示以梁汾、珂雪、樊榭、稚圭、忆云、鹿潭诸作。(29)

从这段话看，他所说的源流正变主要指学词的路径，强调学两宋，要求从词的源头、正途入手，但为什么将两宋之作视为正源，并没有太多的展开。“源流正变”在晚清民国的词学话语中是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语，经常在词集序跋等论词文献中被提及。常州词派中对正变问题谈得比较具体、深入的词家是张惠言。他在《词选序》中说：

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翃、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淞、司空图、韩偓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五代之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绝伦，亦如齐梁五言，依托魏晋，近古然也。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子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剌，坏乱而不可纪。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30)

张惠言在此处提出正声的概念，认为以温庭筠为代表的唐代词人，以及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等宋人所作的词均为正声，其特征或“其言深美闳约”，或“渊渊乎文有其质”；而与正声相对的就是杂流。张惠言认为“五代之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竞作新调”，与最初的词相比已有变化，所谓“词之杂流，由此起矣”。此外，宋人中以词“重于当世”，但又“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者，虽未被明确定为杂流，但与“正声”相比，已经不纯，属于次一等次。从这里可以看出，张惠言区别词的正声和杂流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内容要素，他要求词文质兼善、深美闳约。张惠言在这里没有直接提到源流的问题，但他将唐代词人列前，以为各家“并有述造”，又在论及五代词中“至其工者”时，认为其“亦如齐梁五言，依托魏晋，近古然也”，显然有溯源的意思。此外他在谈到“后进弥以驰逐”的情况时，指责他们“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剌，坏乱而不可纪”，自然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可见在张惠言的观念里，“正声”和“正源”是有一定关联的。由于后进“不务原其指意”，“坏乱而不可纪”，张惠言认为，“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

了解了这一点，再来看王鹏运要求朱祖谋从两宋入手，将《四印斋所刻词》中的十许家作为初学的入门教材，并为他尚未“睹明以后词”感到幸运的含义了。王鹏运的词学观念主要来自张惠言等常州词家，注重源流正变，将之作为词学训练的基本环节。受此影响，朱祖谋也强调词的源流正变，并将此作为词学批评的重要标准。他在《吷庵词序》中评夏敬观的词，就十分注重词集的情感内容，以为其词“原本忠爱，区别正变”(31)，评价很高。

当然，张惠言作为常州词派的鼻祖，他对常州词派理论的主要贡献只是提供基本的理论元素，该派理论的真正成型是在周济手中。因此，朱祖谋等人的源流正变观还受到周济理论的影响，不再像张惠言那样笼统地将两宋词视为正声，而是区别南北宋，提出由南入北的学词路径。朱祖谋在《半塘定稿序》中高度评价王鹏运的词，说：“君词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与周止庵氏说契若针芥。其必名于后，固无俟予之赘言。”(32)这就明确指出王鹏运词的演进路线，并说明其与周济的理论“契若针芥”。周济这段话源于其《宋四家词筏序》，原话是：“学者务逆而溯之，先之以碧山，餍心切理，言近指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学者所由成章也。继之于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使夫柔情憔志，皆有瑰伟卓荦之观，斯斐然矣。进之以稼轩，感慨时事，系怀君国，而后体尊。要之以清真，圭方璧圆，琢磨谢巧，夜光照乘，前后举澈，能事毕矣。”(33)周济认为，王沂孙、吴文英、辛弃疾、周邦彦四人中，北宋的周邦彦最高，是学词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标。也就是说，从学南宋入手，历经王沂孙、吴文英、辛弃疾，最后达到北宋周邦彦的浑化，也即所谓“由南入北”。周济还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34)因此常州词派在周济之后，历来将北宋视为词的高境。这种观点对朱祖谋的影响也很大。请看他在《守白词甲稿跋》中的话：

托旨深，故无浮藻；选言洁，故无滞音。高朗之致，把臂汴京。其次者，亦不堕金源以下。把卷三复，唯有低首。(35)

前面两句是朱祖谋对许之衡词的具体评论，后面两句则是问题的关键。他用“把臂汴京”评价其词，暗含的意思就是将北宋词视为词中的高境。当然，朱祖谋以此赞誉许之衡词，多少有客套成分，但将“汴京”视为词的高境则是比较明确的。黄福颐也为《守白词甲稿》题跋，曰：“守白论作词之法，云以大、重为主脑，以两宋为融合，以清真为归宿。今观所作，殆骎骎乎能副所言矣。”(36)联系黄福颐的跋语，朱祖谋所指的“汴京”，主要就是指周邦彦。另外，从朱祖谋所谓“其次者，亦不堕金源以下”则明显看出其受到张惠言、王鹏运的影响，以为两宋之外，已无“正声”，因此将“金源以下”之作视为较次的等次。除此之外，朱祖谋在《吷庵词序》中也表现出对北宋词的推崇，如他评价夏敬观的词：“君之所造，颉颃邦贤。沉思孤迥，切情依黯。融斋之论词曰：‘如异军突起，如天际真人。’是能于西江前哲，补未逮之境，抑且于北宋名流，续将坠之绪也。”(37)这同样是将“北宋名流”作为词中高境，以为《吷庵词》不仅补西江前哲未逮之境，而且还续北宋名流将坠之绪。

需要说明的是，朱祖谋追求北宋词风，但并不排斥南宋的词。他之所以追求北宋，主要是看重北宋词浑化的境界，而达到此种境界的前提是必须经历学习辛弃疾词的阶段，需要在词中“感慨时事，系怀君国”，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体尊”的目的。从常州派的核心理论看，“感慨时事，系怀君国”才是创作的主要目的，而浑化只是经过从“有寄托入”到“无寄托出”所达到的艺术效果。从晚清民国词坛的实际看，朱祖谋他们所要感慨的“时事”，主要是对晚清日落西山、回天无力的感慨和鼎革后世事沧桑的哀伤。朱祖谋1915年为郑文焯的《笤雅余集》作序，对“苕雅”两字作了解释：“其义殆取之《小雅》篇终《苕之华》。闵时而作，有怨诽之音，又乱之以哀思也。”(38)而他自己的创作也同样注重抒发此种麦秀黍离的感伤。由此，宋末元初张炎、周密等经历国变、无限伤痛的遗民词人的词，就与他们有了心心相映的契合。孙德谦为朱祖谋、况周颐词的合集《鹜音集》作序，以为朱祖谋、况周颐两人“因寄所托，动涉身世。宜其趣流弦外，誉馥区中矣。岂矧伟长抱质，抗志箕山；邺下昔游，独称传后。词家如玉田、草窗辈，残灯瘦倚，惟记梦华；翠袖孤吟，深悲离黍。甘是堙暧，无惭逸民”(39)。将两人和宋末的张炎、周密相提并论，正是看到了他们“翠袖孤吟，深悲离黍”的情感和“甘是堙暧，无惭逸民”的心态。事实上，朱祖谋自己也将张炎、周密等人作为论词的标杆之一。他为冯煦《蒿庵词賸》作序，以为其词“瓣香石帚，又出入草窗、玉田间”，又说“数十年前，吾乡词宗谭复堂大令已倾心敛手，固无俟孝臧妄赘一语也”(40)，给予很高评价。可见朱祖谋不仅不排斥南宋词，还对张炎、周密等宋末词人有一种同情和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