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以词体本身的特性为批评标准

朱祖谋作为晚清民国的词坛领袖，对当时词坛影响颇大，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创作旨趣相近的词人，这批词人通常被称为“彊村派”。彊村派一般认为源于常州词派，只不过是在当时环境下有所变异：一方面继承常州派的风骚精神，注重词的抒情功能；另一方面由于“世变”“失意”等原因，他们在政治生活中被逐渐边缘化，郁伊善感，有“以作词刊词自遣”的倾向，因此对词律、词艺十分讲究。沈曾植在《彊村校词图序》中对此情况有所概括：“鹜翁取义于周氏而取谱于万氏，彊村精识分铢，本万氏而益加博。”(41)龙榆生对此种状况也有十分精到的描述：“逊清末叶，内忧外患，岌岌可危，士大夫于感愤之余，寄情声律，缠绵悱恻，自然骚辩之遗。鼎革以还，遗民流寓于津沪间，又恒借填词以抒其黍离麦秀之感，词心之酝酿，突过前贤。”(42)这主要是就其抒情性而言。龙氏的话虽然简短，但思路清晰，这里有两个时间概念。一个是“逊清末叶”，人物是“士大夫”，抒情的特点是“缠绵悱恻，自然骚辩之遗”；另一个是“鼎革以还”，人物是“遗民”，抒发的是“黍离麦秀之感”。其实两个时间段内的词人是重合的，他们实质上经历了从“士大夫”到“遗民”的转变，因此词中抒发的情感也从“骚辩之遗”变成了“黍离麦秀之感”。朱祖谋是这批词人的代表。由于这批词人在政治生活中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除了抒发类似“桑海幻，人琴亡”的感慨外，还有就是在校词、刊词，研究词律、词艺等偏于技术性的词学活动中聊以自遣。因此，“一时词流，如郑大鹤文焯、况夔笙、张沚蒪上龢、曹君直元忠、吴伯宛昌绶诸君，咸集吴下，而新建夏吷庵敬观、钱塘张孟劬尔田稍称后起，亦各以倚声之学，互相切摩，或参究源流，或比勘声律……一时有‘清真教’之雅谑焉。”(43)与张惠言、周济等早期常州派词家相比，朱祖谋等词人对声律更加讲究，学梦窗，讲四声，成为一时风气。虽然这种风尚一旦走向极致会带来弊端（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但在当时，抒情性加上严密的声律，对于维护和强化词体本身的特性是有所帮助的。

朱祖谋是这种创作风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自然也用这种标准来进行词学批评。请看他在《吷庵词序》中的一段话：

尧章以番阳布衣，建言古乐，襟韵孤夐，声情遒上，瑰姿命世，翕无异辞。盖尝遐揽众家，寻绎微旨，大抵韫芳悱之思，出以疏隽；摒浮曼之响，易以沉深。灵秀所钟，风调斯远已。我朝二百七十年来，英硕辈生，博综艺事，独于斯道，颇疑晚出益工。诚以审音辨律，雅志矜慎，劬学笃嗜，或可企及。至于明阴洞阳之奥，腾天潜渊之才，接轸风骚，契灵乐祖。(44)

这段话虽然由姜夔引出，但结合后半段对清代词学的评论，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朱祖谋对词的看法。这段话的核心有两点：其一是“审音辨律”，其二是“雅志矜慎”。先谈后者。“雅志”的说法比较容易理解，张炎《词源》曰：“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45)“矜慎”，从字面看，就是谨严慎重的意思。两者合起来，就是要用严肃认真的态度抒发雅正的情志。这种观点比较接近南宋崇风雅的词学观念，与俗艳词的路子有所区别。如果结合语段中“大抵韫芳悱之思，出以疏隽；摒浮曼之响，易以沉深”几句，就更加具体一些。

“审音辨律”是这段话中重要的观点，也是朱祖谋在创作实践中比较注重、影响比较大的词学观念。如上所述，学梦窗、辨四声风气的形成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而在此过程中，朱祖谋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冒广生《四声钩沉》载：“同时吾所纳交老辈朋辈，若江蓉舫都转、张午桥太守、张韵梅大令、王幼遐给谏、文芸阁学士、曹君直阁读，皆未闻墨守四声之说。郑叔问舍人，是时选一调，制一题，皆摹仿白石。迨庚子后，始进而言清真，讲四声。朱古微侍郎填词最晚，起而张之；以其名德，海内翕然奉为金科玉律。”(46)冒氏明确认为“言清真，讲四声”的风气是朱祖谋“起而张之”，并因为其词坛地位，“海内翕然奉为金科玉律”。冒广生年龄比朱祖谋小十六岁，但二人基本上是同时代人，均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的变化，他的话应该可信。另外吴眉孙也说过类似的话。据夏承焘《天风阁日记》1940年3月22日条：“途间谈叶誉虎编清词钞事。归过吴眉翁，谓水云楼（代指蒋春霖，其有《水云楼词》——引者注）及金梁梦月（代指周之琦，其有《金梁梦月词》——引者注）皆不尽守四声，大鹤也不坚守，此事决推古微。彊村词四卷中，仅有二、三处失律耳。”(47)吴眉孙的思路和冒广生相似，都是查核朱祖谋之前名家词的四声情况，认为蒋春霖、周之琦词均不尽守四声，而且与朱祖谋同时的郑文焯也不坚守四声，由此认定严守四声是从朱祖谋开始的。他还仔细阅读了四卷本的《彊村词》，“仅有二、三处失律耳”，以此证明自己的观点。夏承焘在写了此条日记后的第二天，即1940年3月23日，又在日记中记录冒广生的话：“过冒鹤翁谈词律……又谓郑大鹤为词初学白石，继学清真，晚年讲四声，作《比竹余音》。古微正于是时始为词，乃大倡依四声之说。郑之《瘦碧》《冷红》二集犹不依四声。”又补充说：“鹤翁二十余始见大鹤，从未闻其谈四声云。”这条日记记录更为详细，分析也更为细致。冒广生认为郑文焯直到晚年创作《比竹余音》时才讲四声，而之前“从未闻其谈四声”；朱祖谋恰在此时开始作词，“乃大倡依四声之说”。冒广生的话中，隐约有一种朱祖谋受郑文焯影响的意思；但他又说郑文焯早期并不守四声，朱祖谋只是受到他后期创作的影响。朱祖谋的辨四声是否真的是受郑文焯影响，可以作进一步查证和讨论，但我们认为从朱祖谋开始的“审音辨律”的词学倡导，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是因晚清民初词坛上主流词人身份、心境变化而带来的一种词风转化。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冒广生、吴眉孙的话，都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词坛刻意守四声，终成弊病的情况下，追溯其源头时说的，有批评的成分。但就“审音辨律”本身而言，它是词体的重要特性，从李清照到姜夔、张炎等均十分强调。至于不善学者刻意拘守，以至于出现以声害辞，以辞害意的弊病，则与朱祖谋并没有直接关联。龙榆生也提到过朱祖谋的守四声，他说：“往岁彊村先生虽有‘律博士’之称，而晚年常用习见之调。尝叩以四声之说，亦谓可以不拘。”(48)这说明朱祖谋辨四声，但不是死守。用夏承焘在《词四声平亭》中的话来说，是“活声律”，不是“死声律”。但朱祖谋这一倡导的影响力确实很大。况周颐在《餐樱词自序》中说：“沤尹守律綦严，余亦恍然向者之失，龂龂不敢自放，《餐樱》一集，除寻常三数熟调外，悉根据宋元旧谱，四声相依，一字不易。其得力于沤尹，与得力于半唐同。”(49)朱祖谋对况周颐的影响尚且如此，对其他词人的影响则更可以想见。

一方面是“审音辨律”的形式要素，另一方面是“雅志矜慎”的情感要素，两者结合，构成朱祖谋重要的词学批评标准。朱祖谋以为，这样的词才算是“接轸风骚，契灵乐祖”，文质兼得。

事实上，朱祖谋在词学批评实践上也的确比较注重对声律的关注。他对词人寿鑈《珏庵词》的评论就体现了这一点。朱祖谋为《珏庵词》作的题辞十分简短，从形式看，应是朱祖谋给寿鑈的一封短信，被后者作为题辞置于卷首。朱祖谋首先对《珏庵词》作了高度评价：“把酒数四，神骨秾远，真火传四明矣。惟有倾服，不能为一辞之费。”然后说：“卷中略有讹文脱字，或未协律处，别纸列上，幸勘正。”(50)寿鑈以学梦窗见长，其词非常注重四声的运用。张素《珏庵词序》以为：“吾友石工固以学梦窗自见者，其所为词，往往眇曼而幽咽……至揆之于律，则四声悉准原制，无毫发之差。盖亦酉生、沤尹类也。”又说：“今石工乃独为诸词家所难，一切炼字选声，务以梦窗为法，可不谓为有志者欤？”(51)对于《珏庵词》的学梦窗，朱祖谋给予了肯定，所谓“真火传四明矣”，但张素所言《珏庵词》“四声悉准原制，无毫发之差”，并未得到朱祖谋的认同。朱氏在信中直接指出其词“讹文脱字”“未协律处”。朱氏能直言其有“未协律处”，一方面是两人比较熟悉，寿鑈曾就自己的词作向朱祖谋请教过(52)，可以说得比较直接；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朱祖谋对声律的重视。联系寿鑈《珏庵词》学梦窗的背景和张素“四声悉准原制，无毫发之差”的评价，则朱祖谋指出其词有“未协律处”尤其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