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函授部社词学教育对现代词史的意义

就词这一文体而言，函授部社也可以视为词社，是传统词社在现代语境中形成的新样态。按照孙克强先生的理解，词社成型于南宋末期，以王沂孙等人《乐府补题》社集为标志，降至清代，词社数量大，分布广，有自觉的结社意识，社集内容在创作和批评两方面均有发展，词社性质出于骚人清玩的雅兴、乡邑声势的渲染、声律词法的探究、志同道合的感慨，其中以骚人清玩雅兴类的词社所占的比例最大(25)。发展到晚清民国，孙先生所描述的传统词社依旧延续，但在新的语境诸如报刊发达、书信便利化等等新条件下，文人结社往往能够打破传统时空的局限，一些志同道合的文人往往并不谋面，却能通过书信、报刊等彼此联系以结成词社，用这种方式结社声势煊赫者当属南社。南社通过书信联系，以南社社刊作为聚拢士气的平台，打破了传统词社固有的时空限制，将全国范围内声气相类的文人尽可能地联系在一起。南社的巨大影响无疑给予社会以启示。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保存国粹者受南社启示，采用函授学校加结社的方式来培植力量，如中华编译社函授部学员杨棣棠《上哲庐先生书》曰：

溯生于昔岁与同群倡立国学阐微馆，其辞曰：国学凌迟，于兹是烈。东瀛学说输来，西方教义孱入，人矜新学之功，士薄古文之业，文献沦亡，有由然也。同人等处兹世变纷纭之际，群言淆乱之秋，艺术之昌，惄焉是惶，国学日微，思所阐之。用特设馆研究，有志斯道者，盍兴乎来，亦可见生之素志矣。今幸也天建哲人，播厥宗风，遐迩之士，闻而兴起，奋励濯磨，束身窗下，载笔道中者数千人，足使洙泗之传，千秋犹昨，声教所讫，衰敝以挽矣……生辈委贽者数千人，其间岂遂无异乎人者？苟观其会通，程其所诣，以文章为骘黜之科则，上焉者既益愤，而下焉者亦益勉，擢其尤而汇选之，裒然巨帙，则刊行之体例，一犹南社之社集，或国学丛选然，不亦可乎。然二者岁出颇无常，今则实其月日，岁或三五时而行之，复廉其值，则阅者必餍。既可挹资以佽社，复可使学者收观摩之效，窃以为计之上焉者。此乃于社刊、周刊外，重有所刊，非夺社刊、周刊于不刊也。今《文艺丛刊》，殆类斯乎。故生闻之，不禁色然喜也。今丛刊既发矣，诚慰愚衷，深望继是而后，于时有作，第其次焉，则甄陶者，匪惟生辈，而后进亦必有以是为学艺之侯鹄者，宁非懿乎。(26)

国学日微之时，中华编译社振起宗风，挽救衰敝，这是函授部社的宗旨所在。受到这一宗旨的鼓动，诸多素志国学者闻风而动，“奋励濯磨，束身窗下，载笔道中者数千人，足使洙泗之传，千秋犹昨”，有志同道合之感慨，既是学员，亦是社员；“擢其尤而汇选之，裒然巨帙，则刊行之体例，一犹南社之社集，或国学丛选然”，将学员或社员作品汇聚成帙，向社会广泛发行，既是社刊，亦类现代形式的期刊。函授部社从宗旨、性质、组织方式等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现代函授学校，另一方面也可说是传统文社，也可以说是传统文社在现代语境中的新呈现。因应国粹衰微之势而来，传统诗、词、文、曲都有关涉，若考察传统文体历史流变，以保存国粹为主旨的函授部社亦成为其中不能忽视的层面，自然研究晚清民国词史，也不能少了对于函授部社的词学教育的关注。正是在先前函授部社的影响启发之下，民国中期夏敬观和龙榆生亦有开设诗词函授社一事，曰：“文坛老宿新建夏吷庵先生敬观，近感于海内爱好诗词者之多，而苦乏师承，不易探求途径，往往劳而寡功，因发心创为诗词函授社以备各方之咨询，并邀本刊主编龙榆生先生合作，略尽承先启后之义。顷正草拟章程，约分通信指导与批改诗词二种，酌收学费，限日程功。”(27)词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往往以“小道”视之，但在向现代语境转换途中却诗、词并称，成为国粹的代表性文体，从小道到国粹，这一步的跨越，在词学发展史上大有意义。

当下的民国词史研究，多瞩目于名家的词创作及其词学活动，但民国作为古典传统的自然延伸时期，古典文体在民间依然有生长的土壤。可以说，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函授部社呼应民间这种执着于传统文体的热情，通过传统文体名家，带动民间喜文之士介入传统文体的学习与创作中。学习与创作成果被函授部社刊载于社刊的专栏上，如艺文函授社《艺文杂志》的诗词专栏；中华编译社《中华编译社社刊》的专登学员作品的专栏“词录”；文学研究社社刊在“学员课艺”一栏也有词作揭载，这些词作的存在，可视为在保存国粹的声音影响之下，词这一文体在民间的回响，视为民间延续传统词脉的一股力量。因为函授部社采取函授的形式，所以学员几乎遍布全国，甚至有来自海外的华人，学员职业层次也是多种多样的。也就是说，词这一文体因函授部社的关联使其在几乎全国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走向海外，这种景观在民国词史中应该得到书写。

每一函授部社的词学教育，都须有词学名家及其编撰的词学讲义。艺文函授社的词学讲义因文献隐而不彰，这里暂阙不表。《中华编译社社刊》刊行了吴东园、易顺鼎、刘哲庐的《论词》等等，这些论词文字多摘自传统词话，遵循的逻辑基本是从声文到情文，主张雅正，揆诸词学批评史，基本无甚创见。不过，吴东园标举的当世词学人物，却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民国词史具有一定距离，这里表而出之，引起注意。吴东园曰：“时贤当以天虚我生娴于词学，心细律严，词句雅正，不独以空灵婉约见长，寻声按节，移羽换宫，补古人之所未及。其次易实甫、王莼农、吴癯庵、汪诗圃、程筠甫、刘语石、周梦坡、王睫庵，皆一代词宗，大致不外乎雅正者近是。”(28)吴东园特别张扬天虚我生，大约因为天虚我生为中华编译社社长兼词学讲义的编撰者，出于同社的缘故所为，可以理解为为天虚我生作了一次软广告。但是在随后罗列被称为当世词宗的几个人物时，当时在世的晚清四大词人之二的况周颐与朱祖谋居然没有被提及，此举就颇让人费解。天虚我生应该对词学有相当造诣，其在民国词坛上的活跃程度是值得关注的，其在《游戏杂志》上发表过集词牌名小说《薄命女》(29)，其编撰的词学讲义，应该就是后来中华编译社所刊行《文学讲义》中的《填词法》，内容分为绪论、第一章（主要讲句法）、第二章辨体（仔细分析各种词牌体式的特点）等等。社刊刊登的论词言语以及为函授学员编撰的词学讲义，体现了在保存国粹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理解词体、如何有效地指导作词等等这些在民国词学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具有标本性意义的内容。

对民国词学名家，词史研究往往注意他们参与重要词社的活动，与著名文化名人的交游以及他们的创作、理论等等，但是在函授部社的视野下，在保存国粹的时代背景下，诸如朱祖谋、陈衍、林纾、冯煦等遗老们，虽然没有走在时代前列振臂高呼，但他们通过函授部社的形式指导创作、评论创作，当然他们也许会由此获得相应的报酬，但在客观上参与了函授部社的词学教育活动，是为清末遗老们民国时期词学活动的另一面。

综上，民国函授部社的词学教育融合了现代函授学习形式，发展了传统词社的形式、功能、内涵；踊跃而广泛的学员参与创作所产生的词作，词学名家编撰的词学讲义，词学教授们的词学观念，文化遗老们参与函授部社的词学活动等等，都是民国词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民国函授部社的词学教育，是丰富的民国词史研究内容的重要层面，值得继续深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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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晖：《新时代与旧文学——以民初〈小说月报〉刊登的诗词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

(2)蒋著超：《论函授》，《学生周刊》1917年第1期。

(3)“本社刊定每两学期印行一次，故本期社刊只限第一、二期内社员佳作，其第三、四期学员成绩当另于二期社刊内编入之。”《本社通告一》，《艺文杂志》1917年第1期。

(4)《艺文函授社第四次余额招生》，《艺文杂志》1917年第1期。

(5)《艺文杂志》第1期内载有《本社教职员题名》，对每位教员的姓名、字、别署、籍贯、职务、经验等有较为清晰的标示。

(6)“丙辰秋杪，中华编译社成立于海上。”参见陶懒公：《拟同学录跋》，《中华编译社社刊》1917年第2期。

(7)《中华编译社函授部续招新生简章》，《中华编译社社刊》1917年第1期。

(8)《中华编译社函授部详细规则》，《中华编译社社刊》1917年第6期。

(9)林纾：《函授部序》，《中华编译社社刊》1917年第2期。

(10)《本社通告》，《中华编译社社刊》1917年第5期。

(11)张世镳：《艺文杂志序三》，《艺文杂志》1917年创刊号。

(12)蔡少铭：《劝友人研究国文书》，《文学研究社社刊》1923年第13期。

(13)《本社通告》，《文学研究社社刊》1924年第16期。

(14)《中华编译社函授部续招新生章程》，《中华编译社社刊》1917年第5期。

(15)《文学研究社社刊》1923年第8期。

(16)《文学研究社社刊》1923年第10期。

(17)《文学研究社社刊》1923年第13期。

(18)《文学研究社社刊》1924年第30期。

(19)《文学研究社社刊》1923年第10期。

(20)《中华编译社函授部改卷处润文简则》，《文学讲义》1918年第2期。

(21)《中华编译社社刊》1917年第1、3、5期。

(22)刘杰人：《上文社诸先生》，《文学研究社社刊》1923年第3期。

(23)蔡竹铭：《呈朱古薇夫子》，《文学研究社社刊》1923年第4期。

(24)蒋著超：《学员成绩一览绪言》，《中华编译社社刊》1917年第2期。

(25)孙克强：《清代词社研究序》，万柳：《清代词社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26)杨棣棠：《上哲庐先生书》，《同文游艺报》1917年第1期。

(27)《诗词函授社之筹备》，《词学季刊》1936年第3卷第2号。

(28)吴东园：《论词》，《中华编译社社刊》1917年第1期。

(29)天虚我生：《薄命女》，《游戏杂志》19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