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大学地铁站C出口的天桥上，常年蹲着一位老乞丐，穿一身旧得不成样子的中山装，从没换过。是个盲人，带把破二胡，不太拉，搁在腿边。面前放只奶粉罐，行人偶尔丢钱进去，也不多。他有时候自说自话，是河南话。
我亲眼看见，他站在天桥上往下撒尿。厕所不远，下天桥就是。他行动不便，或者懒得动，就伏在栏杆上尿，下面是一排自行车。有一回，我经过，听见有人问他怎么不去敬老院。他说，我想去，俺侄儿不叫我去。
雾霾爆表的日子，他也在，没有口罩。闲了把手伸到衣服里，掏出东西往嘴里填。这两天特别冷，他还在，穿的还是那一身。我穿单褂的时候他穿中山装，我穿羽绒服的时候他还是中山装，大概里面夹了破袄，脚上踩的破皮鞋。风大，我掏出钱，怕刮走，塞到他手里，说拿好，别刮走了。他说，谢谢。
天桥对面是传媒大学。崔永元没开面馆的时候，可以随便进。开了面馆，去的人多了，就要查证，我也不好混进去了。能进的时候，常去散步。倒不是看美女，看了徒增烦恼，还是不看好。但深秋的一片银杏，让人难舍。层层铺在地上，美得伤感凄凉。那段路不长，西头斜对小凉亭，东头是幼儿园。
下午刚过四点，幼儿园门口就挤满老头儿老太太，来接孩子的。没年轻人。年轻人都忙着上班儿吧。得挣奶粉钱。天冷，老人穿着皮夹克，戴着皮帽，探头往里望。放学是四点四十。
我在公告栏前驻留，看小朋友的活动照片和食谱：星期一早餐葱花蛋饼、二米粥、鲜牛奶；午餐米饭、红烧肉、粉条白菜炖豆腐、棒骨海带汤；午点红富士苹果；晚餐金银小馒头、鱼香肉丝、紫米粥。每天不重样，星期二有油焖大虾，星期三有糖醋小排骨，星期四有红烧鸡翅中和葡萄柚，星期五有胡萝卜土豆烧牛肉和蒸红薯。每星期换。别问我怎么记这么清，手机拍了照，不是编的。
我小时候，没上过这么好的幼儿园。我们县现在，也没这么好的幼儿园吧？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个小女孩拿了五分钱，让我跟在她后面念：“我给小姐扇扇子，扇了一年又一年，小姐给我一分钱，看我可怜不可怜。”是不是她说，只要念得好，她就会给我一分钱？记不太清了。她还不许停在那里，要在幼儿园里来回绕圈，边走边念。和尚念经似的。念了一下午，也没给我一分钱。由此知道，有些女孩是会骗人的，还知道，挣钱不容易。
当时，父亲在百货公司，脾气大，跟领导处不来，被赶去看大门。我两三岁，也跟着看大门。大冬天的夜里，在门岗上，披着大衣，裹着被子，父亲教我背诗，给我讲故事，还给我“制造橘子汁”——把橘子捏碎了，挤到搪瓷茶缸里，兑点儿热水，就和商场卖的橘子汁儿一模一样了。很多年后，我读梵高的信，他买不起调色盘，用茶盘代替，买不起七十色的颜料，用三原色兑了黑白来配，觉得比卖的好很多呢。
再后来，百货公司垮了。听说垮的时候，领导用架子车把仓库里的东西，一车一车往家拉。领导姓熊，比我父亲年长不多。他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阵子哪个在外面当大官的谁的弟弟回来了，他每天泡了康师傅方便面送到那人家里。现在的孩子不会知道，当时康师傅是怎样的奢侈品。他端着方便面经过爷爷家门口，看着我们说，你们没俺吃得快。爷爷说，你们没俺能吃。后来，送方便面和吃方便面的人都死了，死的时候都蛮年轻。
再后来，我隐约了解到，父亲被百货公司派去看大门，主要还不是因为脾气大，是因为没给领导送礼吧。其实，父亲本来要送，跟爷爷商量，被爷爷痛骂一顿，就没送。爷爷是曾经被打成右派的老同志，对，老同志，不是老干部。爷爷骂他“翻惊”，“翻惊”是河南话，瞎胡搞的意思吧，乡下叫“胡球怼”，爷爷是半个知识分子，措辞没那么粗鲁。
百货公司垮掉后，父亲承包了门市部，做生意。承包当然需要钱，找爷爷借，爷爷不给，说又是“翻惊”。后来找别人借，好像也找大姑借了吧，总算开起来了。但人家都说，钱是爷爷给的——不然，他哪儿来的钱呢？
刚做生意，有次父母出差进货，被黑车连人带货扔到明港。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借了破自行车，用皮带捆住货物，冒着风雪推回家。这些事儿，他们从没跟我说过。是一次父亲朋友来家喝酒，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