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给《永远的张爱玲》加一点注释

张爱玲1995年9月8日去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1月即出版了《永远的张爱玲：弟弟、丈夫、亲友笔下的传奇》，先声夺人，印量21000册。在传统纸媒时代，第一快速的是报纸，第二是杂志，第三才是图书，所以说《永远的张爱玲》出版速度够得上一百二十迈。纸媒再快还是打不过声媒，1963年12月22日12点30分，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几个记者抢电话，第一条发出的消息是：“总统车队遭到枪击！”其他的再详细再准确的报道只能瞠乎其后。

这书由季季和肖关鸿合编，收录了三十几位作者的新旧文章，新文章似乎只有龚之方《离沪之前》，编者称“龚之方先生抱病赶到上海，与老友桑弧先生共同回忆往事，为本书赶写了这篇文章”。这书的副题可以不要或者简省为“亲友笔下的传奇”，“弟弟”和“丈夫”可以包括进去呀。称呼胡兰成为张爱玲的丈夫，如同称呼朱安为鲁迅的妻子，事实不错，感觉怪讶。

抢了先手的《永远的张爱玲》，在材料上难免输给了晚几年出版的《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子通、亦清主编，2001年8月中国华侨出版社，印数7000册），如林幸谦的《海葬、遗嘱与隐喻》（文中有照片“张爱玲骨灰被友人撒入大海”）。先手，更多是好处，那些情怀套话，肤浅感叹的文字来不及蜂拥而至，甚嚣尘上的所谓“南玲北梅”既错过了头班车，也错过了末班车，只剩下梅娘自嗨了。

如今，张爱玲百年诞辰，重新审视《永远的张爱玲》，笔者认为有必要亦有趣味，因为二十几年来，某些错讹仍在沿袭，某些似是而非仍无了结。本文只对关于张爱玲资料方面失实的段落作出判断，至于文学评论的文章则一概略过。

一

《永远的张爱玲》将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我的姐姐》放在卷首，此文占71页，全书六分之一篇幅。张子静写道：“一九八九年终于和姐姐再联络上后，我就决定要为姐姐写点东西。”“姐姐和我都无子女，她安详辞世后，我更觉应该及早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在资料查证方面，得到前辈龚之方先生及我的表哥黄德贻，表妹黄家瑞等亲友的协助。”也就是说这七十几页的文字写于张爱玲去世之前，而“本书”即后来畅销一时的“张学”入门之作《我的姊姊张爱玲》的母本。第71页末尾有个括弧——（本文由张子静提供基本资料，季季整理撰写）。季季（李瑞月）是作家，曾在中国台湾任报纸的副刊编辑，更是一位张爱玲研究者。她与张子静的合作，使得《我的姊姊张爱玲》增添了文学色彩，达到了一本书应有的厚度。由此便有了文汇出版社2003年9月新版《我的姊姊张爱玲》，署名“张子静 季季著”。（1997年1月学林出版社《我的姊姊张爱玲》封面和版权页均只署张子静一人，勒口简介却有季季。）新版比之旧版的好处显而易见，多了季季的《寻访张子静，再见张爱玲》，将两个人的合作过程交代得一清二楚。

《我的姐姐》相比于《我的姊姊张爱玲》，在史实上出的错要少得多，后者正应了那句老话“言多语失”。还有一个原因，前者多为张子静的自述，而后者由于季季的原因“当时的感觉是骨架明晰，血肉则有欠丰腴。此后数天，我不断提出问题，他（张子静）也不厌其烦地以文字详细作覆。我回到台北之后，这个问答的工作仍通过传真继续进行”。子静先生的记忆，一经提问就丰富鲜活起来。“我先后拟了近一百个问题给他。”

正是季季追求的“丰腴”“丰富鲜活”，断送了某些史料的真实性。如“对于姊姊的成名，我父亲的心理是矛盾的。记得我把《紫罗兰》创刊号拿回家，告诉他姊姊发表了一篇小说，他只‘唔——’一声，接过书去”。事实是，张爱玲的《沉香屑》发表于《紫罗兰》第二期，由于张子静的记错，后面的张爱玲研究者沿袭了这个错记。如“胡兰成当时官拜汪伪维新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事实是，两年前胡兰成已被撤职，因此才有了胡兰成的话“前时我在南京无事，书报杂志亦不大看。这一天却有个冯和仪寄了《天地》月刊来”。在我们的语境里，一日做汉奸，终身就是汉奸。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季季的追问亦不无所得，“又如海外一直传说解放后张爱玲曾去苏北参加土改，他（张子静）的答复是：‘我确实不知道，她也从未向我提起这件事。’”后面本文还要谈到苏北土改是谁最先讲的张爱玲参加了。

二

71页之后，是胡兰成的《民国女子》《她是个人主义者》，前一题目是胡兰成《今生今世》书里的题目，后一个原题为《评张爱玲》，不知道编者出于什么原因乱改。

胡兰成两文之后是一组珍贵的研究张爱玲史料，全组七篇文章照搬于1945年上海《语林》杂志。《永远的张爱玲》编者手又犯痒，将张爱玲中学老师汪宏声的《记张爱玲》改为《中学时代轶事》。这么乱改的后果是《语林》编者钱公侠的《关于〈记张爱玲〉》接不上茬了呀！——“本刊前期所载汪宏声先生之《记张爱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钿’的话，作者无心，编者失察，致张女士不能不来稿声明，以免读者误会。然此事既与秋翁先生有关，编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说明，请略书数语，与张文同时发表，以避免片面攻讦之嫌。”张爱玲与《万象》杂志老板秋翁（平襟亚）因为一千元稿费而闹翻，双方撕破了脸皮。本来事件已然平息，钱公侠却出来搞事情，弄得风波再起，已然撕破的脸皮再撕破一层似亦无妨。

接下来的文章是魏绍昌的《在上海的最后几年》。魏绍昌自称是见过张爱玲的，“一九四六年七月，桑弧约我去石门一路旭东里他的家里宴会，同座的有柯灵、‘张爱玲’、炎樱、胡梯维、金素雯、管敏莉、唐大郎、龚之方等。这一天是我初次见到张爱玲，她沉默寡言，还带着女性的矜持，大约她是‘敏于思而讷于言’的吧，这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张爱玲热了以后，趋之若鹜蹭热度的人海了去了，最典型者莫过于自编自导自演“南玲北梅”的梅娘。但是我相信魏绍昌是真见过张爱玲的，旁证一堆人呢。但是魏绍昌接下来说的两件事情，一个是夏衍对张爱玲的诸多关照，一个是张爱玲去苏北参加土改两个多月，均未注明材料来源，尤其是苏北土改一事，如今仍没有铁的证据，太不正常了，严重说明张学研究水平之低下。

《永远的张爱玲》的压卷之作应属龚之方的《离沪之前》，按编者的话来说是“特约稿”。甚为可惜的是，龚之方提供的第一手资料里掺杂了赝品和言过其实的话。龚文前三个小标题（且不管是不是编者乱加的）《周瘦鹃是引路人》《登门求见柯灵》《窜出个胡兰成来》即很有问题。“引路人”一词不准确呀，张爱玲于英文刊物《二十世纪》发表作品要早于《紫罗兰》，要说引路人也得是梅奈特呀。再者，周瘦鹃只不过赏识张爱玲的才华罢了，真要是引路的话，张爱玲也不会仅仅于《紫罗兰》连载完《沉香屑》便拜拜了。“登门求见柯灵”和“引路人”犯的是一类错，龚之方被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带沟里了，柯灵在《万象》只是个编辑，老板是平襟亚，事实是张爱玲求见的老板平襟亚，好么。《窜出个胡兰成来》第一句便与事实不符，“一九四四年初春，胡兰成当上了汪伪政府的宣传部部长，叫他是汉奸，不冤枉他吧”。错在哪里，请看前面张子静的话。至于龚文中这句“偷偷地在编辑室的门缝里塞了进去”真是抄都抄不对，胡兰成追张爱玲往门缝里塞纸条，真有此事的话，也是往张爱玲家门缝塞呀，与苏青《天地》杂志门缝何干？

龚之方文章后面几个小题目《张爱玲与文华影片公司》《张爱玲得到夏衍的赏识》《张爱玲自编〈传奇增订本〉》《与张爱玲的交往》《小报戏言，冤了桑弧》《张爱玲从上海带走些什么》，真材实料多，因为这些是龚之方自己的亲历亲闻。稍有不足的是龚之方处处以柯灵的回忆为准绳，如“一九四八年全国胜利在望之时，夏衍缠着八路军的袖章回到上海，他非常关心上海文艺界的现状，柯灵此时特向夏衍介绍读几篇张爱玲所写的小说。他读了之后，对张爱玲的才华作了肯定，认为人才难得”。且不说“八路军的袖章”可能不可能可笑不可笑（这种话严重降低龚文的可信度），而据陈子善文章《张爱玲与上海第一届文代会》称“我认识张爱玲和读她的作品，是唐大郎介绍的。唐大郎也是一个有名的‘江南才子’，所以，也可以说，欣赏张爱玲的作品和希望她能在大陆留下来，一是爱才，二是由于恩来同志一直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一方针”（夏衍《文艺漫谈》），到底是唐大郎还是柯灵向夏衍推举的张爱玲？若站边的话，站夏衍这边是明智之选吧。

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洵为“张学”之名篇，情辞并茂，感人至深。几乎各种纪念张爱玲和研究张爱玲的图书都要收进柯灵的这篇名作，层出不穷的张爱玲传记都要从《遥寄张爱玲》那里汲取语录和材料。柯灵这几个观点，“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一九四三——一九四五），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全国解放，在张爱玲看来，无疑是灾难”，显然和柯灵自己说的，“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他（郑振铎）要我劝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大大地抵牾呀，如果张爱玲听从了郑柯们的馊主意，哪里会有今天光耀文坛的张爱玲呀。

三

《永远的张爱玲》大部分作者是海外及港台地区的作家学者，他们笔下的张爱玲呈现了另一个视角，展示的是离开上海之后的张爱玲及晚年的张爱玲。其中最为知名的是夏志清和宋淇。余光中称赞夏志清的功绩“在夏志清之前，上海文坛也有三五慧眼识张（张爱玲）于流俗之间，但是没有人像夏志清那样在正式的学术论著之中把她‘经典化’。夏志清不但写了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只手改写了中国的新文学史”。余光中说得正确极了。但是在张爱玲这座山峰面前，他还是露出了浅陋的一面，“因为张爱玲的杰作早在年轻时就已完成，就连后来的《秧歌》，也出版于三十四岁，她在有生之年已经将自己的上海经验从容写出。时间，对她的后半生并不那么重要，而她的美国经验，正如对不少旅美的华人作家一样，对她也没有多大意义。反之，沈从文不到五十岁就因为政治压力而封笔，徐志摩、梁遇春、陆蠡更因为夭亡而未竟全功，才真是令人遗憾”。余光中是我喜欢的诗人，尤喜“一步就迈进了大内”“储秀宫的一声咳嗽”等句。还喜欢他的钢笔字，手迹难得，只有一本他的签名书。

夏志清悼念张爱玲文章《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写于张爱玲去世后的几天，情辞并茂，感人至深。夏志清虽然高明，依然不免流露庸常之见，什么“她创作的灵感显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什么“同时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但就整个成就而言，当然张爱玲还远比不上詹姆斯”。想问：鲁迅的创作力是前进了还是衰退了？与张爱玲齐名的苏青的后三十年不是创作力衰退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吧？《小团圆》《红楼梦魇》和《对照记》等等不用创作力和灵感能写出来么，干吗非得像王朔似的要求作家必须一部长篇接着一部长篇小说？这里还想与夏教授商榷商榷“凄凉”用在张爱玲身上合适么，张爱玲自己选择的活法和死法，有什么凄凉可言？张爱玲从来不兴那些廉价的同情（就算是对自己的亲弟弟）。以张爱玲的脾性，她绝不会领受你们的怜悯之情。用《列宁在1918》里的话来说：“高尔基同志，丢掉你的怜悯吧！”千万别用世俗的观念来看待张爱玲的所作所为，更千万别学梅娘，“给你（张爱玲）介绍一位风流倜傥的男士”（《“北梅”说给“南玲”的话》）。

张爱玲的遗产委托给了宋淇，宋淇是张爱玲离开中国之后最重要的朋友，一直到张爱玲死。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的友谊，感人至深。宋淇写道：“一九五五年秋，爱玲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港赴美，到码头送行的只有文美和我。船到日本，她寄出一封六页长信，其中有些话：‘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

唐文标则是热爱张爱玲的另一类极端人物。可以说，唐文标只手掀起“张爱玲热”的第二拨浪潮（第一拨是上海沦陷时期），从此“张爱玲热”就没有歇凉过。唐文标发了疯似的搜集张爱玲旧作逸文，不管不顾张爱玲的感受，唐文标令张爱玲头疼死了。唐文标是为“张学”殉职的第一人。我很喜欢唐文标的文笔，明明是学术文章，却写得引人入胜。他的死，实为“张学”的一种损失。

最后来说说《永远的张爱玲》的编者季季。没有季季，便不会有那么多的域外好文章加入本书。季季阻止了戴文采《我的邻居张爱玲》发表在她任职的报纸，曾得到张爱玲的感谢，“感谢所有的一切”。季季文章《我与张爱玲的垃圾》缘由戴文采的文章，季季称：“D小姐的万字稿，简单地说，就是要向万千‘张迷’报告张爱玲垃圾的内容——有谁见过张爱玲的垃圾？”如今季季编此书却将戴文采翻检张爱玲垃圾的万字稿收了进来。戴文采振振有词：“只有张爱玲，才值得我这样做的！”好一副唐文标口吻。戴文采的极端做法逼得张爱玲魂飞胆破，季季指责戴文采：“你知道张爱玲被你吓得马上搬走了吗？你知道张爱玲前几年常常搬家，把《海上花》的英译稿弄丢了吗？”

很庆幸自己三十几年前即开始搜求首发张爱玲作品的刊物，一九四九之前的首发刊几乎一网打尽。如今这些记载着张爱玲文字的精灵，默不作声地支撑着我，写了上面的几千个字。不光是因为张爱玲一百年诞辰，九十九年或一百零一年，我也这么写，也只会这么写。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