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人类世界的科技

如今，科技哲学可以利用多种现代方法，既有分析性的，又有建设性的。各个领域、各个国家的作者[10]都带来了各自的感触、文化背景以及提出问题的方法。在这个基础上，让我们继续科技智人的分析。

科学、技术、科技

当今时代的特征不是科学，而是科技。过去，科学是现代文明的特征。科学努力使世界量化，为一种明确的价值服务，这种价值就是进步，首先被理解为认知的进步。而如今，科技具有后现代或后工业文明的特征。在后现代或后工业文明中，努力的方向与价值观很分散，甚至可能出现分歧，尽管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种思想——舒适的思想——不过我们也不确定自己想不想把“舒适”变成一种价值观。让我们来澄清一下科学与技术/科技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与“科技”这两个词在意思上可能存在的差别。

一开始，技术哲学还不叫这个名字。19世纪，在突如其来的物质主义背景下，工业革命要求人们对机器与机械化、工业与工业化进行思考。相比于描述性、分析性哲学或伦理学方面的思考，经济与政治领域的思考发展得更快，远胜于前者。这些思考很快就被集体行动吸收，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批评的、空想的、积极的或社会主义的）与不同的思想运动。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些思想运动中诞生的，后来从其他关于机器和工业的哲学思想中脱颖而出。

在我看来，更重要的事似乎不止于此。以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为例。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11]跟马克思一样，是黑格尔的左派信徒，但是他移居得克萨斯州，过起了垦荒者的生活，这在黑格尔的信徒中十分少见。南北战争结束后，恩斯特返回德国，并于1877年出版了关于技术哲学的著作。该书的理论基础是技术与生理学的类比，也就是将人体器官投射到外部世界：铁路是一种血液循环，电报局是一种神经系统。普罗泰格拉的论断“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指导恩斯特分析的线索。一切人类活动，不管是内在活动（文化）还是外在活动（科技），都应用人类学或用人类自己对自己的理解进行阐释。这里的理解不像唯心主义思想那样是先验的理解，而是建立在人类实际完成的结果之上的理解。

恩斯特的思想与19世纪工业主义哲学思想在问题系上存在明显的区别：恩斯特的问题在于科技与科技对象的本质，他以哲学人类学为视角，从结果（下游分析）进行分析，而没有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讨论劳动与生产（上游分析）。法国的阿尔弗雷德·埃斯比纳斯（Alfred Espinas）如今已被人遗忘。1897年，他发表了一项野心勃勃的研究成果，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古希腊技术的文化根源[12]，也就是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根源。如今，这项成果离奇隐没之后，我们又重新发现了这一文化人类学视角。在技术哲学领域，文化人类学是马克思主义视角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从哲学上说，只有当科学与技术在构成上的区别而非“自主”技术的概念得以明确，只有当最敏锐的作者提出一条可以作为技术哲学基础的论断——“技术不是应用科学”[13]，技术哲学才有可能构建起来。尽管字典仍然把技术定义为“应用科学”，我们还是应该先舍弃这种观点。

科学是一种话语。对科学的思考是试图理解这一话语的构建方式，比如数学化、模型化、实验、证明等，与这些方法相应的结果可以被称作“真理”“科学真理”“科学效果”或其他名字。

技术是现实世界的行动，不是话语。有人认为一切技术行动都必须以一种话语为前提，而话语是预先储备的技术知识，这种观点也许是错误的。这种说法属于“认知神话”，西方哲学一度遭到其入侵：一切都是知识，一切知识都是话语，古希腊的祖先称之为逻各斯。让我们举几个反例：体育活动中的姿势，比如网球中的反手拉球，不一定需要技术知识（生理、弹性固体的性能、弹道等方面的知识）的话语；干酪蛋奶酥不一定需要技术知识（极其复杂的化学知识）的话语；学会点火与让火持续燃烧不一定需要技术知识（氧化还原的化学知识、高温和涡流的物理知识）的话语。

从另一个互补的角度，即技术与科技拥有物的存在方式，物是行动（使用行动，它与生产行动相比至少具有同等程度的决定性）的载体。技术与科技的哲学试图理解科学之外的东西，属于行动哲学而非认知哲学。研究的主题关乎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物的使用，使用的风险、益处、反作用，以及与这些手段相对应的预期目的，效率（Alexander，2008）。这时，目的不再直观地表现为真理，而是表现为计划的实现。

现代科学可以被定性为“技术科学”，这个术语主要由吉尔伯特·霍托斯（Gilbert Hottois）引入，用来给科学与科技在实用方面的重叠部分定性。但是，技术在构建科学话语的前后阶段的重要性，没有让科学与技术之间本质和地位的区别发生任何改变。要理解当代文化的轮廓，就必须分析其中的区别。

总的来说，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区别跟话语与行动之间的区别相同——这意味着忽视这种区别在哲学上是灾难性的，而且我们不能专断地判定两者之间存在的依赖关系与价值关系。[14]

接下来的问题是：技术与科技之间的区别可不可以用哲学来解释？如今，大部分科技哲学著作都用英语书写，“科技”（technology）一词由此传播开来。英语几乎不用“技术”这个词，但这个词是存在的，意思很局限，却又值得注意：艺术家的“技艺”（画家、钢琴家……），或者多数情况下直接依靠身体的技巧（舞者、体操运动员……）。于是我们得到以下猜想，它虽然简单却很有说服力：“技术”指向与身体直接相关的行动[15]，以动作为序列；而“科技”直接或间接地指向物，宽泛地说，就是一切与物的使用、生产以及世界中的在场有关的东西。动作是技术，而物是科技。我把这些成为科技的中心并且能定义科技的科技对象叫作“人工制品”[16]（artefact）。所以，科技智慧不仅需要一种行动哲学，而且专门需要一种物的哲学。这里的物不是传统哲学中的物，而是日常中多种多样的物：日常物品及其使用的哲学，科技对象在人类世界中在场的哲学。

哲学家们曾多次尝试让“科技”这个词以“技术的科学”的意义存在，就像生物学是生命（bios）的科学一样，但是他们没有成功。[17]因为长期以来，“科技”在法语中指的都是“技术”之外的东西：我们不说钢琴家或画家的科技，也不说性科技……技术与身体直接相关，不会归结到科技范畴。但是如今，最广义的“技术”通常包括“科技”一词的含义。

我们或许认为，与过去的技术或科技相比，伟大的“科学性”是现代科技（不是所有科技）的特点。在我看来，这个想法看起来合理，但是不正确，因为“科学性”的界定十分模糊。意识到现代科技中电子与信息技术这两种重要技术的加入似乎更值得关注。这两种技术不一定体现在人工制品本身，而是体现在制造过程中：一枚隐形眼镜或一艘碳纤维帆船本身不包含电子或信息技术，但如果没有这些技术，这些产品既不会被设计出来，也不会被制造出来。生物学或生物技术中的人工制品也属于科技，因为如今的遗传学与电子信息技术，以及其他高科技手段都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有理由发现，跑步是一种技术，而用视频记录下跑步的步幅，并用电脑进行分析，从而改善姿势与效率则属于科技（Don Ihde，1993）。如今，大部分体育竞技都有科技的辅助，不管是视频录像，还是材料科技等；如今，不穿高“科技性”的跑鞋，人们都不跑步——人们运用大量科技，进行设计、制造与推销。

所以，技术与科技并不相对，而是互为基础，完全同动作与人工制品一样。不管高科技帆船装载了多少分析系统与决策辅助系统，在舵柄旁，舵手依然掌握一项技术，也就是跟简单坚固的有形物体直接相关的身体技能。人体与最复杂的人工制品之间存在功能联系，尽管两者的技术精密程度大不相同。我们需要理解的是这个整体，至于我们如何划分技术与科技之间的分界线，这并不重要。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身体与技术之间的分界线也不明显：舵手的手臂可能装着固定骨折的钉子或关节上的塑料假肢，舵手能通过电子屏幕“看到”船的前部和帆，“感受”船的倾侧，注视着电子屏幕上的人工地平线。我们需要理解这些综合的整体：身体/技术/科技。

最后，因为我们在关注“高”科技（hightech）[18]的同时，也关注了“低”科技，所以技能与科技之间的区别与连续性似乎更加明显。让我们想一想写字。写字是一项与自然完全无关的技术，主要由身体动作构成。很久以前，写字就存在了，其重要性人尽皆知，表现为低科技：尖刀在沙子上画出符号，后来在黏土板与更硬的石板上划刻，之后又在用植物与动物皮制作的纸（纸莎草纸、羊皮纸、纸）上书写。蜡笔与纸是低科技产品，是写字这种原始技术的产物。印刷术这一科技所带来的影响，使人类交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孕育出了著名的“古登堡星系”。不过，就个人而言，如今的“写字”存在高科技形式，其中最主要的是微型电脑键盘，有时甚至是连接了语音识别系统的麦克风。写字是语言技术，“文字处理器”（英语：word processor）是语言科技——可以纠正拼写错误，给出同义词建议等，最后打印下来，大大减少“古登堡星系”的数量和成本。电脑这一人工制品用科技的处理取代了技术的动作。低科技的写字发挥了高科技的信息技术。

不管是在技术与科技之间，还是在高科技与低科技之间，区别系统无处不在，我们可以按照科技含量的高低，将这个系统无限“分层”——但这不是重点。高科技怪物核电站与低科技问题密切相关：阀门、管道、铅管管道……高科技奇迹隐形眼镜则需要人的眼泪才能起作用。

科技与人的特性

从一开始，技术就站在人类这边，它曾经是人类化的核心。而“科学”则在不久前才成为人类的友军。如果我们等着牛顿运用搬运重物的技术，那么我们可能永远等不到牛顿。几万年来，我们点燃火苗并且利用火的力量，却从未想到燃烧涉及的物理与化学原理。毋庸置疑，火不是人类生存与生俱来的条件。条件应该是科技的人工制品，是人类特有的通过技术创造出来并延续下去的人工制品，而且，如果没有这项技术，人就永远无法成为人。

从史前时代开始，人类就将某些自然的或人工的存在纳入自己的生存范围。在最古老的人类墓穴中，人们重新发现了一些动物与部分人类（女人、奴隶……）。逝者生前与他们紧密相连，以至于死后也需要他们来陪葬。但是，人们同时也发现了各种人工制品（武器、珠宝、厨具……），逝者生前似乎也与这些人工制品息息相关（Don Ihde，1990）。

在人性之初，这种对生命以及物的依赖就是典型的人类特征。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我们一直都明白——或者不管怎么说，很久以前我们就明白——我们的生命与人性归功于人工制品。现在，我们却变得不明白这一点了：一位要求与小提琴一起入葬的演奏家是在延续祖先的传统，这种做法或许可以被接受，艺术因此被神圣化。但是，如果普通公民要求同手机或摩托车一起入葬，让这些东西躺在他身旁——就像我们的祖先身边也躺着打猎的弓或战马一样——那么可能就会引起一阵愤慨，愤慨的内容是价值观的崩塌……

把人定义为制造工具的动物（tool-making animal），这归功于本杰明·富兰克林。如今，我们明白这个定义不完全准确：部分动物的技术中也存在工具，一些“动物文化”[19]中也存在技术。但是，只有人类为生存的各个方面设计技术，而不仅仅是为某一个特定方面。人的特性就在于此：为火与武器创造技术；发明可以制造其他工具的工具，从而构建人工制品谱系与系统；创造烹饪以及建造房屋、制作炊具和珠宝的技术……技术实践多种多样，代代相传。和智人一样久远的、起初进展缓慢的技术大爆炸，或者说科技环境的延展构成了与人的天性密不可分的技术文化。

如果把人的技术特点同另一特点——语言，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就能更深入地理解这一技术特点。因为人也被定义为拥有逻辑的生物，也就是说，人类与“语言”和“理性”密不可分。在《技能与语言》的第一卷《姿势与话语》[20]中，史前哲学家安德烈·勒儒瓦-高汉（André Leroi-Gourhan）从两个方面记录了人类历史。他解释道，具有代表性与象征性的语言是人的特点，赋予人类语言的是大脑。除此之外，手/脑互动也是人的特点。手与脑的互动既赋予了人出众的灵巧手艺，又让人对做过的事有所思考。如果人的大脑、双手、技术与语言在这么长时间内没有共同进化，那它们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共同进化必须为人类文化（语言的、象征的）与科技文化（物质的）的共存充当模型，这两种文化实际上构成了独一无二的智人的独一无二的文化。人的两种特征——技术与语言——奠定了上文中强调的紧密相连的两方面——科学（表征话语，语言）与科技（智力指导的物质活动，技术）的本质区别。

语言支撑着人类生存的技术方面（但是，反过来读也是正确的），促进了集体以及不久之后的社会的形成。因为就算智人只能成为“制人”（homo faber）——工具的制造者与技术的使用者——制造与使用的过程几乎都需要一致行动，而这一点只有不断进化的社会关系才能做到。一致行动包括几代人之间通过遗传和学习达到的一致，这需要人类集体内部的某种文化。集体文化与技术文化共同发展；反过来，一致行动与文化传承加强了人类之间的联系。这样看来，我们很快就能够发现，人类制作的主要是人类自己，也就是具有社会性与文化性的存在，他们依靠交流能力获得新的潜能。我们能打破逻辑（logos）与技术（technê）之间的古老联系吗？那些在一开始就把我们变成人的东西，会轻易地发生彻底的转变吗？会让人失去人性吗？我们似乎难以相信这些说法。让我们再凑近看一看。

技术与语言的关系是反思技术时最常见的问题之一，表现为表征与意义世界（语言）与物与物质实践世界（技术）之间的对立。勒儒瓦-高汉指出了其关系的起源：“其实，自旧石器时代起，主要是农耕时代起，象征世界（宗教、美学或社会象征）一直在地位上高于技术世界，而且社会金字塔通过赋予象征功能更多的优越性，从而以双关的方式构建起来，然而科技才是一切进步的动力。”[21]为什么在涉及人的特性时，语言比技术优先呢？

在我看来，我们对自己的印象似乎因为一种双重优先陷入了危险的失衡状态，这种双重优先来自刚刚提到的等级：

——（表征的）认知优先于行动，这是一种表象主义或认知主义偏见（本质在于感知，而感知通过现实的“心理表征”完成）；[22]

——动作行动，也就是行动（找不到一个更贴切的词与英语的“doing”对应）优先于生产行动，也就是制造（英语的“making”），这是一种贬低技术“制造”的偏见。

即便在行动哲学的内部，只有“高贵”的形式，只有行动道德才拥有过哲学的殊荣，而行动的技术形式，也就是物的制造和使用却没有。[23]

要想对贬低技术“制造”提出异议，我们可以重新从安德鲁·哈里森（Andrew Harrison，1978）的著作入手，这部著作别出心裁，主题是制造与思考的关系。哈里森的分析关注艺术创作，在这个领域制造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思考。但是在此之前，他直接抨击了我刚刚提到的两种偏见。哈里森注意到，我们以语言、以包含了语言的智力形式来定义人类，而且这个定义非常刻板，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于是，当我们准备从智力和思想的角度来理解道德行动时，我们遇到了第一个困难。不管怎么说，道德行动在这一刻或下一刻都是世界上真实存在的行动，是具体行动而不止是一种言语表现。但是，道德哲学可以解决这个困难，它关注的是道德主体“思考”（假设通过语言进行思考）了什么，而不是做了什么。然而，如果涉及理解制造物的过程中生成的智力，这个物可以是哈里森思考的沙雕城堡，也可以是弓、鱼线、窝棚等；如果涉及把技术制造理解为实时介入具体行动的思想，那么我们就没有哲学方法。我们不能用备用的表象论模型来解决问题。因为根据表象论模型，首先，我们就会对自己想做的事情形成一种想法或认知（用语言来表达？），这个思考过程调动了全部智力。其次，就是实现这个想法，这个制造过程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智力。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就不会有人搭窝棚了，也就不会有人修修补补或者烹饪食物了。我们只能实时思考自己的行动，不管是在制造中还是在行动中。人的特性就在于此。认知偏见与对技术制造的贬低让我们偏离了这一特性，而科技哲学将我们重新带回。从人类起源到科技智人，人一直拥有一项特殊的本领：与物建立智力上的联系。认识到这一点，不就是上了一堂基础的智慧课吗？

技术对象的世界

吉尔伯特·西蒙栋的哲学著作《技术对象的存在形式》[24]为技术哲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西蒙栋试图分析科技对象的形成，用进化来解释形成。不过，这种进化不同于自然进化，而是与创造和形式的完善具有相同的作用。技术对象在形成过程中获得了主要性质，即具体性，也就是存在性与功能性，这一主要性质使技术对象融入世界：“[……]具体的技术对象，也就是进化后的技术对象，正在接近自然对象的存在形式，趋向于内部的连贯与因果系统的封闭，因与果在系统内部循环。除此之外，技术对象包含了一部分自然世界，这部分自然世界作为运作条件加了进来，所以也属于因果系统。”[25]这一特征尤其适用于现代科技产品。

西蒙栋继续分析，定义了技术对象的个体化和技术对象的运行单元，运行单元可以被分为三个层次。[26]

（1）技术元素，组成技术个体（例如：电视机接收器的显像管），类似于生物器官。

（2）技术个体本身（例如：电视机接收器），相当于人工制品，类似于自然生命体。

（3）技术整体，技术个体的必需部分，但又不是技术个体的组成部分（例如：电视机接收器的电力供给，可以接收的发送信号，电视节目……），相当于生物与生物的生态龛所必需的环境。

另外，勒儒瓦-高汉宏大的技术人种学[27]，构成了技术哲学的事实与分析基础。依靠自己拥有的4万份描述技术对象的文件，而且是他亲眼见证并且经常使用的文件，勒儒瓦-高汉描绘了智人的物质文明。无论何时何地，智人都在制造并使用工具。部分工具，比如火、横口斧或纺车，是人类历史的中心，更别说武器了。勒儒瓦-高汉主张人文科学不能局限于艺术、宗教或权力系统，必须深入地位卑微的具体事实，因为具体事实是人类生存的直接条件，而且，人文科学必须研究物与工具的系统。为什么不把这种人种学方法（重点不变，严密性不变）运用于互联网和百忧解时代的科技智人呢？

西蒙栋和勒儒瓦-高汉开创的道路仍然有待探讨。上述哲学基础没有贬低技术对象与技术对象的使用，但是我们尚未充分利用这些哲学基础。因为海德格尔曾经判断真正的哲学问题在于技术的本质，而不在于技术本身[28]，所以哲学家觉得十分幸福，因为他们能够在“本质”这个如此熟悉又如此自由的世界中探索。在我看来，这一导向似乎是诸多技术哲学理论先天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不能从“技术”这一单一东西的本质出发，去思考与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山地车或网球拍维持的亲密关系中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亲密关系中发生的事促使我们专注于大批科技对象，也就是陌生的和熟悉的人工制品这些非常独特的存在的区别和绝妙之处。

所以，我们应该从技术的本质这个大问题，过渡到对对象本身的思考。[29]要进入这个世界，就让我们思考一下机器吧，对于分析来说，机器似乎是最容易分离出来的技术对象，同时也是最令人担心的。除了海德格尔分析的工具之外，机器是一个更复杂、更自主、更“技术”的单位。以下定义在技术哲学领域没有争议：“机器与工具最大的区别在于操作过程中的独立程度，所谓的独立程度与操作人员的熟练度和精力相对：工具听从操控，机器听从自主行动。”[30]机器是一种自主的工具；所以，根据工具与生理学上人体器官（“organon”在希腊语中指“工具”）的相似度，我们可以说机器是生命体的相似物，更具有自主性。

更进一步说，我想从两位工程师，亨利·安热尔·德·奥里亚克（Henri Angles d’Auriac）和保罗·韦鲁瓦（Paul Verhoye）的类型学谈起[31]，他们研究关于机器的哲学。他们写道，人在维持与环境的关系（感知、处理信息、作用）时，运用了自然手段与非自然的文化手段：机器。在他们给出的机器定义中（“人与环境处于积极—动态关系时，人所使用的一切文化对象”[32]），浮现出一个值得注意的概念——假体，这一概念甚至为所有技术对象提供了一个范式：机器不仅是器官，也可以是人造器官，而人造器官就叫作“假体”。再提醒一次，不要急着贬低假体：不是所有假体都是木腿，想一想（带来微笑的）烤瓷牙、（带来视力的）隐形眼镜、（拯救生命的）冠状动脉搭桥术……

刚刚提到的物根本不是“机器”。如果必须按照假体的模型理解技术对象，那么技术对象就不再属于机器范畴，于是对人工制品这个概念的兴趣油然而生。人工制品（拉丁语：artis facta）是一切由技术制造的物。机器是人工制品，但不是所有的人工制品都是机器。

于是，安热尔·德·奥里亚克和保罗·韦鲁瓦区分出几种人工制品的类别。[33]具体行动的特点是必须消耗能量，所以在具体行动这一方面，作者首先区分的是工具，比如杠杆、螺丝刀、锯子、自行车等：“这些是最原始的人体假体，是人体适应环境的装置，让我们能够充分运用四肢。而所谓的适应既可以适应性质，也可以适应数量。”[34]

工具的特点是必须为人所“用”，也就是说：

（1）人必须为工具提供运作的能量；

（2）人必须指导器具，提供必要的“指示”。

让我们记住这个工具的定义，记住能量供给和信息供给这两个必要条件。

最后，来看一看严格意义上的机器：“相反，机器是拥有自己生命的工具，而且我们再也不能说，一旦人不使用机器，机器就什么也不是。”[35]机器的特点是它可以跳过其中一个工具运作的必要条件：要么不需要能量的供给（摩托车、电钻、火器……），要么不需要信息的供给（所有自动装置）。[36]

长期以来，技术哲学与技术伦理学都证明了技术对象从不孤立存在，仅仅以整体为单位存在，不仅在上文提到的“技术整体”内部是如此，在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命名的“技术系统”内部也是如此，

技术是一个系统。20世纪30年代起，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甚至希望在《科技与文明》中证明，这个系统自身带有一种文明。这段论证先由一段经典的时钟分析展开。[37]时钟的发明实现了时间的调节与活动的安排。时钟最早出现在寺院，然后是人们的工作地点与生活场所。最后，节拍的格律分析成为西方文明念念不忘的一项参数。我们还经常列举铁路的例子，以及一切在铁路工作的前后阶段与之相关的方面：我们从中发现了一段堪称完整的物质文明，而且美国的西部之“征候”表现出这一文明的加速蔓延（电报、学校、法律、商业等随铁路同时出现）[38]。

一项原始技术，例如火，可以独立存在，尽管融入其他相关技术是自然趋势（从结果上说，比如烹煮食物、让棍棒变硬；从源头上说，比如收集、弄干和保存木材）。但是，一旦技术的种类增加，而且互相关联——最晚从新石器时代之后，就是这种情况——技术就会遵循工具、机器、交通工具、通信手段、知识、社会结构等各方面之间相互依存的逻辑。技术只能存在于系统中，系统远远超过人工制品本身：根据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核心概念[39]，这个系统就是物质文明。

人工制品的分类

比起技术对象的分类这个探寻技术对象本质时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先分析一下人工制品在人类世界的存在方式——这是人与人工制品的共存所提出的问题。

我们可以区分出八种人工制品的存在方式，八个种类或分类[40]——这几个词的使用很灵活。这里的分类是定向分类，考虑到人工制品通常具有多种用途，或者说像接下来会看到的那样，从一种存在方式进化到另一种存在方式。

分类标准如下：

一、与人体的亲密度或相容度；

二、大小、重量、物质性；

三、能量型工作方式和/或信息型工作方式；

四、供个人/集体使用。

这些标准的组合使以下分类具有各自的特点。

（一）纳米级人工制品：所有分子级科技（源自希腊语“nanos”，意思是“小的”）。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药品、不久之后有关人类遗传的手术、所有生物技术以及力学、电子学乃至量子学领域可能运用的纳米技术。

从定义上看，当这种人工制品工作时，肉眼看不到它们的在场，尽管它们的在场与人类生存的宏观层面相互影响：我们看得见服下的药片，但看不见药物的“有效成分”在身体里的活动。合法的或非法药品都属于这一分类。自愿的或被迫接受的辐射，以及自然环境的化学污染或放射性污染也一样。对于我们之中的某些人来说，永远存在于体内的纳米级人工制品在细胞层面发生作用，从而改变生物参数（避孕药品、降血压药品……）。

（二）假体：所有修复或替代人体器官的科技。例如，眼镜和隐形眼镜、固定骨折的钢针或人工关节、假牙，当然也包括人工机械瓣膜和心律调节器等；或者还包括体外仪器，例如用于重症监护和透析的仪器。

从定义上看，几乎大部分假体在人体内部，或者与人体十分接近。下列人工制品也属于这一分类：双筒望远镜和天文望远镜，以及加入了头盔显示器、3D眼镜和其他发展成熟的人工制品的“虚拟现实”系统——而电视或电影与自然场景相去甚远，不属于假体类存在方式。重听患者的听觉假体是最直接的假体，而电话或磁带录音机确切地说不是声音和听觉的假体，因为它们身上用具、工具、仪器、机器的特点太过明显，不管怎么说在现有科技中是如此。但是，植入皮肤的微型声控电话系统，也就是没有任何按键的电话系统，可以算是电话的假体类存在方式。

（三）服装：广义上的服装，不仅囊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服装”，还包括鞋子和帽子。其中帽子包括头盔，头盔同时属于假体。不要忘了还有水下或太空中生存用的高科技装备——“潜水服”和“太空服”。

珠宝和人体装饰也都属于这一分类，比如人体彩绘、文身和穿孔。对于科技社会中的人类来说，鞋子在很久以前就已成为“类假体”。这件工具多么实用！手表也是一件“类假体”，存在形式属于服装类。只要能买得起手表，它就可以跟衣服上的袖子融为一体。服装类人工制品离我们最近，但依然在身体之外，覆盖了大部分身体和世界的接触面：维持温度，保护身体，携带轻便的东西（口袋是神奇的纺织制品，它在衣服上增添了袋子这个神奇的史前人工制品），显示职能和社会身份（与职位体系和社会礼节体系相符的制服），显示宗教身份和婚姻状况（结婚戒指）……不要忘了，在这个身体与世界的接触面，不论何时何地，美感、外表和传递给他人和自己的个人形象都是最重要的。

（四）基础设施：建筑，还有道路、桥梁、水网、废水排放网、电缆、通信电缆或电话电缆，这些都是交流、运输和网络的物质载体。

这些人工制品是有形的，尽管它们或多或少都直接包含了一些信息要素，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工作协议（因为缺少道路法的道路十分危险，无法使用）。这些人工制品在工作时不需要能量——不消耗有效能量，也不需要信息——本身不使用传送的信息。基础设施主要供集体使用，尽管最终的服务对象是个人（我的房子和通往房子的路，我的水龙头和电力装置）。这些结构符合“infra-”（下面的，下部的）这个前缀，因为它们在发挥作用时位于其他人工制品之下。基础设施是使用其他人工制品的条件，也是其他人工制品工作时的载体。没有电网，就没有电；没有马路和公路，就没有我们认识的汽车；没有供我们活动的建筑，我们几乎什么都不能建造，什么都不能使用。从定义上看，基础设施本身是手段而非目的。高速列车的轨道或变压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网络的一部分。错综复杂、相互连接的基础设施网络组成了科技文明的运作载体。

（五）静态用具：锤子、钳子和钉子，蜡笔、白纸和书，还有独轮车、自行车、皮划艇……这些工具，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从能量型工作方式的角度看，都直接使用人力；从信息型工作方式的角度看，都直接依靠人的指挥和信息处理。

让锤子动起来钉钉子的，是肌肉的力量；指挥这项操作，让锤子朝着手指捏着的钉子移动的，是视线掌控下各种姿势的协调配合。我们可以这么解释，锤子和钉子是静止的，只是因为我的能量和大脑对信息的处理才在运动（电钻正好相反，它是一台仪器，虽然电钻也在我的手中，也在视线掌控范围内）。工具属于这一分类。书也是一种静态用具——只有在人的手中，只有被人看到的时候，书才“发挥作用”——书与锤子不同，比起能量，书更需要信息。

（六）个人设备或能量型用具：轿车和刈草机，吸尘器和电冰箱，所有设备基本上都配备一台发动机，而且供个人使用。

剃须刀是静态用具（第五类），电动剃须刀是个人设备（第六类）。能量是第六类人工制品的主要方面，一般体现为发动机，发动机利用的能量不直接源自人类，这一点区分了仪器和工具，区分了电钻和锤子敲打出来的雕刻刀。从术语的技术层面说，能量源不一定是发动机。帆船就是最好的例子：帆船运用的技术——不管是高科技或低科技——与皮划艇的技术不同，区别就在于帆船航行时需要的能量不再直接源自人类。对于依靠信息工作的人工制品来说，个人设备依赖的主要还是人的指挥，尽管它表现出部分自主性。比如，洗衣机的洗涤程序代表了部分自主的信息型工作方式（时长、温度，还有决定洗衣时长的待洗衣物的自动称重），但这个程序是由用户“亲手”决定的——当设备能够自己确定衣物的颜色是白色还是其他颜色，面料是棉还是合成面料，是精致还是粗糙时，就不再需要用户的决定。我们合理地称呼这台设备为“洗衣机”，它出色的实用性清楚地表明，发展或代替了人类劳动、力量和熟练度的人工制品主要是机器。

（七）集体机器：工厂、火车、飞机、核电站……这些大型机器不是为个人或家庭服务的，而是生产、交通和能量或信息供给网络的枢纽。

对于任何机器来说，能量（消耗或生产能量）是最主要的一方面，尽管信息在高科技机器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飞机、火车和工厂听从信息的指挥，而且只听从人的指挥，虽然现在大部分情况下（人的）指挥都有“电脑的辅助”。[41]工厂是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机器的）机械化运作代替人类体力劳动的模型。如今，机械化运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指挥机械化操作的工作。由于集体性的重要地位，集体机器和基础设施（第四类）之间的联系也表现得更加明显：集体机器构成了并且维持着科技文明“厚重的”基础设施网。集体机器网实现了我们身边个人设备（第六类）的运作：家电需要电力，晶体管收音机需要工厂生产的电池，刈草机需要火车从精炼厂运输的汽油……这些机器大大减缓了人类集体物资的消耗，也就是说，赋予了人类一种足以征服和改变自然的无与伦比的能力。

（八）信息机器：所有型号的电脑，各类自动装置，包括电话、高保真音响、照相机，别忘了还有电视机。

对于这类机器的运行来说，信息是主要方面，尽管在物理世界，一切信息活动都消耗能量。信息机器运行时需要的能量甚至全部物质都是次要的，这些都是纯粹的信息载体。这就是信息机器的特征。机器运行时需要的能量和物质似乎逐渐对信息造成“干扰”：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电池成为真正的负担。电池还在，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掉电池。

掌握了各种机器提供给我们的物质和能量之后，这些信息机器赐予我们一股前所未有的信息力量。如今，我们一致认为在这股力量中看到了科技的未来，同时设想出一条机器的进化逻辑：逐渐信息化，逐渐非物质-能量化。例如，音乐的翻录始于完全机械化的留声机，并随着电动式扬声器、放大电路、压电式扬声器的出现不断进步；后来随着CD的出现，音乐的翻录采用了信息型工作方式（就算是一台“客厅”播放器，读取音乐的也是电脑）；最后，在下载音乐时，发生转换的只有非物质的信息代码“比特”。

人们很容易发现一些混合形式，也就是不同人工制品存在形式的杂交品种。而且，由于不同的类别十分接近，所以这些混合形式更容易被发现。另外，人们还发现人工制品经历了从一个类别进化到另一个类别的过程。

上述分类还遗漏了人工生物制品。人工生物制品是生物技术对人类的要求，不仅表现为纳米技术（第一类），还表现为与人类处于同一级别的生物。我们饲养的大部分动物，种植的大部分植物都是人工的结果，源于新石器时代之后的人工选择。[42]毋庸置疑，我们食用的谷物和道路两边的植物都是人工制品，我们曾经从狼中间选择的所有品种的狗也一样。但是，这些生物不只是人工制品。就算是人工种植的玉米，就算是一株“转基因”植物，也都是会生老病死、表现出独特之处的生物。我认为，就算是食品工业中的酵母，转基因技术中的细菌，也都是自然的生物，人类改变了这些自然的生物，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它们并让它们发生转变。说到底，只要是工业原料……活着的原料（一桶细菌），就是自然的生物。

所以在我看来，有生命的人工制品这一类别似乎还处于构思阶段。它正在凸显，但是还不能完全与其他类别并列，因为被人类利用、经过改造的生物尚未具备人工制品的生存方式。人们关心——目前有一点关心，不过之后会越来越关心——工业化养殖中动物的生存条件，但是没有人关心电视机的存储条件。所以，不要认为有些事情先天注定，因为将来我们会需要身上保留下来的生态嗅觉：各种生命组成了一个团体。在科技文明中，对这个团体的关心落在了人类肩上，而且，对这个团体的关心不等同于对人工制品的管理。这个想法还未熄灭。

技术的自主性？技术的中立性？

技术是一个大写的“系统”，这一思想还包括以下几点：技术独立发展，就像一台高度进化的机器；技术具有自主性，自己给自己制定规则（auto-nomos）；所以技术奴役人类，把我们变成工具。当我们把“系统”的首字母大写后，就发生了骇人的转变。这种说法令人害怕，但是有没有道理呢？

雅克·埃吕尔提出了既自主又危险的技术系统理论，吸引了一大批欧洲和美国的追随者，他的书在这些国家风靡一时。“自主技术的意思是说，技术最终只依靠自己；技术描绘出自己的路线；技术是首要因素而非次要因素；技术应该被看作一个倾向于自我封闭、自行决定的有机体：技术本身就是目标。”[43]在埃吕尔看来，自主技术对文明的威胁不是技术史上某次意外的负面影响，而是……技术史的核心：“技术本身就是限制的打破。对于技术而言，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或被禁止的操作：这不是技术的附属特征或可有可无的特征，而是技术的本质。”[44]埃吕尔、海德格尔以及所有技术本质的基础理论研究者都认为，“技术的本质”就是“出格”，一种非人类的傲慢（hubris），就是科技的自主性。不过在希腊悲剧中，引发悲剧的傲慢是一种人类的出格，是人类的无知。人类把自己看作神明，启动了命运的齿轮，不可救药地走向了不幸。如果技术也同样傲慢，那么就会出现普罗米修斯故事中的问题：人类因为技术的傲慢或出格而获罪，不可救药地走向不幸。但是，根据技术自主性的论题，技术脱离人类控制之后，技术本身就会成为问题的根源，也正是因为技术逃脱了我们的控制，所以才会成为问题的根源。技术的力量具有非人类的特征：一股自主的、非人类的力量控制着我们。技术的自主性意味着目的性的缺失，也就意味着人类缺乏目的性，缺乏决策和价值观。[45]

所以，从技术统治我们这个角度说，或许可以说技术在实行一种真正的“统治”。但是情况真的如此吗？机器越过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分界线吗？这里涉及一种转变的理论：一开始（差不多直到现在……），技术有利于人类。然后，技术失去了人性，如今甚至对人的存在提出了质疑。《木偶新闻》（Guignols de l’Info）节目上，木偶弗朗西斯·卡布瑞尔（Francis Cabrel）的台词很妙：“进步，还是以前好！”（有线电视台，1990）。如果我们想象得出“自主”化的技术，也就是说技术自己给自己制定法则，而不是从人类那里接受，那么就可以对转变做出简单的解释：机器转而反抗我们，“机器人”变得十分聪明，以至于要推翻我们。

上面这段科幻片剧本从哲学的角度指出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衔接，这种衔接不一定是好事。如果只是从手段变成目的的话（本来为我们服务的机器奴役了我们，从手段变成了目的；而我们，则从目的变成了手段[46]），那么科技哲学很快就可以写完，它只不过是对秩序和理智的某种呼唤。但是，在科技世界中，目的与结果一样，都不会轻易让一条实用的分界线区分彼此。我们的生存在指涉网络中更加精细，更加错综复杂，这些指涉网络不都具有工具性。当我一边收听广播里的早间新闻，一边等待机器准备咖啡，一边从冰箱里拿出橙汁时，重点不在于区分哪些是手段，对应的是哪些目的；我与厨房里现有的“工具”并不构成实用关系，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更加感性，更加亲密。广播的声音轻柔地把我从困意中叫醒；咖啡机发出咝咝声，声音很小，但是朴素又忠诚；冰箱的凉意一下子让我沉浸在一个理想的自然世界里，那里的泉水是新鲜的果汁……我没有使用“工具”，现在，我和那些有助于建立情感联系的物品平静、舒适地生活在一起。对人工制品与我之间权力以及奴役关系的分析一定可以靠近技术的本质。[47]

我们跟谁有关系呢？我们跟“技术的本质”，跟这种自主的、抽象的、居高临下的、失去人性的力量无关；跟人工制品的亲密有关，这是一种具体的、情绪化的亲密，无法通过结果/手段的分析和权力关系去理解。

与技术自主性相对的另一极端，是技术的中立性。其实，在工程技术哲学中，人们难以容忍来自“文学性的”技术哲学的抨击。为了让“文学性的”技术哲学重新回到最初的误解，人们指出，技术只是一种手段，跟其他所有手段一样都是中立的。[48]长矛也许是打猎时的利器，或者是战争中的恐怖武器，但是错误不在于长矛，做出选择的是使用者，而长矛是中立的。所有技术手段都如此，不管是刀还是核物理。

反对者认为中立性理论实在“天真”，而且实际上属于意识形态。支持者则认为反对者的警告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技术恐惧者与爱好者相互藐视。

退一步就能够发现，技术的自主性和中立性这两个论题其实都使用了同样的分析法，即手段/目的分析。我们需要推理的，是技术的这种两面性。只有当我们仅仅把技术看作手段时，技术才是中立的，难就难在“仅仅”这两个字上。还是以手握原始长矛的人类为例。长矛是一根削尖了的、坚硬的普通棍子。人类知道在某些情况下，长矛是一件比徒手搏斗或陷阱更有效的工具。他锻炼了一项用长矛捕猎的技能，目的是杀死猎物，填饱肚子。那么当周围部落的人想跟他争抢食物时，他会怎么做呢？

这里牵扯到技术和人工制品的逻辑：不仅要实用，还要高效。实用和高效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促成了科技教唆者的一面。当我们忍受着痛苦——比如剧烈的牙疼时，如果这时有一种药物既可以分散疼痛，又没有有害的副作用，比如扑热息痛（不仅限于扑热息痛），那么这种方法不仅实用，而且高效。我们可以选择一直不吃药，继续忍受痛苦，但这不是一种正常的或者说“自然的”行动。药物的功效引诱我们采取某种行动。当然，从定义上看，诱惑是可以拒绝的。

毫无疑问，每一种人工制品，武器也好药物也好，都是一种手段，但是又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是特定的手段，因为这些人工制品在可以发挥功效的情况下，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人工制品。从前的人类在多数情况下，都不曾体会过对于高效行动的需求，是技术手段的效果凸显了高效行动的“目的”；而且，既然目的可以实现，技术手段的效果还促使人们实现这个目的。从这一点看，“技术手段”不是中立的，体现在两方面：

（1）技术手段，也就是完成行动X所需的效率最高的手段，它的效果不足以把行动X变成一种合乎期望的行动，即某个“目的”。但是，从定义上看，技术手段的效果足以把行动X变成一种可能的行动。然而，拉开新的可能行动的序幕，这绝不是“中立的”。举个例子：如果人类拥有一项高效的、没有副作用的技术，可以在怀孕之后决定孩子的性别（或者孩子的瞳色或肤色），那么这里所说的可能性就不是中立的。这项技术创造了一种可以成为“诱惑”的可能性，可能性中隐含了种族方面的考虑以及决定，考虑和决定时可能参考了某些价值观。从概率的提高这一原则看，技术不是中立的，它被赋予了教唆者的能力。

（2）技术手段，也就是效率最高的手段，它的存在排除了其他手段。雅克·埃吕尔曾经下了一个巧妙的定义：技术是最佳方法（one best way）[49]；因为比较级（“最佳”），所以技术是独特的，比较级包含了效率的逻辑。埃吕尔明确道，当一种技术手段存在时，就再也没有什么能与它竞争，选择已经做好了，与中立性无关。当手持长矛的猎人知道枪是什么时，他其实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为了获得枪支，他什么都会去做（尤其是在周围部落拥有枪支的时候）。只要可能，就会“自动”替换成最佳方法，这一机制使科技物质文明征服了整个星球。这条原则在每一种人类文化中流传，并且经常破坏这些文化。从效率的不可抑制性这一原则看，技术不是中立的。

概率的提高和效率的不可抑制性，这两个原则同时发生作用。它们不会被归结到上文争论的技术自主性，但是准确地定义了技术的非中立性带有的危险。科技智人必须找到某样东西，反抗新生事物和效率的压迫，反抗科技教唆和征服的力量。不过，我们没有理由从价值观的角度进行思考，也没有理由认为技术的非中立性就是坏事。技术不是中立的，是文明的积极力量。最近，人们发现科学深深扎根于现实的人类生活中（各方面的生活：社会、心理、政治、经济、美学……），人类的认识把科学拉下了与世隔绝的、中立的和绝对客观的神坛。同样地，在淡化科学神话的同时，也应该通过哲学上“通货紧缩”的分析，淡化技术神话。技术并不比科学更加“中立”，而且这是一件好事。[50]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反对科学的“中立性”上写了不少文章。他曾为某个自动地铁项目撰写了一部著作：《阿拉米斯或对于技术的爱》[51]，其中有一个近乎极端的例子。我们应该读读阿拉米斯的故事。阿拉米斯是一个具有典型法国特色的政府专家项目。项目失败了，也就是没有投入使用，失败的原因只有一部分与“技术”有关。处于困境（部委小组修改了无数次意见）的工程师们应该祈祷：愿科技像人们所证明的那样自主！愿科技像人们所证明的那样中立！[52]

科技远远谈不上自主或中立，是科技与社会、心理、美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联系织就了科技。这些联系首先是与人类的联系，本质上也都是与人类的联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强大的联系把人类和事物联结起来，就像布鲁诺·拉图尔说的漂亮话一样，这些事物是我们的“低级兄弟”。

彼得-保罗·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的著作（2005）以科技的行动性（基于科技是行动者这一事实）为主题，将布鲁诺·拉图尔提出的分析模型以及唐·伊德（Don Ihde）的后现象学方法运用于伦理视角重点关注的人工制品，比如产前超声检查，并且发展了上述理论。在近年几部著作中（2011），彼得-保罗·维贝克果断地进行了“伦理转向”。在我看来，“伦理转向”是现阶段科技哲学的特征，超越了从前与科技的自主性或中立性相关的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