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有些人认为，由于过去几十年中的变化，历史学家应该彻底改变自己对历史的看法，这种观点看起来是荒唐的。但是在我重读了我的波兰历史著作——1987年第一次出版的《波兰之路》的时候，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我本来是希望将这本书重新修订并写出新的一版。在这20年里，历史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到达了终点，而只是观察历史的人们彻底换了一个角度。

当我坐下来着手写《波兰之路》的时候，除了主流之外的少数人，西方人中甚至连知道波兰在哪儿的人都并不算多，了解波兰历史中还有哪些值得发掘的遗产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了。历史诞生于土地、人民和文化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互相作用之中，这样看来，波兰的问题格外独特。波兰国家的领土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剧烈地扩张、收缩、变迁乃至一度从地图上消失；波兰国家现在之所以能够存在，几乎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次偶然的妥协，而且该国尚处在另一个强大政权的势力范围之内——西方的历史学家应该如何了解这样一个国家呢？波兰人无论在民族、文化和宗教上都极为多样，并且经历了大屠杀和大清洗，然而波兰国家的人民现在却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整体——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人民呢？波兰民族的文化曾经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坏，仅有的一些记忆依靠地下活动和海外流亡者来保存——应该如何表现这种文化呢？

今日波兰所处的地缘政治，也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结果——“二战”后德国一分为二，俄国处在苏联的统治之下。而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生活的地区成了苏联的边缘地区。这一切使得对波兰的认识更加困难。

尽管随着波兰人卡罗尔·沃伊蒂瓦当选罗马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团结工会戏剧性的兴起、一系列相关图书和文章在西方出版，以及越来越多人前往波兰旅游，波兰近来被更多的人熟知，但是总体来说，直到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外界对波兰的认识情况才有了明显的变化。直到那时，波兰和中东欧地区的其他国家才重新成为真正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我们认识波兰和这些国家的方式也从此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以及世界经济和军事实力上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让历史学家可以更加容易将外国的历史介绍给自己的读者。昔日被看作“发展中国家”（这个词语的使用本身就有一定程度上居高临下的傲慢色彩）的国家，慢慢将成为未来全球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这样的事实，使得目前还在全球舞台上处在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单地说，历史学家需要做的解释工作变少了，也不需要破除那么多的偏见了。但是1989年的剧变所产生的真正的深远影响，并没有被立刻认识到。

我写上一本书的时候，欧洲还是被“铁幕”分成两部分。对于在战后西方长大的人来说，穿过铁幕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边界上遍布着铁丝网和警戒塔，机枪对准可能的逃亡者，牵着警犬的卫兵无处不在，让人很难不想起纳粹集中营或者苏联古拉格。这毫不意外，因为这种荒诞的限制也算得上历史悠久的极权政治的最后残余。

仅仅200年前，从莱茵河到第聂伯河之间的广大土地上居住着的人们，无论在文化、宗教还是政治倾向上都极为丰富多彩。在这些人群之中，划分出了同样成分复杂的政权——帝国、联邦、王国、公国、侯国、共和国、主教区、城邦、男爵领或者其他较小的政权。从18世纪开始，波兰遭到多次瓜分，这里的诸多政治实体也被分别征服，并且分别成为几个互相激烈竞争的国家的一部分。而生活在这里的诸多民族，也大多被认为是实际不存在的虚妄的共同体，他们不得不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斗争以保证自己的生存。他们发起了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历史中达到了顶峰。

如果说铁幕是在现实世界中分割了欧洲，那么铁幕升起的过程，则更加深远地扭曲了欧洲的历史。而对波兰来说，情况尤其严重。波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受害者。在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两年后，1797年1月26日，他们签署了一份公约，其中的秘密附件强调，绝对有必要对波兰王国这一政治实体的一切痕迹予以抹除，任何可能唤起对昔日波兰王国的记忆的东西都应该被破坏掉。根据这一思想，普鲁士人熔化了波兰的王冠，奥地利人将王室的宫殿变成了兵营，而俄国人夺走了一切他们可以找到的东西——特别是文件，然后将其运出波兰。这三个国家重新书写了历史，仿佛波兰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只是需要文明之光照耀的一潭死水。

整个19世纪，许多波兰人都在抵抗这个文化灭绝的进程，并且努力恢复国家的独立。但是在西方人眼里，他们往往被看成麻烦制造者，只会阻拦历史的进程。

在我们回顾整个20世纪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中期这段历史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对这一时期的高度政治化留下深刻印象。这种政治化体现在，民族主义或者民族国家的正统观点会选择性地展现或者歪曲历史事实。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在波兰国家经历领土变迁，并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上述争论的时候，波兰的历史也被彻彻底底地“料理”了一遍。既然波兰已经成为强烈政治热情和民族主义激情的战场，让那些本来应该彻底中立的、在遥远的象牙塔里著书立说的历史学家们平心静气地论述完整的波兰历史，也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这种情况直到东欧剧变前夕才得以改变——苏联式的社会实验即将失败，使得那些嗓门最大的叫嚣者们也难以再坚持下去。

苏联解体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这一事件标志着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自从18世纪在普鲁士兴起（有些人认为更早）之后，彻底寿终正寝。虽然这一点并不那么立竿见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思想就受到了质疑，1945年后，这种思想被欧洲大部分国家放弃。一个又一个国家相继开始放弃自己国家昔日的领土与权利主张，致力于建立一个团结的欧洲。但是苏联仍然偏执地拘泥于在旧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斗争中夺取主导权。苏联的解体使得中东欧各国摆脱了这方面的外来压力。虽然这些国家的国民中有很多人（由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仍然受到这种思维的影响，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各国尤为明显，但总的来说多数人已经能够——或者不得不从全新的角度来回顾自己的历史。

东欧的变化也折射出西欧社会中正在出现的相似变化。尽管现在英国的年轻人可能仍然会欣赏20世纪40年代讲述英国飞行员英勇事迹的战争电影，但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们更乐意去看诸如亚瑟王的罗曼史或者科幻片，因为这些更容易引起他们感情的共鸣，而战争中勇士们为国捐躯这种概念，对他们来说已经过于遥远了。对法国人和德国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而在意大利年轻人眼里，甚至意大利统一运动（Risorgimento）——现代意大利国家诞生的信念基础——也变得可笑。欧盟国家多数人现在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社会生活，而很少考虑国家和民族。

历史学家们几十年前所写的历史，总是会将论述的重点放在政治成就、领土划分、战争胜利等方面——一言以蔽之，重点围绕国家的成就来写。但这在现在看起来就有点奇怪。而且这些历史书在写到那些按照当时的观点失败了的事件的时候，显露出的这种优越感有时看起来令人尴尬。好在现在的标准和以前已经有了天壤之别，而波兰的历史学家们对此格外乐于接受。

在近代历史的早期，令人诧异的是，波兰人没有建成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并且为此付出了代价：波兰国家被三个更为成功的邻居瓜分蚕食了。从此以后，甚至一直到现在，波兰的历史就被看作一个失败国家的历史。波兰历史上的这次失败，仿佛成了某种有色眼镜或者过滤器，蒙蔽和扭曲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使得历史学家眼里整个波兰的历史都只有失败的色彩。

然而今天历史学家们书写波兰历史的方式，已经和20年前完全不同。历史学家所描写的国家，不再是一个受奴役的国家、一个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形同虚设的国家。一个破产企业的故事和一个经历波折最终东山再起的企业的故事，写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历史学家讲述的不再是一个失败的国家的故事，而是一个创造了自己独特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国家的故事，这个国家的发展之路，尽管一度被比自己更强大并且更成功的对手所阻断（当然这个对手的“成功”现在遭到了极大的质疑），但其理想却和当今世界的价值观有许多相近之处。

这些都让我确定，我不能简单地将原来的《波兰之路》修修补补，再增补一些新的内容就万事大吉。但是同时，我仍然认为这本书是有可取之处的，特别是这本书的主要结构。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将其彻底推倒，完全从零开始重写一本。本书仍然沿用了《波兰之路》的结构，但是我重写了全书中大量的段落，删掉了很多旧的内容，也新增了很多新的内容。我认为给这本书起一个全新的名字是合适的。

一些读者可能会奇怪地发现，这本书里完全没有引用参考文献。这是因为，这本书更像是一篇随笔，而非教材。这本书所写的，都是众所周知且无可争辩的事实，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本书都无意提出任何开创性的观点和意见。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在书里乱七八糟地插入各种注释的编号，更何况这种做法也让很多读者感到不舒服。

本书的面世，要衷心感谢米沃什·杰林斯基，他帮助我研究了最近几年的当代史；还有雅各布·博拉夫斯基，他帮助我正确地将这些相关材料组织了起来。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们：理查德·约翰逊在我对写作此书可能面临的风险产生疑虑的时候，给予了我极其宝贵的支持；阿拉贝拉·派克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这个选题；还有罗伯特·莱西，他是一名经验丰富无可匹敌的编辑。我还必须要感谢谢尔维·普莱斯认真阅读了本书并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夫人艾玛，感谢她提出的许多明智的意见，也感谢她对我的爱。

亚当·扎莫伊斯基
伦敦，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