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哲学论证与政治论辩

《易经》与“游士”

西周的封建王朝土崩瓦解之后，中国分裂成了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结成了不断变化的联盟，彼此争斗不休。正是在这个时期，为诸侯出谋划策的谋士出现了，他们形成各种流派和学说，但主要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即如何能够重新实现天下的统一，因为这是人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的理想状态。从出身来看，这些谋士中有一部分人来自贫穷没落的贵族家庭，他们并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诸侯国，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游士”。这些游士虽游说各国诸侯，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在什么地方找到的信众最多，就会被归为那个地方的人。

这些游士向人们宣传自己的学说。他们的宣传对象主要是自己的学生，当然有时也会是某个诸侯，这种宣传主要以对话的形式进行，而他们的学说也就以这样的形式长久地保留下来。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古代著作基本都采用了对话体，[83]但对话的双方并不是平等的，其中一方的作用只是提出关键词。在论述的时候，游士会使用特定的修辞手段。他们的主要方法是引用听众熟悉的篇章，而他们最喜欢引用的是《诗经》或《易经》中的词句或卦象。

《易经》是一部描述“变化”的书，德语国家的读者是通过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译文而接触到这部著作的，他们更熟悉的是“I Ging”这个译名。这部书最初应该是西周初叶记录六十四卦的易书之一。[84]几部易书之中，流传至今的仅有这一部，该书也称被为《周易》（周代的易书）。这部书的核心是六十四卦，由伏羲八卦组合而成，即传统上认为由伏羲（他被认为生活在公元前2800年前后）所发明的八卦位图，这些卦由六根上下排列的长横或中间断开的两个短横组成。《易经》除具有卦书的实际用途外，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书中包括了诗歌形式的说明文字以及一些形象的描述。然而，这些描述被后世的解释者们看作符码，它们不仅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也不断地被运用在政治或天理人伦思想等方面。[85]随着孔子及儒家对《易经》的研究（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易经》又增加了七种注解和说明，这些也构成了书的一部分。由于其中的三种可分为上下两卷，所以也称“十翼”。

直到公元2世纪，人们才将这些注解的作者与孔子联系在了一起，但欧阳修（1007—1072）就对其中《文言》一篇的作者提出了质疑。《易经》最著名的注解是《大传》，或称《系辞》。《系辞》与《彖》和《象》一样，都分上下卷。“十翼”的另外四种分别为《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

今天，我们对两种主要的流传体系进行了区分，一种是作为后世经籍印刷底本的“古文”版，可以从孔颖达（574—648）上溯到费直（公元前1世纪中叶）；另一种是可从朱熹上溯到汉代的、官方认可的“今文”版。朱熹是以吕祖谦（1137—1181）所收集的拓片、石刻残片以及早期对《易经》的引用作为基础的。七经（即《诗经》《书经》《易经》《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是公元175年汉灵帝（167—189在位）亲自下令刻于石上的，并在公元183年完成，但到孔颖达的年代，刻石就已经不复存在，也或者是被人遗忘了。[86]

《易经》的注解繁多，几乎让人眼花缭乱，仅18世纪的一份皇家图书目录中就收录了将近1500种，而通常被列于诸经之首的这部著作却不同于其他那些“经”，它的核心内容有一部分并不清晰。另一方面，这种注解的传统也证明了这部书的影响力及其永恒的魅力。《易经》注解中最重要的一部恐怕要数上文中提到的《大传》，这部著作应该是汉代才被创作或编辑整理出来的，里面包含了古代中国流传下来的关于上古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内容，所以也有人认为《大传》是由口头流传的。

《易经》中的很多说法都能让我们联想起民间俗谚，例如对于第三卦“屯”的解释，卫礼贤在1924年将其翻译成Anfangsschwierigkeit。[87]除谚语和谜语外，书中还有很多对历史事件的影射。《易经》这部中国“最古老的书”，因其独特性而让所有对它进行分类的尝试都化作徒劳。在开始时，这部以卦书为核心的著作显然是由“史”负责解释的，但后来，这本书就变成了智慧的源泉。

历史上最早有记载的“游士”是孔子，也称孔夫子，拉丁化并被耶稣会传教士传播到欧洲的名字是Konfuzius。孔子的学说被记录在《论语》中，其中包括约500条谈话或讲话内容。该书是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传播开来的，但今传本的形式是在公元前2世纪编辑而成的。[88]书中历史最早的是第3章至第9章，大概能够回溯到孔子的第一代弟子时期。

儒学以孔子为创始人，这种学说后来成为封建王朝文人阶层奉行的精神教义，涵盖了哲学以及国家和社会学说等方面，同时培养了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儒学以中国上古时期的一些价值观为基础，因而始终将自己视为理想化的古代传统的合法代表，且在中国的政治和道德体系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10世纪之后，儒学也强烈地影响了日本和韩国的政治文化与精神世界。无论是作为哲学，还是作为社会学说，儒学都在那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它也发生了改变，以适应当地的情况。不管儒学在这些国家的影响有多么深远，它的历史渊源始终还是在中国，所以，儒学有的时候也被当作中国文化的同义词。

儒学以孔子及其学说为基础，虽然源自孔子，但历经各个时代，儒学自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儒家有不同学派，但它们之间有几个共同的特征：强调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等级；拒绝任何形式的平均主义；强调所有外在联系之中的内在联系；相信每个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可以教育的。作为国家学说，儒学为封建统治的合法化服务，同时它又体现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利益；该学说还被用于限制、规定和约束统治者及军队的权力，并以所有人的福祉为目标来平衡各种利益。但由于儒学核心中的不可知论，因而在被奉为国家学说后，儒学不得不增加了仪式方面的内容和哲学元素，并通过这种方式成为综合性的国家和社会学说，对各个领域都起到了规约作用。儒学所具有的理性特点使其无法满足百姓对宗教和神秘事物的需求，这就给其他学说留下了足够的发展空间。而儒学后来也受到了这些学说的影响，从为天下臣民谋福祉的主张发展成为扶助弱小并限制某一个或某一群人的权力的学说。但这并没能阻止儒家官吏在实际中结党营私的行为，特别是到了封建王朝晚期的时候，这也对儒学这门与古老体系处于同等地位的学说造成了损害。

孔子被尊为中国的万世师表，他生活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我们并没有关于他实际出身和生活的可靠信息，关于他出身的所有详细记录都出自后人的杜撰。[89]据说他来自一个当时非常庞大的没落贵族家庭，他同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人一样，也认为自己应担大任。要理解他的学说，我们就必须结合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政治格局。孔子学说的基本思想来源于对黎民福祉早已存在的构想，以及认为做官是获得荣誉、声望和更高社会地位的唯一合法途径的观点。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官员必备的一些能力，尤其认为官员要熟知宫廷仪式以及早期的编年史著作。虽然对精英知识分子而言，存在这种对通识能力的要求，但在孔子的时代，实际也已经出现了专业分化的迹象。

由于贵族阶层及氏族的血缘联系开始变得松散，孔子主张恢复上古时期的道德观，重建道德秩序，以平息纷争。所以，博学以及对上古的了解便成为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的特征。孔子虽然博学，但在政治上并不成功，这种情况在后世也很常见，虽然将学识与仕途结合在一起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在实际中，能够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人并不多见。

孔子并没能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他主要是用这些理念来影响自己的朋友和学生，他们中有一些人入朝为官。直到年过半百，感到自己肩负着拯救世界使命的孔子才离开家乡鲁国（即今天的山东省），出去游说。但在大约10年后，他就在追随者的请求下回到了鲁国，并在那里以教书为业，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随着古老秩序的瓦解，“王命”与王权之间的统一也被打破，统治者并不一定就是“天命”之人，而孔子终其一生都认为自己有一种内在的、隐藏的天命。孔子及其继承者的这种自我认知让他们有了一种自己是天命之人的想法，并因此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由于这种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对立以及对君权神授根本性的质疑，儒家学者或是渐渐有了对政治秩序提出意见并参与其中的要求，或是因为这种矛盾关系而形成逃避现实的态度，并对参与政治生活持根本性的否定态度。

儒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仁”（“人性”或“仁爱”），孔子及其追随者们都追求“君子”的理想。“君子”这个概念最初是“君王之子”的意思，后来被赋予了“高尚”或“高洁”的含义，反映了孔子在血缘关系瓦解后寻找重建贵族理想的努力。“君子”应“崇古重老”，将西周时期的状态作为追求的理想，保护古老的礼仪与文字，以此来实现内心的强大。孔子将古代的典章制度当作标准，使古老的礼仪成为道德的规范。

孔子及其弟子将黎民福祉作为目标，要求破除他那个时代几个强大贵族家族的专制统治。当时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因而他也不期望能够通过集权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将希望寄托于在家庭内部建立道德准则以及对行政管理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革。他特别要求降低赋税，反对苛政。在一个血缘关系瓦解的时代，教育与学习从家庭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其标志就是老师的出现，而孔子则成为老师的最典型代表。

孔子希望推行的道德规范取决于国家的井然秩序，或者至少是群体内部的秩序，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让自己的人生走上正道，以此实现“天下有道”（《论语·季氏》）。在跟弟子的对话中，孔子讲述了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构想。他以上古尧舜时代为理想状态，并提出修身的要求，其中除广义的文学修养外，还包括政治道德的学习以及对完美个人品德的追求。他的弟子们就是在这种教育的基础之上，被推荐担任国家的政治官吏，有些人甚至是由孔子亲自举荐的。这种举荐官吏的做法延续了几百年，在科举制度出现以后，也没有完全被取代。

虽然通过其他一些作品，例如《孔子家语》[90]，我们也能够了解孔子的学说或关于他的故事，但《论语》始终还是记录孔子言行的最重要作品。《论语》的语言并非晦涩难懂，最初应该是包含了许多幽默讽刺的成分的，论证也并不古板，但经过宋人——特别是朱熹——的注解，这部著作一跃成为后世的教育经典，并拥有了大量注疏。《论语》中的许多句子既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的生活智慧，也能够供我们理解儒学所奉行的理念。《论语》的开篇这样写道：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91]

接着又出现了下面这种不容置疑的说法：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92]

或者：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言，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93]

还有讲述孔子德行高尚、坚定的篇章，例如下面这一段：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94]

楚之狂人接舆的故事中，一个伪装成狂人的智者向孔子指出了避世以及通向未来的可能性，这是另外一种生活态度。对孔子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但在后来的庄子哲学中，这种态度得到了发展：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95]

孔子的学说中发展出了不同的体系，其中一支的代表人物曾参（前505—前436），据传为《孝经》的作者；另外一支的代表人物是孔子的孙子孔伋（前483—前402），《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他的作品，这两部作品起初被收录在《礼记》中，后来作为独立的作品，与《论语》《孟子》并称“四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儒学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种学说，甚至其影响力曾一度不如墨翟（约前468—前376）的墨家学说。《墨子》的核心内容来自墨翟和他的弟子，其中有很多地方与孔子的观点背道而驰。《墨子》的内容包罗万象（例如“非攻”“节葬”“节用”等），被分为长短不一的三个部分，这种三项分类法指出了文章的功能。《墨子》采用语录体，语言清晰，论证简单，多用类比法，从中能看到其宣传功能。[96]例如《墨子》的第一篇：

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97]

孔子和墨翟并非当时仅有的著名“游士”，他们只是众多“游士”中的两个，并且都是通过后来几十年甚或几百年中的一代代弟子，才获得了今天的地位。墨家因提倡平等而遭到非议，在孟子对其提出异议之后尤甚，这恰恰体现了墨家“兼爱”学说的魅力，同时这也是为推行官方认可的社会模式而压制其他学说的后果。

在儒学推行的过程中，曾经有一些学说遭到了压制。我们今天只能推测这些学说的内容，且它们绝大多数已经无法复原，但是对墨家学说，我们是有一些具体了解的，包括它发展出了一种原逻辑，建立起了论述的规则，介绍并传播了军事器械的制造工艺，甚至还涵盖了数学和光学知识。[98]关于所谓的“名家”也有一些不完整的文本传世，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据传为惠施（公元前4世纪）和公孙龙（公元前3世纪）所作。[99]

由于儒家和道家所受到的特别重视，其他文士与学说流派的作品的保存状况大多极其不好，其中一部分仅剩断章残篇。直到清代（1644—1911）的近代篇章学、语言学的代表人物做了整理，其中一些思想家才重见天日，这里面就包括法家的申不害（卒于前337年）；[100]诸多学说也再次活跃，比如借由《列子》这部著作保存下来的杨朱的享乐主义，商鞅（前390—前338）记载在《商君书》中的有关军事及农业国家的学说，[101]《慎子》中记载的慎到（约前395—约前315）的法治学说，[102]或者邹衍的自然哲学，[103]此处就不逐一列举。《墨子》是最能体现实用技术与治国思想相结合的著作，特别是其中介绍攻防技术的章节。这类著作从公元前500年前后开始大量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孙子兵法》，亦称《孙膑兵法》。[104]

由于不被官方承认，这些学说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在汉代时就已经被人遗忘，直到17世纪后才重新得到重视，特别是因儒家而被官方鄙弃的法家思想。为了在革新中国之时不必依赖国外的学说，人们开始对墨翟感兴趣，认为他创立了堪比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引发人们兴趣的还有管仲这类国家和社会学说的代表（传统上认为管仲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不过被认为是其作品的《管子》应该是公元前3世纪才成书的）。[105]对形成于思想活动非常活跃的战国时期（前481—前221）[106]的各种学说学派，人们的兴趣一直持续到今天，要理解这种兴趣，首先要将其放在我们之前说到的前提下去理解。

最能反映诸侯宫廷以及战国时期各个地区哲学及政治纷争的无疑是《孟子》这部著作，该书收录的是孟子的学说。孟子，名轲，[107]他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合法继承人，他的学说也被宋明理学列入“四书”。对于孟子生活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但由于司马迁之误，该书对孟子周游列国的记载与《孟子》书中的记载有出入。另外一些早期的记录见于《韩诗外传》和《列女传》。[108]

在《孟子》中，我们能够看到关于其他学说流派的各种论述，尤其是关于墨家和杨朱学派的享乐主义，所有这些论述都是与孟子在公元前320年前后的一些政治经历相关的。这部著作与孔子的《论语》不同，它避免了一切情景化的描述，有非常严肃的说教性质。《孟子》所述最侧重的是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政治道德学说，并因其“暴君放伐论”和对君主权利义务的规约而获得后人的重视。

中国早期论说文的一个特点是使用形象类比，[109]例如孟子向告子论证人性本善的段落：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10]

与孟子的性善论不同，荀卿（约前313—前238，名况）认为人如果不接受教育，是无法变“善”的，所以，人是需要严格调教的。荀子的学说被收录在《荀子》一书中，该书娓娓道来，不乏幽默色彩，形式上采用了论述体，而非早期著作常采用的问答体。由此看来，这本书应是他本人撰写的。[111]荀子的作品代表了中国先秦时代哲学发展的巅峰，对后世哲学家及史书作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只因《孟子》被列为儒家经典，《荀子》一书才在宋代被人忽视了。

在先秦哲学著作中，我们能看到大量的历史记录或伪装成历史记录的故事，它们经常被用来增加观点的直观性。但也有些论述，我们无法明确判断其被插入的原因。在记录法家最著名代表人物韩非（卒于前233年）思想的《韩非子》[112]一书中，有55篇对法家治国思想基本理念的论述。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这部书应是他求当谋士不成之后写下的。他的家乡韩国遭到秦国攻击之时，他作为使者被派往敌营，后来死在了对方的牢狱中。韩非子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法”“术”和“势”，他用于解释自己思想的寓言和故事成了中国古代教育散文宝库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下面这个故事，它讽刺了某些因墨守成规而失去实际行动能力的人：

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

人曰：“何不试之以足？”

曰：“宁信度，无自信也。”[113]

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吕氏春秋》，最初有可能是因为使用干支纪年法编排而得名，这部著作通常被归入法家，[114]但或许将其称为杂家之作会更确切。[115]在这部由大商人兼秦始皇谋士吕不韦（卒于前235年）主持编纂的著作中，除政治及道德哲学方面的论说外，还有大量的故事和报道，书中浸透了那个时代虽则自由但又追求秩序建设的时代精神，这一点在吕不韦之后出任秦国丞相的李斯（？—前208）的杰出政治哲学论述中也有体现，李斯的论述主要散见于其散文作品和书信中。

但最有趣的寓言故事并不是在偏理性的儒家经典或严肃的法家经典中，而是在较为柔和、偏重个人而又不失幽默的道家著作中，并且久而久之，其他学说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种学说流派的影响。

道家的老子和庄子

早期的道家传统被称为“道家哲学”，以区别于公元2世纪形成的道教。这种哲学实际包含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流派，其中一种以被认为是老子（我们所熟悉的名字是Laotse或Laudse）所著的《道德经》为核心，另一种则以《庄子》为代表，这部著作后来也被称为《南华真经》。

不管是老子还是庄子，他们的学说都强调个人、世界和生命的神秘性，这种思想在过去两个世纪始终非常吸引欧洲的文学家和思想家；[116]对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而言，这种学说的影响力也远比他们公开承认的要大。《道德经》通常被我们音译为Daudedsching、Tao-Te-King，或取其意，译为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117]或Das Heilige Buch vom Weg und von der Tugend[118]，这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拥有最多西方语言译本的作品，同时也是最难理解的一部。

在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座公元前168年的汉墓中的帛书出土之前，王弼（226—249）所注《道德经》一直被认为是最古老的版本。[119]马王堆帛书中有两种版本的《道德经》，其中保存较好的版本是用隶书写成的。值得注意的是，王弼版《道德经》分为上、下两部分，共81章，而马王堆帛书版两部分的前后顺序与之不同，主要论述社会政治问题的“德经”在前，论述宇宙与本体论问题的“道经”在后，如此一来，书的名称实际应该是《德道经》。

《道德经》的作者究竟是谁，我们并不清楚，其成书时间应该在公元前300年前后，书中多为押韵的警句、哲言。认为老子是作者的观点可追溯到《史记》，这部约5000字的著作被认为是老子骑牛出关途中写给一名关令的，这个传说于1938年被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写进了他那首著名的诗《老子流亡路上著〈道德经〉的传奇》（Legende von der Entstehung des Buches Taoteking auf dem Weg des Laotse in die Emigration）中。[120]还有一些记载将老子描述为孔子的同代人，所以他被认为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121]

《道德经》中说“道可道，非常道”，这是为现实生活设定的最高目标，讲求的是效法道而行，返璞归真，道法自然。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种观念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影响，也远不止《德道经》中所用的对偶或排比等修辞手法。

早期道家哲学中的另外一部，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则是庄周（约前369—前286，也称庄子）的作品《庄子》，这部著作共33章，分为“内篇”（1—7章）、“外篇”（8—22章）和“杂篇”（23—33章）三部分，而其中只有1—7章可以确定是庄子所作。[122]这部著作的语言风格应该源自庄子的家乡宋国，这个位置偏南的诸侯国认为自己是殷商后裔，不过宋国的语言也仅被保留在这一部著作中而已。其中比较典型的除了奇特的人物名字，还有其他一些语言特点。《庄子·内篇·齐物论》中最著名的一段是“蝶梦”，作者在“蝶梦”中形象地论述了他关于突破自我、万物齐一的思想：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这部著作用很多故事颂扬无用之用，批评“圣人”的“文明”，书中还有很多地方将儒家的各种“文明”规约视为世间万恶的始作俑者。[123]庄子思想中对文化和文明的悲观抨击成为持续影响中国文化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潜流或支流，而庄子文章中提倡的回归田园以及牧歌式的文风直到近代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这种影响体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同时也体现在作为他们归隐场所的园林和庭院的结构上。

道的无处不在以及认为万物之间存在神秘联系的观点，是庄子哲学的基本思想，于是，就有了他临终之时说的下面这样一段话：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124]

推崇庄子世界观的主要是精英阶层中对于美和浪漫思想持开放态度的人。而这种世界观中最重要的就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这符合精英阶层对独特性的认识，任何一种技艺都会被视为既不可教也不可学的，都会被认为是顺道的结果。下面这个寓言讲述的，正是这种回归内心的无为如何被人出于善意而破坏：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125]

《庄子》中的故事与许多收录在哲学著作中的寓言故事一样，不断被用在后世人关于精神层面的讨论中，所以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修辞技巧，例如《庄子》中的庖丁，在政治思想家贾谊（前200—前168）笔下，就已经变成了一种概念：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126]

贾谊在这里用到了《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的刀从来不会变钝，因为他无论是切肉还是分骨头，都能利用好关节之间的自然缝隙。[127]

经常与《庄子》相提并论的《列子》被认为是列子所著。相传列子能御风而行，一些人认为他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列子·杨朱篇》提到了传统上认为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杨朱。《列子》中虽然也包含公元前3世纪或更早之前的内容，但它应该是在公元3世纪才编订而成的，从这部著作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道家发达的炼丹术的影响以及从印度地区传到中国来的故事题材。[128]

故事、寓言和诗歌在各家“游哲/游士”作品中有着多种多样的使用方式，这种现象表明纯文学在战国时期还没有独立的表现形式。尽管后世的文学始终也没能完全摆脱教化目的，但在这里，我们已经能看出人们对修辞艺术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而一些带有空想性质的观点之所以能发展并传播，也正得益于这种兴趣。有些文人群体以及以某位教师为核心形成的学宫也因为他们的修辞手段而声名远播。当时最为著名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是齐国“稷下学宫”的淳于髡（大致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史记》中有多处记载了他的讽谏与机智。

《战国策》及其他被认为刘向所作之书

诸子百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本应有利于论辩体的发展，这一点从许多作品中都能看出来，但让人惊讶的是，中国并没有一种符合ars oratoria（演说）意义的论辩体出现并被保持下来，而修辞学也没能发展起来。这或许是因为主流观念将重点放在了话语所蕴含的思想而非话语本身之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辩士流派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只是他们后来受到打压，著作才被人遗忘。刘向编订的《战国策》也能够证明这种推测。《战国策》包括了497个历史事实和故事传说，年代主要为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221年。考古发现证明，远在该书编订之前的公元前220年左右，许多被收录其中的故事就已经在流传了。[129]

作品标题中的“策”字我们通常翻译为Ränkespiele（计谋）、Pläne（计划）或Ratschläge（计策），但编订者也有可能用的是这个字的另外一个意思，即“成编的木片”。从汉代末年开始，《战国策》就因其内容而越来越不受重视，或许是因为人们意识到辩术是通向强大权力的捷径。例如《世说新语》中就讲到了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他特别善于衡量一件事的好处与坏处，深谙被称为“长短”的游说之术：

后丁艰，服除还都，唯赍《战国策》而已。语人曰：“少年时读《论语》《老子》，又看《庄》《易》，此皆是病痛事，当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既下，说司马孝文王，大见亲待，几乱机轴。俄而见诛。[130]

由于所引起的争议，《战国策》在唐时就已经部分失传了，直到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宋人曾巩（1019—1083）重新编订了这部书。有意思的是，曾巩不忘强调说这部书能让人看到正统一旦败落，将会产生什么后果，但该书的文字风格应该是让他十分叹服的，而且此类赞叹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曾经有过，例如宋人王觉就在《题〈战国策〉》中说道：“虽非义理之所存，而辩丽核纬，亦文辞之最。”宋人李格非则在《书〈战国策〉后》里说：“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尚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

虽然《战国策》在传统上被归为历史著作，而且也的确是我们了解战国这一时期的重要史料，但它并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书，而是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辩论文章。《战国策》英文全译本的译者柯润璞是对这部著作研究最深入的西方汉学家。他总结了不同的论证方式，认为从基础结构来看，书中大概有十分之一的文本是按照下面这个程式进行的双重论证：“你应该这样或那样做。如果成功的话，就能够赢得A，如果不成功，赢得的就是B。”下面就是这种程式的一个例子：

魏文侯借道于赵攻中山。赵侯将不许。赵利曰：“过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则魏必罢，罢则赵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赵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赵也。”[131]

另外一种论证程式的结构是：“如果你做A，就很好；如果你不做A，就不好。”（或者反过来！）还有一种是“进退两难型”，用来让某人明白他要做的事无论如何都是没有意义的，例如下面这个故事：

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魏子患之。庸芮为魏子说太后曰：“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赡，何暇乃私魏丑夫乎？”太后曰：“善。”乃止。[132]

慕尼黑大学汉学系的创办者、汉学家海尼诗（Erich Haenisch， 1880—1966）认为刘向像孟子一样是“为道德和性格斗争的先行者”。[133]除了《战国策》，还有其他作品被归在他的名下，例如《列女传》[134]，或以政治讽谏和道德教化故事为内容的《说苑》以及《新序》。后两种作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而《列女传》里面记载了105个令人敬佩的妇女的故事，开创了记载妇女事迹的传统，吕坤（1536—1618）的《闺范》就是这一类型的作品。《列女传》中的一些故事据说在汉代就已经成为绘画的题材，书籍印刷术推广之后，人们将这些画（其中一个系列为画家顾恺之的作品）作为插图，放在这部著作的不同版本中。

《列仙传》记录了70位道教神仙的事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同样被认为是刘向的作品，但这部著作的成书时间应该是在东汉时期（25—220）。尽管如此，它依然是同类型作品中最早的一部。[135]由于著作中的人物都不是普通凡人，传统上也将其归为“志怪”一类，后来的《神仙传》或王世贞（1526—1590）的《列仙全传》就是继《列仙传》而作。成书于公元6世纪南朝梁僧人慧皎（497—554）的《高僧传》是佛教圣徒传记繁荣期的作品，这部著作同样受到了以《列仙传》为代表的早期道教传记的影响。不过与后期的作品相比，《列仙传》中的文章篇幅都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