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早期历史著作以及叙述文体的发端

历史描写的教化作用

虽然散文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地位始终在诗歌之下，但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有观点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以口头甚或书面形式流传的长篇英雄故事及叙事史诗，这种观点能够找到很多依据。但是从精英知识分子开始推崇儒学后，这种传统就没有再得到继续发展，甚至遭到了有计划的压制。[52]《汉书》中记载了下面这段话，说话者是将儒家学说提升到国家层面的“设计师”董仲舒（前179—前104）：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53]

将传说及英雄史诗与历史相结合的做法虽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但出现得也相当早，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文集都是由汉代那些接受过儒家教育并奉国家之命管理文学领域的人选编的，因而是与特定的兴趣、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些文集中，我们虽无法马上确定早期英雄史诗的存在，但也能够推断出来。

但也有观点反对早期历史小说的存在，且认为流传下来的史书以及历史的或伪装成历史的小说，都是建立在悠久的、带有说教性质的历史故事传统之上的。[54]我们能看到许多不同的著作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情节关联，这几乎可以让我们认为在这些带有说教意味的历史故事前，肯定曾有过口头或书面形式的传说或史诗。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这些文本中引用了大量人物会话，这些会话或完整引用，或摘取片段。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演说传统在中国是曾经存在过的，只是这种艺术后来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55]

中国历史著作的开端跟中国文学的开端一样模糊。相较于半个世纪之前，今天的我们对古代中国的了解已经清楚得多，因而恐怕不会再有人像汉学起步时期的德语地区著名汉学家佛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3）那样做出如下的论断。他于1925年写道：“存在于他们所有人（这里指的是埃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之外的中国文化从先秦时期开始就已经拥有了大量历史著作，从规模上看难有人与之比肩。”[56]他的这种说法并不算完全错误，虽然其他民族拥有比中国古老得多的历史著作，但从整体规模上来看，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古老民族能够比得上中国。“就像在其他思想领域一样，中国的天才们在记载历史方面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他们发展出自己的方法，服务于自己的目的。”[57]佛兰阁说得没错。

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历史著作从一开始就以不同的方式与统治者的仪礼联系在了一起。为了避免纷争，早在商代，王室内部就形成了王位接替的规则[58]，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被任命记录这一决定程序的人其实都是一些专家。但我们并不清楚承担这个任务的是负责占卜的卜官，抑或只是一些负责记录由卜官主持的这个过程的人；我们同样不清楚这些负责记录的人是历法专家，还是执掌各种仪轨的人，这些人都是有据可查的早期史官中的一部分。所有这些不确定性都与“史”这个汉字的多义性密切相关，这个字发展到后来既可指“历史学家”，也可指“史书”。在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史”被解释为“记事者也”，指的是占卜，但这个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还可以有其他解释。在中国悠久文人传统时代的晚期，类书式学者兼考据学家王国维（1877—1927）曾经提到过其中的一种解释，根据这种解释，“史”字代表的是一只举着容器的手，容器中装的是射箭比赛时用的筭，因而，“史”的作用就是记录射中了多少箭。到了周代，记录史官分类和职责的材料就比较多了，虽然这些材料经常相互矛盾。

“史官”显然是一个可世袭的体面职位，这些人所做的既有类似确定吉日这样的天文历法方面的工作，也有像占卜或为统治者读、写这样的任务。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上，“史”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不仅会记录下外交活动的过程，还会在每一年开始之时为统治者制定出将要正式宣布的历书，其中会声明诸侯的重要职责。这种历头会被供奉在诸侯的宗庙中，对于这一点，“史”也会做相关记录。孔子在编纂《春秋》这部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时（他被认为是这部书的作者），或许就是以这些记录为依据的。

《书经》《春秋》《竹书纪年》

《书经》又名《尚书》，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文献汇编。这部文献记录的主要是统治者的一些言论，其中有几篇是为公元前1046年周王灭商正名的作品。[59]早在公元前6世纪，这部著作的最初形式应该就已经存在了。[60]但根据清代考据学家以及20世纪研究文字风格的学者的观点，传世的《书经》中有一些篇目最迟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且该书有一部分系伪作，出现时间在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在重构古代汉语语音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 Karlgren， 1889—1978）认为：《古文尚书》总共58篇中有28篇系后人添加，这个比《今文尚书》年代还晚的本子的特点在于过分夸张地模仿古代风格。[61]对此，德裔汉学家霍古达（Gustav Haloun）提出：这些出现年代最晚的篇目所记载的历史反而是最早的，这是中国历史编纂上的一个普遍特征，这种对于重构自身最古老历史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统治权的合法性。[62]

《书经》中最常被引用的是《洪范》，该篇讲述的是儒家的治国思想，由不愿出山辅佐周王的隐士箕子向新登基的周王讲述。《书经》的其他重要篇目包括《尧典》《汤誓》《盘庚》等，还有最早描写中华王朝的《禹贡》以及记录周武王在牧野讲话的一些比较短的篇目。[63]

传统上认为由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关于鲁国的编年史，记载时间为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这段时间后来也被称为“春秋时期”。这部作品的文字风格异常简洁，虽然文本本身不存在问题，但就是因为文字简洁，所以造成了多种多样的阐释可能。对于孔子为何没有提到某个事件或者他的某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存在各种猜测。孟子（约前372—前289，拉丁语名字为Menzius）曾从历史及道德价值的角度，对他认为最重要的典籍进行了归类。关于《春秋》的形成，他认为：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64]

在另外一处，我们还能看到关于《春秋》作者为孔子的说法：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65]

除《春秋》和司马迁《史记》开始的几卷外，《竹书纪年》应该算是最为可靠的历史记录了，至少对我们来说，这部书是了解西周及以前的历史最为重要的编年史著作，虽然它跟《春秋》一样言简意赅。书中记载了从具有神话色彩的历史开端直到公元前299年魏国时期的历史。《竹书纪年》是用周朝晚期的字体写在竹简上的，公元前296年该书随魏哀王入葬，并于公元281年被盗墓者发现。最初的文本共12（或更多）卷，已经失传，但流传下来的两卷并非伪作，而是以历代传承下来的文本为基础的，所以直到今天，仍有很高的价值。[66]

《左传》及《春秋》的其他注释典籍

《左传》被认为是一位名叫左丘明的人对《春秋》的解释，与《公羊传》《穀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最重要的典籍。[67]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后两部作品是在汉代经编辑整理过的。《公羊传》比《穀梁传》年代更早，而《穀梁传》中则包含了更多的天文知识。两部著作都以问答的形式写成，这种文体也被称为“问对体”，应该是在口传的基础上形成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风格则完全不同，它更像是一部独立的国家政治著作，且对继承了《公羊传》传统的《史记》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之成为《公羊传》和何休（129—182）《春秋公羊传解诂》之间的一环。因而我们需要记住，当中国学者说到《春秋》时，他们并不仅是指那本语言简洁的著作，而是包括了与之相关的所有注释。例如《春秋·隐公七年》的第二条记载中只是简单地写着“滕侯卒”，而《公羊传》中就说道：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滕侯卒。何以不名？微国也。微国，则其称侯何？不嫌也。《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

何休还补充说：

若继体君亦称即位，继弑君亦称即位，皆有起文，美恶不嫌同辞是也。

虽然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中国的史书就以记载统治者而非个别英雄或军队统帅的言行为主，但历史写作依然是最初的史诗传统被改变、被压制的结果。《礼记》曾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说明史诗元素完全被早期对于统治者地位的程式化、合理化记录所取代了。班固（32—92）的《汉书》补充说：“事为《春秋》，言为《尚书》。”[68]史官的作用是监督德行，并有劝诫的义务。就像《大戴礼记·保傅第四十八》中所强调的：“太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从记载于《史记》的下面这个故事中，我们就能够看出这种记录的严格以及它所带来的约束力：

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69]

在《吕氏春秋》和《说苑》中，这个故事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在唐代（618—907）的古文运动中，据传为史佚请立的这一事件的真实性遭到了柳宗元（773—819）的质疑，他在《桐叶封弟辨》中提出，周公这样优秀的臣子是不会让这样的事公诸天下的，他要么从一开始就会阻止成王做这件事，要么就是不把它当回事。[70]

虽然经过儒家的编辑整理，史书已经局限于理性的记录，但我们依然能不时看到史家对优美文字和感人效果的追求。而历史记载和历史事件一直是后世所有消遣文学钟爱的题材，这一点对文学史研究来说也非常重要。例如，成书于公元3世纪或4世纪的《吴越春秋》（今天的传世本形成于1300年前后），或带有浓厚道家色彩的《汉武帝内传》，以及仅存部分章节的《汉武故事》。这些历史著作或者以历史著作之名示人的作品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例如今天仅存标题的《楚汉春秋》有可能就是以司马迁对楚汉争霸的生动描写为基础的。

《左传》是中国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最重要的散文作品，这部著作最初应该是一部独立之作，后来才被人视为对《春秋》的注解。虽然《左传》的研究者对这部书的最初功能及其成书时间各执一词，但恐怕不会有人对葛兰言所说的“这是中国文学最生动丰富的资料”[71]这一论断表示反对。《左传》是古代中国被阅读得最多的著作之一，书中的故事或人物不断被后人提及。虽然《左传》仅有杜预（卒于284年）所作的一部重要注释，但它一直存在着各种争论，康有为甚至于19世纪末宣布这部著作系刘歆伪作。但康有为的这种观点应该放在当时知识分子为革新中国而抵制儒教的大背景下去理解，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都明确反对他的这一观点。《左传》所载事件的时间下限是公元前464年，所以高本汉认为其成书时间应该在公元前468年到公元前300年间[72]，按照今天的研究，成书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

《左传》中的叙述大多很简洁，但感情色彩浓厚强烈。书中多为依照历史事件发生顺序进行的线性叙述，但我们偶尔也能读到倒叙，这些倒叙通常以“初”开头，表示“开始”或“最初”的意思。下面这一段摘自《左传·宣公三年》（相当于公元前606年），就是倒叙：

冬，郑穆公卒。

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征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

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妫，生子华、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诱子华而杀之南里，使盗杀子臧于陈、宋之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鸩之，及叶而死。又娶于苏，生子瑕、子俞弥。俞弥早卒。泄驾恶瑕，文公亦恶之，故不立也。公逐群公子，公子兰奔晋，从晋文公伐郑。石癸曰：“吾闻姬、姞耦，其子孙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兰，姞甥也。天或启之，必将为君，其后必蕃，先纳之可以亢宠。”与孔将锄、侯宣多纳之，盟于大宫而立之。以与晋平。

穆公有疾，曰：“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兰而卒。[73]

这里以穆公（前627—前606在位）的死为引子，讲述了穆公的出生以及他如何被自己的父亲郑文公（前672—前628在位）立为太子的故事。

《左传》对人物生平的介绍非常零散，经常需要读者自己将它们整理在一起，对一些战争和旅行的描述也经常会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例如，关于公子重耳成为晋文公之前的几次流亡经历的记叙，就分别被记录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相当于公元前637年和公元前636年）里。《左传》中的人物都有固定的类型模式，他们是静态的，既没有个性特征，也没有表现出发展变化，因此，流亡显然并不具有教育功能，重耳在流亡前后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但我们还是能从《左传》的某些章节里窥见人物内心的活动，比如下面这一段：

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74]

我们经常会在其他著作中看到《左传》里的一些故事，人们利用其他古代文本的记载，对这些故事进行加工或修改，所以我们经常无法明确地断定这些著作引用的是《左传》，还是另有某个与《左传》相似的出处。关于伍子胥这个深受人们喜爱的英雄的记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公元前5世纪初，伍子胥惨死，后来，他被描述为忠诚的典范，并被奉为神明（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常见的发展过程）。我们不知道伍子胥在世之时是否就已经有关于他的英雄史诗了，但至少在《左传》的成书时代，他的事迹就已经以口头甚或书面的形式流传了，这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散在《左传》各处的构成他这个故事的核心元素。

无论是从结构还是构成要素上，对伍子胥的相关记载都很具有代表性，后来的历史著作以及以这种形式出现的记录或英雄故事也都具有类似的特点。在其他一些作品中，这个故事被添加了更多的元素。《国语》中增加了伍子胥临死时的誓愿：他要求将自己的眼睛挖出来，挂在都城的东门上，好让他看着攻打过来的越国军队，看着自己的预言如何成为现实。吴王夫差因而大怒，命人将他的尸体装进革囊，沉入江中。

《国语》中共收录了8个国家的243条传闻逸事或历史记载，时间跨度从公元前976年到公元前453年，成书时间应该与《左传》相同，或是稍晚。[75]作为史料，这部作品常常是有争议的，因为它的描述总是非常详细，就像伍子胥的这个例子；但另一方面，简洁也并不总是年代久远的证明。伍子胥故事中添加的剜目、装尸于革囊并沉江等情节，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某个地区性的题材，然后被纳入了这个故事。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找到个别例证[76]，但是这种使用地区性故事题材的做法应该并不少见。

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吕氏春秋》特别强调了伍子胥传说里的某些元素，而淡化了另一些元素，同时还添加了部分细节。例如，书中讲到伍子胥逃亡时，给了渡他过江的老渔翁一柄宝剑作为酬谢；伍子胥在吴国引入了一系列治国原则；在进攻楚国时，他鞭挞了杀死父兄的仇人楚平王的尸体。

奠定了后来断代史标准的《史记》中已经有关于伍子胥的记载，这段记载内容更丰富，很多地方都比前代的叙述更为详细。例如，《史记》记载伍子胥将楚平王的尸体挖出并鞭打。从某种意义上讲，《史记》在一系列收集历史小说及历史故事的作品中堪称翘楚，书中包含了大量以历史小说为基础的记载，卷八十六中关于燕国太子丹的记载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77]

《吴越春秋》中也有一个关于伍子胥的精彩故事，这个故事的篇幅是其在《史记》中的三倍。[78]《吴越春秋》的作者是会稽郡山阴县人赵晔（大约生活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这部书的流传过程与其他许多著作类似。通过早期类书中的一些引文，我们可以认定今传《吴越春秋》应该源自某个名叫皇甫遵的人所编订的十卷本著作，该书至少有部分是不同于赵晔本的。但皇甫本传到编订者徐天祜手中时，已经是残破不堪了。1306年，徐天祜在校订不同版本的基础上做出了他自己的修订。[79]绝大多数中国的古籍都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这种流传过程中的失真问题。[80]

至于这些后来增加的内容仅是添油加醋，还是对某些已存在元素的接受，这个问题并无定论，即使有很多迹象表明后一种可能性的存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扩充。某些版本中的添加内容已经被包含在其他一些年代更为久远的作品（例如一些哲学著作，尤其是《韩非子》）中作为素材。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得考虑绝大多数曾经存在过的书面文本业已失传的情况，我们从《汉书·艺文志》的文献目录中就能看出这一点。此外，我们还可以认为除了已属于故事内容的元素，人们还从民间故事中汲取了新素材，就像“革囊”这个题材，显然是与当地所存在的“天地-鸡子”传说相关的。[81]在阅读相关历史记载的时候，特别是在读《史记》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印象，即撰写者所拥有的资料应该远多于他写下来的，作者经常会对文本进行大规模的删减。

此外，通过研究为什么要添加内容的问题，我们还能够看出各个文学门类越来越具有各自的特色，它们在各自的框架内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可能性；此外，我们还要始终记得在书面流传的版本外，应该还有影响范围更大也更为生动的口头流传版本的存在，其中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发现于丝绸之路中国段上的敦煌“变文”就是一个例子，其中伍子胥故事的口头流传版本历史可以追溯至唐朝。[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