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耻：做人之底线

“耻”在《辞海》中有三层意思：第一指羞愧之心，第二指可耻的事情，第三指侮辱。“耻”的基本义项是“耻感”。清俭、正直、死难、谦退、忠节、强谏、义烈、悔过、让功、拒贿都属于知耻；奢侈、邪佞、专恣、妒贤、徇私、贪污、耽溺、残酷、狎昵、辱命都斥为无耻。可见，耻感是一种心理情感，是人的道德情感系统中的一个基元。如果为政者淡化“耻感”，没有羞耻之心，就会干出丑恶之事，背离党的事业，带来不良影响。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只为自己活着，这是耻辱。”一语道出了知耻的根本。

我国传统文化始终把“知耻”当作做人的底线和自我修养的起点。许多有识之士对“耻”有经典的论述。明确地用“知耻”一词的是孔子。孔子关于“知耻观”的阐述，提醒世人要有荣辱意识，主要集中于《论语》之中。《论语》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一万余字，“耻”字出现了十七次，均为孔子直接论耻。如，子曰，“行己有耻”（《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有耻感，亦即行事做人要知耻，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孔子说：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论语·宪问》）君子以言行不一为耻。

《论语》中有三篇论及“巧言令色”。这四个字译成白话，即总是说别人爱听的话，总是一副讨人喜欢的表情，这种人是缺乏美德的。在《论语·学而》中，孔子将巧言令色放在了仁的对立面： “巧言令色，鲜矣仁。”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6]。由此观之，“巧言令色”的基本表现是擅长拍马逢迎，本质是无原则的自私自利。“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对于拥有花言巧语、伪善面貌、表里不一的人，孔子与左丘明都认为可耻。

一个人知道和承认自己的过错，需要很大的勇气。中国文化受儒家的影响，比较强调羞耻心。人的行为达不到行为标准，就会内心不安，觉得羞耻，不好意思。 《孟子·公孙丑上》中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一个人有了羞耻心，就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人生的路何去何从。知错、认错然后改错，他就是强者。孔子将知耻和勇敢联系在一起，认为“知耻近乎勇”。一个人知道羞耻了，就接近勇敢了。说的是人知道羞耻并勇于改过是一种值得推崇、夸耀的品质。这是孔子对知耻改过之人的赞赏。儒家把“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并列，描述知（智）、仁、勇三达德。一个有羞耻心的人，自能改过向上，自能敦品励行，自能崇德向善。《论语·为政》：“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可见，孔子把义放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认为见义不为是可耻的行为。

知耻能使人奋发图强，有时还能改变个人命运。三国东吴鄱阳太守周鲂的儿子周处年轻时凶暴强悍，放荡不羁，时常在乡野天地之间纵马驰骋，被百姓视为一害，与山中猛虎、水中蛟龙并称“三害”。周处觉得受到了羞辱，于是他扬言要去灭虎杀蛟，可回来之后才发现乡亲们欢天喜地地庆祝“三害”皆灭。周处自觉羞赧，痛改前非，发愤图强，拜文学家陆机、陆云为师，终于才兼文武，得到朝廷的重用，任东吴东观左丞等职。

孟子认为，“知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和不可跨越的道德标准。《孟子·尽心上》记载，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 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认为，一个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不知道羞耻的那种羞耻，那真是彻底的无耻了。如果没有廉耻感，就会肆无忌惮，任意妄为，对社会秩序有较大的破坏力。从不知羞耻到知道羞耻，也就可以免于耻辱了。孟子还指出，不知羞耻就是不义，没有同情心就是不仁，不懂得恭敬、辞让就是非礼，不懂得是非就是不智。孟子描述大丈夫有三个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既是做人的气节，也是荣辱观的昭示。

汉末三国时期的名士华歆，是一位值得赞誉的重臣。汉灵帝时，他被举为孝廉，后受朝廷征召，先后任尚书郎、尚书令，直至曹丕即位，拜华歆相国，封安乐乡侯。华歆为官生涯，有所作为，且一生清廉，被誉为“清修疾恶，有识有义”。

《三国志》载，华歆曾在孙策麾下为官，孙策死后，朝廷命其进京赴任。他的亲朋好友及昔日同僚得知后，或赠书画古董，或送金银财宝。华歆当面不便回还，却在财物上暗中做了标记，以备原物归主。临行时，他将收受的数百金财物全部摆了出来，对送行者说：“我这次远行孤零零一人，本是无罪之身；但怀藏璧玉便有被劫、被杀的风险，望大家为我想一个万全之策。”众人面面相觑，只得各自领回原来的赠礼，并对他的高风亮节表示由衷佩服。

知耻是人的一种内在的价值认知，有了知耻的约束，就会出于自爱而抑恶扬善。管仲有言：“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礼、义、廉、耻”四字是治国的四大纲要，如果没有了它，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一个人有了羞耻心，就不会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就会崇尚廉洁，崇尚文明，追求真善美，远离耻辱，在诱惑面前心不动，在利益冲突关头能自重。

知耻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要求。人最大的病痛在于听不到和听不进批评自己的意见，最大的耻辱就是不知羞耻。南宋大儒朱熹认为：“人须是有廉耻。”“耻便是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朱子语类·学七·力行》）一个人知耻、有耻感，才能自保人格尊严，明善恶、知荣辱，不想、不做假丑恶的事，则能有所不为。可见，知耻是人存在的基础，没有耻辱心就没有独立的价值人格。党员干部能否知耻，反映其为政品格优劣，关系国家和民族大义。

无数仁人志士在廉耻文化的感召下，有所为，有所不为。伯夷、叔齐饿死不食周粟，越王勾践在败给吴王夫差后卧薪尝胆，苏秦“锥刺股”，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耻感既是节气与大义，也是“知耻而近乎勇”的进取精神。

人必须有道德底线，这个底线常常以是否感到羞耻为标尺。知耻是一个人遵从内心的道德指引，自觉向人生目标和更高境界奋斗，可以带来好的后果。孔子所说的“知耻近乎勇”，人可以通过知耻达到勇敢的境界。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人只有对自己的言行有羞耻之心，才能约束自己的言行，有所为有所不为。

羞耻感就是个体违背道德或感到个人无能时，基于一定的是非观、善恶观、荣辱观而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指向自我的痛苦心理体验。羞耻感是一种道德自觉，表现为极端难堪，见不得人。朱熹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一个人有了羞耻心，就是认识到了行为的界限、底线，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清清楚楚，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是只从欲望驱使。腐败分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从道德品质上出问题开始的。道德品质上出问题，又往往是从廉耻观念缺失开始的。这些腐败分子有一个共同的心理特征：不把贪污腐败看作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坚持问题导向，检视发现自身不足，做到知耻而后勇。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的上联是“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明确提出了自我剖析、自我审视的为人原则。“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司马相如：《谏猎书》），真正的君子会居安思危，常常反思自己，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党员干部要时常放下身段、停下脚步，总结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净化自己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