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元帝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

元代的土地大部分属于蒙古人、色目人的贵族及僧侣，一部分集中于汉人、南人的大地主手中。占极大多数的农民只耕种着最小部分的土地，却负担着国家赋役的绝大部分，除掉他们自己应尽的义务和应纳的赋税以外，他们还应当替贵族和地主们尽一部分对国家的责任。[46]

世祖平江南后，于各地遍驻戍军，实行军事镇压，官吏和军帅的苛扰，逼使农民到处举行武装起义。内中一部分假宋后为名，如至元二十年（1283）建宁路总管黄华第二次起义时称宋祥兴年号。至元二十三年（1286）西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子广王起事。一部分不立名号或者自立名号，如至元十七年（1280）漳州陈桂龙、建宁黄华的起义；至元二十年（1283）广州新会林桂芳、赵良钤等拥众万余，号罗平国，称延康年号。至元二十一年（1284）漳、邕、宾、梧、韶、衡诸州农民的起义。至元二十三年（1286）婺州永康县民陈巽四起义。至元二十五年（1288）广东民董贤举，浙江民杨镇龙、柳世英，循州民钟明亮相继起兵，皆称大老。至元二十七年（1290）江西华大老、黄大老等掠乐昌诸郡。成宗元贞二年（1296）赣州民刘六十聚众至万余，建立名号。二十年中蒙古人所称为南人的地带，不断发生军事反抗行为。[47]《元史》记福建人民起义系由戍军扰民所致：

至元十六年左丞唆都行省福建。中书言唆都在福建麾下扰民，致南剑等路往往杀长吏叛。[48]

再次，起义则由长吏贪酷之故：

至元二十六年授（王恽）少中大夫、福建闽海道提刑按案使。乃进言于朝曰：福建所辖郡县五十余，连山距海，实为边徼重地，而民情轻诡，由平定以来官吏贪残，故山寇往往啸聚，愚民因而蚁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讨，复蹂践之。[49]

农民是最能忍耐、最驯顺的，可是到了山穷水尽无可容受时，也会突变为最勇敢的斗士，奋臂一呼，立刻成为一支不可侮的革命势力。元军平江南后，蒙古军队的压迫和官吏的剥削逼得农民非进行武装反抗不可，接连不断的起义，使元军疲于奔命。后来，一个起义接着一个起义，元朝政府改变办法，用政治解决，除去害民的官吏：

赣州盗刘六十伪立名号，聚众至万余。朝廷遣兵讨之，主将观望退缩不肯战，守吏又因以扰良民，贼势益盛。（董）士选请自往，众欣然托之，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吏李霆镇、元明善二人持文书以去，众莫测其所为。至赣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语曰：不知有官法如此！进至兴国县，去贼巢不百里，命择将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乱之人悉寘于法，复诛奸民之为囊橐者，于是民争出请自效，不数日遂擒贼魁，散余众归农。[50]

农民除受地方军政长官之压迫及剥削外，最使农民陷于绝境的是元政府的搜括和过重的负担。因赋税无法完纳，不得不舍弃乡里而度逃亡生活的农民大流动，在元代是常见的现象。在未统一前，刘秉忠上书太宗说：

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度，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宜比旧减半或三分之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51]

这文件指明当时流人逃亡的情况。嘉熙二年（1238）的报告说，农民因灾逃亡者竟占十分之四五：

太宗戊戌，天下大旱蝗。初籍天下户得一百四万，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赋仍旧，天下病之。（耶律楚材）奏除逃户三十五万，民赖以安。[52]

统一后仍有此种情形，北人多流徙江南。至元二十年（1283）崔斌言：

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役者已十五万户。去家就旅，岂人之情，赋重政繁，驱之致此。

至元二十三年（1286）又奏：

军站诸户，每岁官吏非名取索，赋税倍蓰，民多流移。[53]

在江南，元政府为了增加税收，理算天下钱粮，农民被逼逃亡，政府仍不放松，发兵搜捕：

先是，桑哥遣忻都王巨济等理算天下钱粮，已征入数百万，未征入者尚数千万。民不聊生，自杀者相属。逃山林者则发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54]

农民只好以武力保卫自己，团结抵抗。欧阳玄《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记》：

（此役）名曰理算，其实暴敛无艺，州县置狱诛逮，故家破产十九，逃亡入山，发兵蒐捕，因相挺拒命，两河间盗有众数万。[55]

延祐元年（1314）又从章闾之议，经理钱粮，括江南民田，作增税之计，限期猝迫，贪刻并用，官府震动，人不聊生，富民黠吏，并缘为奸，盗贼并起，田莱荒芜。[56]《元史》记：

延祐元年，（铁木迭儿）奏江南钱粮往岁虽尝经理，多未核实，可始自江浙以及江东、西，宜先事严格信罪赏，令田主实顷亩状入官，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贵戚势家毋得阻挠。请敕台臣协力以成，则国用足矣。仁宗从之，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税，苛急烦扰，江右为甚。致赣民蔡五九作乱宁都，南方骚动，远近惊惧，乃罢其事。[57]

当时经理情形，地方官务以增多为功：

延祐二年吴元珪奏曰：今经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为能，有司头会箕敛，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58]

农民无法，也只好虚报塞责：

朝廷令民自实田土，有司强以峻法，民多虚报以塞命。其后差税无所于征，民多逃窜流移者。[59]

剥削过甚，于是延祐二年（1315）有蔡五九之变：

八月丙戌赣州贼蔡五九陷汀州宁化县，僭称王号。诏遣江浙行省平章张驴率兵讨之。乙未台臣言：蔡五九之变，皆由昵匝马丁经理钱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新丰一县撤民庐千九百区，夷墓扬骨，虚张顷亩，流毒居民。乞罢经理冒括田租。制曰可。[60]

昵匝马丁因括田激起民变，遣张驴率兵平定，元政府并即下令罢冒括田租，这事似已告一结束了。但这只是书面上的报告，括田的举动并不因民变而暂停，因为蔡五九起事于延祐二年（1315）八月，同年九月又有负责平变的张驴以括田逼死九人的记载。[61]并且括田所得的新租，还是照样征收，三年后在同一地点又引起第二次民变：

五年十月癸丑，赣州路雩都县里胥刘景周以有司征括田新租，聚众作乱，敕免增新租，招谕之。

同年七月亦因同样原因罢河南省左丞陈英等所括民田，只如旧例输税。[62]可是两年后又改变了策略，江南田地一律增加田赋：

七年四月己巳增两淮、荆湖、江南东西道田赋，斗加二升。[63]

同时凡括田地带还没有引起农民武装反抗的仍照新加赋额征收：

泰定元年（1324）（张珪）奏：国家经费皆取于民，世祖时淮北内地惟输丁税。铁木迭儿为相，专务聚敛，遣使括勘两淮、河南田土，重并科粮，又以两淮、荆襄沙碛作熟征收，徼名具利，农民流徙。臣等议宜如旧制，止征丁税，其括勘重并之粮及沙碛不可田亩之悉除之。帝不能从。[64]

除田赋外，又对日常生活必需品茶、盐、酒、醋之类课以重税，一增再增，后来竟超过原额数十倍，这也是农民的直接负担，元顺帝时姚桐寿记：

近来盗贼四起，在在用兵，课赋无艺，即税额一节，往往增加无算，市中不堪其扰。当延祐间程文宪条言江南茶、盐、酒、醋等课税，近来节次增添，比初时十倍。今又逐季增添，正缘管课程官虚添课额以谄上司，其利则归己，虚额则张挂欠籍云云。奉仁宗皇帝圣旨，诸色课程，特与查照，并从蠲减，从实恢办。明旨凛然，今但挂壁而已。[65]

农民在生活方面已经苦到无可再苦，一遇荒年，除忍饿外，还须应付催租吏的勒索。诗人耶律铸、张养浩的诗章中充满了同情农民疾苦的呼声。[66]元政府在名义上虽有劝农使的设置，却不过问农民所遭遇的困难。[67]一方面徭役繁重，农民只能忍痛卖去田产以求免役。[68]有些地区的壮丁被征发充军，田地即随之而荒芜，无论年岁丰歉，均不免于饿寒。[69]农民困于赋役和荒旱，在本土不能生活，只好相率逃亡，成为流民。[70]可是其他地区也同样是蒙古人在统治着，同样不能生活，结果人自相食，弱肉强食，演成人类史上的悲剧。如大德十一年（1307）两浙饥，浙东为甚，越民死者殆尽，人相食以图苟存。[71]甚至沟中死尸也不免为饥民所食。[72]这是至正十八年（1358）的事。元政府对于这种情形的处置，我们可以举一个可信的记载来做代表。余阙《书合鲁易之作颍川老翁歌后》：

至正四年（1344）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朝廷尝议鬻爵以赈之，江淮富民应命者甚众，凡得钞十余万锭，粟称是。会夏小稔，赈事遂已。然民罹此大困，田莱尽荒，蒿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时予为御史，行河南北，请以富民所入钱粟贷民具牛种以耕，丰年则收其本，不报。[73]

元政府不但不肯负责救济，并且连赈款也整个吞没。《元史·顺帝本纪》记陈思谦事可以作这一记述的旁证：

至正五年三月以陈思谦参议中书省事。先是思谦建言所在盗起，盖由岁饥民贫，宜大发仓廪赈之，以收人心，仍分布重兵镇守中夏。不听。[74]

农民左右是死路一条。再加上地方官吏的不顾死活的剥削，农民只好揭竿而起，参加起义的洪流了。永嘉的农民暴动可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情形。[75]朱德润替当时的农民起义下一正确的解释。他说：

今太平日久，民不知兵，经费所入，江浙独多。（岁给馈饷二百五十余万）而比岁以来，水旱濒仍，田畴渰没，昔日膏土，今为陂湖者有之。而亲民之官不识大体，重赋横敛，务求羡余，致有激变。所得有限，所费不赀。且以州县税粮言之，有额无田、有田无收者一例闭纳。科征之际，枷系满屋，鞭笞盈道，直致民生困苦，饥寒迫身，此其为盗之本情也。至于酒课盐课比之国初，增至十倍。征需之际，民间破家荡产，不安其生，改作贩夫入海者有之。目今沿海贫民食糠秕不足，老弱冻饿，而强壮者入海为盗者有之。一夫首唱，众皆胁从，此其为盗之本情也。其言谓与其死于饥寒，孰若死于饱暖，因是啸聚群起，劫掠官粮，杀伤军民。[76]

在未起义地区，官军所至，鸡犬皆空。[77]犒赏饮食，都强迫农民负担。[78]征敛税粮，较平时更形苛急。[79]结果是已起义区域的军力日益壮大，未起义的区域也因不堪压迫而被逼起义，革命的条件成熟了，革命的队伍发展了，革命的地区也日益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