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四章 刘

我天生强壮，胆大包天。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我有发达的肌肉、骨骼和胸部，但这并不是小时候在我父亲开的废品收购店里捆扎报纸和扛重货练出来的。我要是没有健康的体魄，父亲就不会让我干那样的活了，他就会让我像其他姐妹和哥哥艾拉一样，记记账和跑跑腿什么的。我家一共有四个男孩两个女孩，在男孩中我排倒数第二。我母亲对别人说我是她见过的最结实的男孩子，也是老也喂不饱的一个。她总是需要用双手才能把她的乳头从我嘴里拉出来。

“就像睡小床的海格立斯[6]。”有一次萨米·辛格说。

“谁？”

“海格立斯。婴儿时期的海格立斯。”

“怎么说？”

“他刚出生的时候有人把两条大蟒蛇放到他的床上要害他，结果他一只手掐死了一条。”

“跟那是两码事，机灵鬼。”

我和萨米·辛格还在上公立学校三四年级的时候，也许是六七年级的时候，他就知道那一类的故事。别人都忙着写《汤姆·索亚历险记》和《鲁宾孙漂流记》的读书报告，唯独他写《伊利亚特》的读书报告。萨米聪明，而我是精明。他能把问题查出来，我能把问题想出来。他的棋下得好，我的皮纳克尔牌打得好。我后来不下棋了，而他一玩牌准输钱给我。我们俩谁更精明？我们参军后他想当空军，于是选择了空军。我参加了陆军，因为我想与德国兵直接作战。我想驾着坦克朝成百上千的德国兵轧过去。结果他成了机尾炮手，我则被编进步兵团。有一次他被击落掉进水里，然后带着一枚勋章回了家，而我却成了战俘直到战争结束。也许还是他更精明些。战后他用政府给他的钱读了大学，而我在域外买了个木材场。我还买了一块房基地，和几个顾客合伙盖了所房子碰碰运气。他们比我懂建筑，我比他们懂做买卖。我又利用这所房子的利润盖了第二所房子。我后来发现了贷款这一方式。在康尼岛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银行还愿意往外借钱。他去剧院听歌剧，我跟当地的管道工和扬基银行家们外出猎鸭子和加拿大鹅。在德国当战俘时每一次更换地方，我都担心新管理人员会从我的士兵身份识别证上认出我是犹太人来。我担心，但从不记得我害怕过。每一次他们用船把我运到一个地方，我就越深入这个国家的腹地，直朝德累斯顿方向而去。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都想方设法在他们发现我是犹太人之前就告诉他们。我不想让他们以为有人在隐瞒什么。若不是萨米后来问我，我连想都没想过他们会朝我脸上吐唾沫，或者会用枪托打我的头；要么会用枪逼我和别人分开，把我带到丛林里用刺刀刺死我，或用短刀戳死我、开枪打死我。都是差不多的年轻人，我想他们顶多是威吓或者嘲弄我一会儿，那样的话，我只需要朝他们下巴狠揍几拳他们就会停下来的。我从不怀疑我会那么做，因为我是刘易斯·拉宾诺维茨，是从纽约布鲁克林康尼岛默美德大道上来的刘易斯·拉宾诺维茨。我不可能挨打，也不可能失败，对此我从不怀疑。

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是那么想的。从一出生我就长得高大粗壮，嗓门也大，事实上我的自我感觉比我的实际个头还要大。在公立学校时虽然亲眼看见那些年龄比我大的学生个头比我高得多，也许还强壮得多，但是我从来不觉得他们比我高比我壮。我邻居有几家意大利人，我从来没有怕过他们家的男孩。所有巴托里尼和帕卢姆伯家的男孩子让别的孩子们怕得连他们的名字都不敢提，除非是回到自己家里。他们带着刀子呢，那些意大利人，这话只敢小声议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刀子。我不理睬他们，他们也不找我的麻烦。据我所知，他们也没有找过其他什么人的麻烦，只有一次例外。那天午饭后我坐在校园外的便道上，等着开门上下午的课。这时一个瘦瘦的八年级的学生懒洋洋地走了过来，并故意在我脚上踩了一下。他穿着球鞋，而按规定只有在上体育课时才许穿球鞋。可是所有巴托里尼和帕卢姆伯家的男孩子从来是想什么时候穿就什么时候穿。当时我自言自语道：“嘿，好——嘛。”我看见他拐了个弯冲我走了过来，脸上并无明显的恶意。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伸出手把他的脚腕抓住的。我死死地抓住不放，而他却试图把脚抽出来继续走路，连眼珠都不转一下。似乎那是他的权利，似乎我根本就不存在。他一看我不松手，吃了一惊，停住了，态度也随之强硬起来。我们都不足十三岁。

“喂，你要干吗？”他大声喊道。

我的态度更强硬。“你丢东西了。”我冷笑着说。

“是吗？什么东西？”

“脚印。”

“有意思。放开我的腿。”

“有一个脚印落到我脚上了。”我用另一只手拍了拍他踩过的地方。

“是吗？”

“没错。”

他越使劲拔他的脚，我就抓得越紧。

“即便真的踩了你，那也不是有意的。”

“我认为你是有意的，”我对他说，“你要是对天发誓，再说一遍你不是有意的，我兴许就相信你。”

“你觉得你挺横的，是不是？”

“就是。”

男孩子们过来围观了，女孩子们也过来看了。我感到很自豪。

“好吧，我不是有意的。”他说着，不再往外拔腿了。

“我想这回我就相信你了。”

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萨米打算教我打架，同时也向我显示他的拳击技术多么出色。

“你不能单靠劲头大和人家打架，刘。”

他带来一本他读过的拳击指南和他借的拳击手套。我们二人互相系带子的时候我不得不对他满脸堆笑。他示范了站立时的姿势和先击拳，还教我什么是刺拳，什么是勾拳和“上击拳”。

“行啦，老虎，你都演示过了。现在咱们干什么？”

“咱们先练三分钟，休息一分钟，我给你指出毛病，然后再打一个回合。记住，要不停地动。抱住胳膊的时候就不能出拳了，也不能摔跤。这是不允许的。把左手举起来，再举高点，多举会儿，再待会儿。不然我就会直着冲过来击中你。好。开始。”

他摆好姿势，蹦来跳去。我径直朝他走过去，毫不费力地用左手把他两只手按下去，又用张开的右手抓住他的脸恶作剧地来回转他的头。

“抱住胳膊啦！”他喊道，“不许抓住脸不放。你要么出击，要么什么也不干。现在暂停。重新开始。记住，你得试着来打我。”

这一回他蹦得更快，先用刺拳猛击我的头侧，又很快地退回去。我又朝他冲过去，轻松地用一只笨手压住他的两只手，用另一只笨手轻轻拍他的脸。看着他那副模样我禁不住大笑起来。我笑得合不拢嘴，他则直喘大气。

“咱们玩点别的吧，”他可怜巴巴地说，“这项运动不成，不是吗？”

有时我很可怜萨米。他没多大本事，可又总挑逗别人。其实他挺精明，因为后来我发现他只挑逗那些他知道不会真跟他生气的人，比如说我。

“嘿，刘，你那个大胸脯女朋友还好吧？”这是战争时期他常对我说的话。那时我开始跟克莱尔约会，并带着她到处转。

“你这家伙真聪明。”我常这样回答他，同时从牙缝里挤出些笑来。我的下巴后部和颈部一侧的筋有毛病，只要一激动就抽搐。尤其是玩皮纳克尔牌赌注下大了，需要绞尽脑汁时，它抽得更厉害。

“嘿，刘，替我向你的大胸脯妻子问好。”克莱尔跟我结婚后他总爱这么说。温克勒也开始拿这话逗我。如果我不能跟萨米翻脸，就不能跟他翻脸，而我实在不能跟萨米翻脸。他本来要当伴郎的，可是我家里人愿意让我的兄弟作伴郎，而我们家无论谁都得按照家里人的意愿办事。

他们给我起名叫刘易斯，可是又都叫我刘易。要不是萨米指出两者的不同，我根本看不出来它们的区别。就连他指出来后，我仍然觉得没什么两样。

萨米爱读报纸。他喜欢有色人，并且说应该允许他们在南方参加投票，还应该允许他们愿住哪儿就住哪儿。他们住哪儿我从来不关心，只要不住在我的附近就成。对那些我本人不了解的人，我从来都不喜欢。罗斯福当上总统后，有一阵子我很喜欢他，只是因为他不是赫伯特·胡佛，不是共和党的一员，不是南方或中西部反犹太人的乡巴佬，也不是底特律的科利恩神父。可是我们并不信赖他，不信他的话。我们信不过银行和银行的账目，所以我们尽量用现金作交易。甚至在有鲁道夫·希特勒之前我们就不喜欢德国人。在这些德国人中，我们家最不喜欢的就是德国犹太人，甚至在希特勒死后仍然如此。我就是听着这些长大的。

“我从不想伤害任何人。”我母亲经常这样说。我总听她一遍一遍地重复这句话，可她行的却是另一码事。每一件事都遭到她的诅咒，也包括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要是有哪个民族该受到惩罚的话，那就是他们。我们刚刚从波兰到汉堡时，他们就不肯看我们一眼。在他们眼里我们肮脏。我们的行李，我们的衣服都让他们觉得丢脸。另外，我们不会讲德语。他们都嫌我们丢人，还存心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他们有的人一有机会就偷我们的钱。要是火车上或者街上的长条凳有空座位，他们就用帽子把位子占住，让人觉得那个位置是为什么人留的，这么一来我们就不可能坐在他们身边了。我们就得在旁边站上几个小时，连小孩子也得站着。他们有钱的人都这么干。他们甚至还让人相信他们不会讲意第绪语[7]。”

不久以前萨米和我一起来我家，他谈到德国犹太人可能的确不会讲意第绪语。我母亲听见这话就假装耳朵不好使，假装听不清他说什么。

欧洲战争开始以后，我们还年轻，离参军年龄还差两岁。上高中后，我把学西班牙语改成学德语，开始为打仗做准备。萨米他们一听见我说“注意，你好吗，喂，不是，是[8]”，他们就嚷嚷说让我别说了，我就回他们一两句谢谢。我一直坚持学习德语，甚至到了部队也没放弃。到入伍时我的德语好得都可以欺侮我在迪斯堡、西尔堡、利瑞堡和柏宁堡碰到的德国战俘们了。我成了战俘后被关押在德累斯顿城外。我有时跟警卫说上几句，还替别的美国人当翻译。因为我会说德语，所以被送到德累斯顿负责一个工事特遣队，尽管我是个军士，并不是非去不可。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家的废品生意就兴隆起来了。萨米的母亲积攒旧报纸，还拿来铝壶铝锅什么的，由我父亲去卖。正如他这位老人所发现的那样，靠卖废品也能过好日子，卖废铜烂铁的人甚至还能发点小财呢。一听说哪儿要拆房子，我们就飞也似的往那儿跑。我们还紧跟救火车。康尼岛的火灾便是我们的淘金场，我们抢救出来的管子就是铜矿和铅矿。战后不久月光公园被烧毁时，它可成了废品的富矿矿脉。他们出钱叫我们把废品搬走，等我们把废品卖给收购商时又能得到一笔钱。我们先把所有烫手的东西用石棉裹住，然后连石棉一起打包。从那以后我们的日子就富裕起来了，老人也就拿得出1万块钱借给我买木材场。利息很高，因为他一贯就是这样。还有就是他对我的打算根本不感兴趣。他不想让我放弃废品生意，就连我们谁要搬到离他只有三小时路程的地方去住他都不愿意。老学校的房子和医院都非常好。我们买了一辆二手卡车，从附近雇了一个彪形大汉，他不仅能搬搬扛扛，还能把其他做废品生意的人吓走。我们甚至还雇了一个叫索尼的黑人小伙子，他十分健壮，不太爱讲话。一天他来找工作，我们就雇了他。我们用锤子和钩子扒开塑料墙和绝热石棉，然后用打包钩、橇棍和钢锯把铜管和铅管弄出来。我老爹把斯莫基·罗宾解雇了。

我把话传了过去。斯莫基回话说他会到处找我的，我最好别让他找着。第二天晚上我就到默美德大道的哈比小吃店坐下来等他，萨米和温克勒进来见我的时候一副胆怯的模样，我想他们准会瘫在那儿。

“你来这儿干什么？”温克勒说，“快走，快走。”

“你知道吗，斯莫基正到处找你呢！”萨米说，“他还带着一帮同伙哩。”

“我就是让他快点找到我。你们要是想在这儿等，我就去给你们买点苏打水和三明治。要不就想坐哪儿坐哪儿去。”

“你要想动真格的，至少得把你的兄弟们叫来，”萨米说，“要不要我快跑去给你家报个信？”

“还是要一杯麦乳精吧。”

我们等的时间并不长。斯莫基一进门就发现了我——我的位置正朝着门——并径直朝我的座位走来，身后跟着一个叫瑞德·本尼的小伙子，和一个外号叫“吉普车威利”的非常粗野的家伙。

“我正找你呢。我有话对你说。”

“我听着呢。”我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的眼睛。

“那就到外面去。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我分析了一下情况。他们都三十开外，可我们都还不到十八岁。斯莫基入过黑帮，蹲过大狱，还在一次殴斗中受过至少一次严重刀伤。

“好啊，斯莫基，如果这就是你来的目的的话，”我毫不犹豫地说，“你不是想和我单独谈谈吗，那就叫你的那伙人先在一边坐会儿。”

“你说过我好多坏话，对不？放狗屁！还有你爹。”

“什么坏话？”

“说你们解雇了我。还说我偷东西。你爹没有解雇我。咱把话说明白，是我不干了。我再也不替你们家干活儿了。”

“斯莫基，”我感到腮部和颈部的筋开始突突跳了，“老爷子让我明确地告诉你，你再敢踏进店门一步他就拧断你的脖子。”

斯莫基一下子噎住了。他太了解我那位老爹了。他知道我爹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个头不高，是我见过的肩膀最厚实的人。他那宽大的脸庞配上一双碧蓝的小眼睛能使人联想起地雷或炮弹。脸上布满雀斑和老人斑，皱纹纵横交错，猛一看像个五英尺高的铁墩子或铁砧子。他当过铁匠。我们家的人个个长得肥头宽下巴。我们看上去像波兰人，事实上我们是犹太人。在波兰的时候一个哥萨克人冲我母亲喊叫，他一拳打在那人的脑门上，那个人当场死去。在汉堡又干了那么一手，也是因为一个人犯了同样的错误，对我妈妈粗暴无理。那家伙若不是躲闪得快，必死无疑。任何想欺辱我们家成员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只有萨米·辛格是个例外，尽管他常拿我大胸脯的妻子开玩笑。

“你爸爸还好吧，马尔文？”瑞德·本尼问温克勒。哈比小吃店里的人们都在瞧着我们。斯莫基又多了一层担心。

温克勒用手敲着桌子没说话。

温克勒的父亲是出版商，比三邻四舍的人挣的钱都多。有一个时期他们家还有过一架钢琴。瑞德·本尼是长跑运动员、收藏家、放高利贷者、负债人和小偷。一年夏天他和一个团伙把一家休假旅馆洗劫一空，唯独留下温克勒家租的房间没有动。这使得住在北半州的人们感到莫名其妙：温克勒的父亲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没人敢动他一根毫毛？

这时斯莫基已经软下来了些。“你和你父亲，你们对人讲我从你们手里偷了一所楼房，对不？我没偷那房子。是我找的看房人，我自己做成的这笔买卖。”

“你是在替我们干活期间找到他的，”我对他说，“你要么替我们干，要么开自己的公司，不能同时两样都干。”

“现在那些商人都不从我这里买东西了。是你爹不让他们买的。”

“他们想买谁的就买谁的。不过他们要是从你那儿买的话，就别想再从他那里买。我爹就是这么说的。”

“我可不喜欢这么办。我要跟他谈谈。现在就谈。我要跟他讲个明白。”

“斯莫基，”我忽然感到自己信心十足，便不紧不慢地说道，“你胆敢冲我父亲大声嚷嚷哪怕是一声，我就叫你死。你敢对我伸一个指头，他就叫你死。”

他像是被镇住了。

“好吧，”他让步了，头也低了下来，“我还回他那里干活。但是你告诉他，从现在起我要每周60块钱。”

“你连这都不懂，就是50块钱他也未必让你回去。我得替你跟他谈一谈。”

“他要是给我500块钱，就能得到我找的那所房子。”

“他可能按过去那样给你200块。”

“我什么时候开始？”

“让我明天先跟他谈谈。”我还真的跟我老爹谈了谈。我提醒他斯莫基干活肯卖力气，另外，他和我们的黑人伙计在一块，正好能赶走别的收购废品的人。

“先借给我50块钱行吗，刘易？”斯莫基求我帮忙，“从哈莱姆那边过来了些上等烟货，我想在里边投点资。”

“我只能借给你20块。”我完全可以多借给他一些。“真怪，”他们走出门以后我弯了弯手指说，“我的手有毛病了。刚才我给他钱的时候手指头都弯不过来了。”

“你一直攥着那只糖罐子呢。”温克勒说。他的牙直打颤。

“什么糖罐子？”

“你没注意吗？”萨米几乎是怒气冲冲地朝我喊道，“你使劲攥着糖罐就像是要用它杀了他。我以为你会把它捏碎呢。”

我笑着靠在了后边，然后我给每个人要了一份蛋糕和冰淇淋。说真的，我确实不知道谈话的时候我始终抓着那个厚厚的圆柱形糖罐子。我盯着他的眼睛时头脑冷静，思想集中，可我的胳膊却在不知不觉中做好了动手的准备，摆开了架势。萨米脸色煞白。他长吐了一口气，把一直握着餐刀的手从腿上举起来，把刀放回了原处。

“老虎，你干吗把它藏起来？”我笑着问道，“那能帮我什么忙？”

“我不想让他看出来我的手抖得有多厉害。”萨米小声说。

“你会用吗？”

萨米摇摇头。“我也不想知道怎么用它。刘，咱现在就把话说清楚。咱们再在一块儿的时候，你要是想打架，别指望我会站在你一边。”

“我也一样，”温克勒说，“瑞德·本尼不会对我怎么样，别的人我就不敢说了。”

“伙计们，”我说，“这一次我根本就没指望你们。”

“你真要用那个糖罐打他？”

“萨米，万不得已我会拿整个小吃店打他。我还会拿你打他。”

我已经过了六十五岁，从我逮住那个高个子、二十出头、动作敏捷的抢劫犯那天算起已经过了两年。因为生日快到了，很容易又想起那件事。作为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必须带克莱尔去看她喜欢而我不喜欢的歌舞演出。剧场离港务局公共汽车终点站不远。我们到早了，就跟别的观众在遮篷下等。我一看见那个汽车站就想笑，它总使我想起萨米在那个地方被小偷摸了钱包的事。那天他去了我家，回来的时候被偷了。因为他嫌警察不肯帮忙，朝他们喊了两声，就差一点被投进监狱。那时候我已经不再记恨德国人了，所以开上了梅塞德斯车。克莱尔也有一辆，是一辆时髦漂亮的折篷车。突然一位妇女喊了一声“贼[9]”。我看见两个年轻人正从我身后逃走。我连想都没想，伸手抓住了其中一个。我拽住他转了个圈，把他提了起来，照他胸口猛地一推，他倒在一辆汽车的前盖上。这时我才发现他人高马大，还很年轻。他的皮肤是棕色的。

“你敢动一动的话，我就打断你的脊梁骨。”我在他耳边说。他一动也不敢动。

看到警察搜他身时那副小心翼翼的样子，我的头不停地晃起来，其实是后怕。他们用手指梳他的头发，看有没有藏着小刀或者什么尖东西。他们还检查他的衣领和口袋，衬衫和裤子所有的衣缝，从上到下翻了个遍，看他带没带枪、刀子，或者别的尖的、锋利的物品，直到摸完他的运动鞋帮他们才松了口气。这时我也才意识到我完全有可能被他弄死。

“你真走运，先生。”那个为首的年轻警察说。他在他们中间年龄算是最大的。

人们一直朝我微笑，我也还以微笑，并带有一种英雄的感觉。

“好啦，刘，你的戏演完了。”克莱尔干巴巴地对我说。其实我已经猜出来她会这么说的。“咱们该进去看真正的戏啦。”

“等一下，克莱尔，”我装模作样地大声对她说，“那边有位漂亮的金发女郎，她可能对我更感兴趣。”

“刘，看在上帝的分上，快进去吧，”她说，“要不我就自己去了。”

我们笑着走进了剧场。恰在两周之后，我的病又犯了，为接受化疗我又住进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