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话

打造“中医师承教育”权威基地 《中医师承学堂》

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的中央级专业出版社，我们在出版大学中医药教材的基础上，还致力于“打造‘中医师承教育’权威基地，还原‘老中医手把手’传教实况”。

师承实录：“不掺假”的完全记录

翻看中医图书，满眼皆是“应手取效”“效如桴鼓”，似乎写书者都是胸有成竹、百发百中的“神医下凡”。从某种意义来说，现在的有些中医专家所编写的医学专著，对中医学习者有着一种不自觉的“误导”。因为医著中所列举的实例，多是典型病例、特殊病例，而且多是最终治好的病例。“看其专著，叹为神医；跟其临床，不过如此！”——这也不能苛求专家，因为专著篇幅毕竟有限，所以，自然要“精选”典型的、治愈的病例。为什么看其专著和跟师学习差别如此之大？为什么中医界一直呼吁“跟师学习”？因为跟师学习，才能真实地、没有任何“掺假”地反映老师治病的疗效、细节，包括失误、困惑、曲折等真实体验。

但是，跟师学习，要放弃原有的工作、待遇，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放弃一年5万元的收入，还要投入几万元的生活、学习费用，中医师承教育的费用，也相当于高额的MBA（工商管理硕士）、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的十几万学费。——怎么办呢？我经过反复思索、反复探讨，最后发现：我们可以用一种现代技术手段，接近于“完全还原”跟师学习、师承教育的全过程，也就是不间断、长时间地记录中医名师的每个临床案例；或者，不间断、长时间地记录弟子与师父的学术对话。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出“不间断”这个字眼呢？因为凡是“剪辑、精选”，就有可能不自觉地偏离“真实”，走向“粉饰”。所以，真正意义的“师承教育”，一定不要对“师父的完整录音”做任何删节、处理，哪怕录音的过程有杂音、有干扰、有拖沓，也要尊崇完全真实的“师承理念”。——正如国际新闻界著名的记者法拉奇，她在采访各国总统、主席的时候，“用录音机录下访问中的全部内容，然后一字不漏地以原对话形式全文加以发表”。

这项在中医学界史无前例的“师承全记录”工作，在2005年开始正式启动了。我寻找到的第一位师承名师，是一位农村家传中医薛振声老大夫，他殚精竭虑写成一部医学专著，很多临床中医师用了他的方子觉得“立竿见影、疗效很高”。这位70多岁的老中医，每天坚持到医院里行诊，星期六、星期天从来没有休息过，即便是春节期间的大年三十，也坚持为患者服务。每天晚上，我和他通电话，他口述每天行医所诊治的每例病案的详细情况（读者甚至会听到春节期间鞭炮齐鸣的“背景音乐”），并且从不讳言自己失败的病例。——把自己的完全真实的病案，进行如实公布，需要极其之大的勇气和胆识！这相当于把自己的医术“赤裸裸地”公开给世人，没有大海一样的胸怀、过硬的临床水平，并不敢这样做！——所以，当我开始每天和薛老的“完全记录”工作之后，刘力红博士给我致函：“您能对中医如此用心，功不唐捐，中医会记住您，历史也会记住您！”其实，我更认为：刘力红对我的评价，更是对薛老——这位农村家传中医、一位开拓性的中医名家的评价。因为，薛老的这个“师承记录”行动，标志着中医学术“师承教育”广泛传播的崭新开端。在这种“师承全记录”新方式的启发下，刘力红也和他的师父卢崇汉开始了不间断的“师承学术对话”，不间断的录音，记录下两位中医名家的“师承实况”。

三大要求：打造“师承教育”最佳读本

作为在全国医学专业图书中的首创，我们开始陆续对我们的专家作者提出如下“新要求”。

第一， 一定要有1个月以上或100例以上“连续不间断、完整不删节”的行诊全程纪录（保留录音或录像原始记录）。这相当于让读者全程跟随、考察这位专家的实际疗效，而不是看其“精选”的有效案例（事实上，哪怕随便一个刚出校门、临床不久的中医师，都可以“精选”一本“疗效如神”的医案。因为看病水平再差，也总会碰到治好的病案）。这就相当于让读者跟其临床，现场考察。

第二， 一定要详细阐释“从脉证到辨证，再到方药”的详尽、真实思考过程。现在的多数中医专著，遵循历史传统的写作格式：先列某患者的脉证，然后辨证为诸如太阳伤寒，再开出方剂加减。此后，才开始阐释为什么这样辨证、开方。——从余国俊先生的《中医师承实录》开始，我们开创了更加便于读者学习、阅读的医案写作格式。即先列患者脉证，然后开始分析辨证的详细思考过程（包括各种可能性的分析，猜测、排除、再猜测、再排除，也包括犹豫、担心、把握性比例等真实细节），最后，才是得出的辨证结果。正如同侦破案件一样，不能先告诉读者谁是罪犯，再分析为什么他是罪犯。而要对每个人进行嫌疑排查，再逐一从诸多可能的犯罪嫌疑人中进行筛选。这个过程中时常会有误断，会有反复，但这就是真实的侦探过程！所以，中医医案的写作要像这种“真实的思考过程”过渡，甚至附上诸多学生和老师的互动疑问。（比如，为什么只用这个方剂，换个类似的方剂可不可以？）

第三，写作时要注意参照“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中医经典”，比如，《伤寒论》、《黄帝内经》（甚至还包括近代名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等，作者可以阐释如何在传统经典的基础上进行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第二个标准是“临床概率”，对于当代临床经常出现的病种（国内、国际当代最新疾病谱系），要加大力度进行阐释，比如，痛风、癌症、艾滋病、前列腺疾病等，要勇于面对最新的常见病种。第三个标准是“大学教材”，大学教材的体系毕竟代表着一种现代的分类方式，很便于中医学子们接受。

真正的中医名家，应该如同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愿意把自己的毕生心血“精细入微、条分缕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讲解、传教，把自己的毕生研究成果汇集成学术论著，传诸后世，造福人类。特别是临床操作要具有很强的“可学习性、可操作性”，学生们学习老师的著作后，也能够在临床上逐步达到较高水平。

基于这种真实还原师承教育实况的思想，我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陆续策划、出版了《中医师承实录》（余国俊著）、《我的中医之路》（余国俊著）、《我的脉学探索》（金伟著）、《名医师承讲记》（李静著）、《小说中医》、《小说中医续集》（张大明著）等“师承教育”类丛书，被读者们称为“中医师承教育最好的读本”。此外，我们还陆续推出面向初学者的“中医入门系列”、面向专业中医师的“临床经典系列”等等多种书系。作为这些书的策划编辑，我本人特别向每位中医执业者、学习者以及爱好者强力推荐：《肝胆相照：一个人的健康战争》。这是在我的图书策划编辑史上最让我感动、同时也是受益最大的一本书。这本曾经感动100万患者和医生的健康感悟图书，我认为值得每位中医人精读、思考、悟彻！

中医师承学堂：“详加辨证，愈辨愈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

对于中医师承教育，“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先生，曾经与肖龙友先生联手创建“北平国医学院”，并担任院长，办学15年，为祖国培养了数百位杰出的中医骨干。孔伯华先生坚持师承教育的方式，临床见习时，每遇疑难病证，当即提示生徒，或事后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然后做出总结，指归而教之，倡导“详加辨证，愈辨愈明，才能使病无形，药不虚发”。1929年，国民党政府提出“废止中医”的议案，孔伯华被推选为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临时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国民政府请愿。面对汪精卫，孔伯华先生义正严词地提出“用临床效果打擂”。国民政府眼见为实，看到中医的良好疗效，最后撤销了“废止中医”的提案。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对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备至关怀，多所建树，受到周总理当面表扬：“孔老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教委的同志把孔伯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创办“北平国医学院”的办学资料取走，开始编写新中国的中医教学大纲，创办新中国的中医学院。

昔日，孔伯华先生在北京西单北白庙胡同，创办“北平国医学院”；今日，孔伯华医馆联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等中央级出版机构，邀请中医临床名家开设“教学、临床、带教”全程记录、传播的“中医师承学堂”。除了由孔伯华先生的学术继承人讲述“孔伯华中医学说”之外，现代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的弟子、中日友好医院冯世纶教授将在此开设“伤寒论临床师承讲座”，并进行手把手的临床带教。胡希恕先生作为临床效果卓著的经方大家，被中医名家刘渡舟高度评价：“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辨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料，此得力于仲景之学也。”胡希恕先生倡导对《伤寒杂病论》执简驭繁、唯求疗效，其“方证是辨证的尖端”学术体系，成为中医人士“一通百通用伤寒”的高效捷径。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将陆续出版“中医师承学堂”的全部讲座和带教实录。

为什么我们致力于推出“中医师承学堂”呢？被誉为“中国近代医学第一人”的张锡纯，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中医教学效果：“三年期满，皆能行道救人。”而对比传统中医教学，则是“取《内经》《难经》《伤寒》《金匮》诸书为讲义。然如此以教学生，取径太远，非殚十年之功于此等书，不能卒业；即能卒业者，果能得心皆应手乎？”新教学的三年、传统教学的十年；皆能行道救人、不能卒业/得心应手——差别何其之大！关键在于教学手段和方法。中医的“师承式教育”，已经成为与“学院派教育”相互补充、必不可缺的关键环节！

当代中医临床家李静先生的这本《名医师承讲记》，即遵循师承教育的初衷，既是作者对中医常见病种的诊断思路与辨证施治的记录，也是其对中医该如何发挥自身特长，借西医学之检验等各种方法为我所用，扬长避短，使其如虎添翼的探索。他在书中提出“既要坚持中医的特色，又要与西医学相结合，从而不断进步，不断发展，这应是现代中医的正确方向”，愿我辈共勉之。

本书第一版在2007年面世以后，多次重印，销量可观，现时隔10余年进行再版，根据广大读者的反馈意见，结合作者自查及知识更新，我们对本书做了修订完善，推出第二版，希望可以帮助更多读者领悟到“临床家是怎样炼成的”。

刘观涛

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