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昔日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今到哪里去了？只要谈起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大家一般都会用衰落来形容。[1]再也没有萨特和波伏娃了，也没有帕索里尼、詹姆斯·鲍德温了。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总与这种衰落之感联系在一起呢？或许还可以问：眼下正在写作的人之中，有谁应该成为普遍讨论的一部分呢？

为了回避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种种惯性思维和预设，我们不妨换一个词，就用一般知识分子（general intellects）吧。马克思有一名篇，现在通常叫做《机器论片段》（Fragment on Machines），其中谈到了一般智力（the general intellect）这个概念。我之后还会再讨论它，这里只是大致说一下：马克思提出“一般智力”，可能是为了探究智力劳动一类事物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现在，我们把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和一般智力联系起来看。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或许与智力劳动终于被生产过程吸纳有关。问题不在于当代知识分子个人层面上达不到先贤近乎传奇的高度。当代智力工作者必须在不同于以往的制度下工作。这种制度以精细得多的方式将智力工作者安插到榨取其成果价值的流程当中。一个人就算有心当萨特或波伏娃，他或她也是做不到的。

顺着这个例子再讲两句：当时，萨特和波伏娃靠笔和打字机是能养活自己的。当时存在着以大规模印刷为基础的文化产业。当时的高等教育在迅速扩张，为他们的书提供了读者。[2]还有一点不能忘记：他们是精英教育制度培育的产物，在他们受教育的国家，精英教育仍然拥有崇高声誉和地位的光环。当然，以上只是一个粗略介绍，但我的基本观点是：在当代，智力工作面临着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境况。当代知识分子几乎不可能靠写具有智识挑战性的书养活自己，而要有一份全职工作才行，通常是在大学里。

大学也和过去不一样了。大学不再是一种培养有能力管理资本主义社会人才的特殊机构，反而越来越像一门生意。[3]学术工作必须在管理制度下进行，而学术管理制度正是其他智力劳动管理制度的衍生品。学术工作愈发定量化和层级化。不少岗位转向了临时工。在一些情况下，校方似乎有一种想象：就算抛弃思考历史、社会或政治事件的传统学科，大学也能运转无碍。

因此，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是有原因的，而且不都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认为当今学术界的问题在于“黑话”太多的诸君，不妨去看看财经杂志。试问：可曾有一种语言比财经杂志的语言包含更多毫无依据、凭空编造、语意含混的词汇？但是，让我们把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叙事放下，来思考一下一般知识分子。我这里说的一般知识分子，不同于马克思所表述的“一般智力”，尽管两者可能存在联系。在我这里，一般知识分子指的是主要从事学术工作且取得相当成就，并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探讨关于当代世界的更具普遍性的问题的人。

一方面，他们是一般智力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以思考、发言、写作为生，他们的成果被商品化和贩卖；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一般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试图在甚至将他们也纳入其中的商品化体系之内，找到写作、思考乃至行动的方式来反对这套体系。他们试图探讨一般境况，当代的许多人都发现自己处于该境况中。而且，他们会运用自己受过的教育、自身的才能和原创力来这么做。

本书选取了二十一位这样的一般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学者，但领域各不相同。当我们探讨如何面对难解的当代境况的某个部分时，值得一读的作品并非只有这些。大多数人可能会同意，当代的境况是相当暗淡的。除非你是那一小撮—所谓的“百分之一”—手中财富迅猛增长的人，否则生活看起来或许就是一派瓦解的景象。[4]商品化高歌猛进的主要结果似乎是自然与社会生活的双重毁灭。

因此本书接下来要导读的一般知识分子是我认为已经在上述事物的思考上取得一些进展的。但在我看来，如果一般知识分子的工作前提是，他们只是那一般智力的组成部分，唯一的功能是让商品化继续，让利润涌流，那么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损毁他们的工作，限制他们把握一般境况的能力。

因此，本书提供的评述是欣赏性的，不过是批判性的欣赏。我认为，有两个状况需要得到比通常更多的关注。一个是多种新生产力的发展。在我看来，信息技术与传统的手工、热力生产手段在机制上存在质的区别。此外，信息技术正在改变整个社会结构，深入日常生活，形成奇特的监视和控制形式。

第二个状况是信息技术进入各个学科造成的意外影响。[5]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对地球上的全部资源进行无休止的商品化所造成的全球性后果。气候变化只是如今经常被统称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多种迹象中最紧迫的一个而已。

第一个状况带来了一个后果：在我看来，探讨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时不能将“技术”（techne）问题放在一边。第二个状况的后果则是：我们在处理社会现象时，不能再认为好像有一个稳定的、可以放在一边、可以忽略不计的自然现象作为背景了。本书之后会结合当代境况的上述方面来探讨一流的一般知识分子的作品。

尽管我在开篇为当今知识分子的成果做了辩护，反对“公知衰落”的轻率叙事，但我必须要说，严重依赖高校的支持对一般知识分子的事业确实造成了损害。一般知识分子受教育时要掌握一门学科知识，这或许是好事。但是，学科之间的界线有随意性，当代境况的许多方面都要求打破学科框架的桎梏。

熟悉和引用权威或许是一件好事，但矛盾的是，马克思一流的人物之所以成为权威，正在于他们能够打破同时代的旧权威，开辟出一个思维与行动的新问题域。[6]我要在此指出，本书的不少内容与当代社会运动与斗争场合存在微弱的、遥远的联系。这是智识层面的严谨、力量、融贯与直指当下问题的能力两方面权衡的结果。在一种比较微妙的意义上，目前的劳动分工更加严格了，令一般知识分子失去了与其他类型的劳动，乃至其他智力劳动，甚至同一所大学内其他人的活动（比如自然科学、工程、设计）之间的接触。

本书首先会批判目前对一般智力的公认看法，也就是前面讲的马克思的观点；之后会批判性地介绍一系列具体的一般知识分子，读者可自行选择阅读顺序。开篇两章对马克思的观点给出了富有想象力的解读：文德林论生产方式，柄谷行人论交换模式。接着是意大利和法国工人主义与自主论思想家：维尔诺、布唐、拉扎拉托和贝拉迪。之后分别是英美文化研究学者麦克罗比和吉尔罗伊、精神分析学者齐泽克与迪恩、政治理论家墨菲、布朗和巴特勒。然后是两位独特的身体政治学者东浩纪和普雷西亚多、媒体理论家全喜卿和加洛韦、思辨实在论研究者莫顿和梅亚苏，最后是斯唐热和哈拉维的科学研究。

当然，这里肯定会有一些重要议题尚未被囊括。比如吉尔罗伊所说的“过发达世界”（overdeveloped world）理论，尽管该领域在多个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都有人研究。[7]种族、性别、性议题在书中虽有提及，但并未独立成篇，而是放在政治研究、媒体研究等语境下加以讨论。我在这里要强调：一般并不意味着无所不包。

这些一般知识分子基本都是做中层理论：既不是纯哲学，也不是案例研究，而是两者之间的东西。尽管他们将概念应用于当下境况的做法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他们或许还是有些囿于传统意义上的阐释。因此，我希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用他们自己的批判策略来发现他们的局限性。

他们蒙受着公知衰落这一相当欠考虑的批评，在这一方面我会维护他们，但我要提出另一个略有差别的批判。我认为，这与如何将学术以外的事物引入学术文本有关—马克思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马克思不是一名哲学家，这一点应该没有太多争议。[8]他的作品并不适合用欧陆哲学的诠释评注方法来处理，或许需要用一种略有差别的批判式解读方法。我们也许不应该把他放到某个学科的同质化时空领域内，不管是哲学、政治理论还是别的学科，而是将他与截然不同于学院的其他行为、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

例如，我最近在做一个尝试，将解读马克思的工作与其他一般知识分子的截然不同的成果联系起来，包括大学以外的媒体实践和大学以内的学科化研究。[9]通过这两条路径，我们可能会对技术变迁在19、20世纪乃至之后的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形成更切合实际的认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准备阐发马克思的名篇，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段》。“一般智力”这个词便源于该篇。马克思想研究的问题是简单工具到机器体系的过渡。换言之，他试图把握他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也就是现在的落后工业生产。他首先谈了世界上的一个现象—机器体系—然后用概念去阐述它。当然，这与目前解读马克思的通常方式恰恰相反：先以《机器论片段》等文本的形式来介绍他的思想，然后通过文本来解释现象。

如果读者理解这两种路径的区别，那么就不难看到，目前流行的解读路径何以会催生永恒的资本（eternal capital）这样的话语，许多马克思的当代读者似乎正想要躲进这个概念里去。马克思被视为一名通过历史和现象形式研究揭示了资本的深层哲学内核的人物。这种路径只承认下述意义上的“资本的历史性”：资本可能会有新的历史表象，但其本质是永恒不变的。[10]这种传统的、旧约式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这一永恒的形式正等待着被劳动这一资本内部的矛盾因素否定。

这种哲学化的马克思解读方式有其内在矛盾。它死死地抱住“永恒的资本”这一范畴不放，而不愿意承认，如果资本确实是不断变化和自我修正的，那么它就没有本质，“表象”不仅要作为现象层面的形式，更要作为实际层面的形式来认真对待。简言之：不存在一种通过哲学手段生成的，以资本的本质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的现象形式方面的修正不能仅仅被当成现象来理解，而这就要求我们采用一种更谦虚的路径去认识资本自我修正中可能包含的各种形式的知识。

简言之，对马克思的研究只能是一种合作式的智识活动，结合彼此不同却平等的多种认识方式。在这里，哲学不是执政党。换一种方式说：“技术的本质不是技术”这句话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是对思想的阻碍。[11]理解技术确实需要多种关于技术到底是什么、技术在做什么的专门知识的协作。把哲学打造为统摄性的“关于本质的技术”的尝试是一种颠倒：关于本质的技术不是本质。

如果我们不将马克思的1858年《机器论片段》视为哲学，而是视为一种低理论，那么该篇的意义就仅限于当时。[12]马克思被新兴的技术机器体系搞糊涂了，用“一种推动自身的推动力”（53）这样神秘化的形式来形容它。[13]实际上，它并非如此。马克思的讨论中缺失了一整个维度：生产力同时也是能量系统。这篇文章完全没有提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工业化初期的推动力是整个欧洲北部的森林，之后换成了煤炭，而煤炭资源在我们这一代人之前就基本枯竭了。我们之后会看到，马克思在该篇中使用了新陈代谢的隐喻，却并不成功，原因就与此有关。

该篇的主要内容是，工人的技能转移到显然是由资本设计出来的机器的形式中。这就是“活劳动挪用为物化劳动”。活劳动“被纳入总体过程之中”—该篇对此的思考尚不完全（54）。活劳动真实的价值生产能力变成了一个量，一个随同以机械为形式的固定资本而不断消耗的量。

在这里，马克思以神秘化的形式把握住了一个要点：关于“社会脑”（social brain）的知识呈现为资本，而非劳动的一个方面（55）。换一种好不了太多的说法就是：“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64）。马克思没有追问那个表现为“社会脑”或者“一般智力”（64）拜物教的事物是如何在现实中产生的，而是落入了它的魔咒。社会脑成了资本的一部分，但是，社会脑是由谁，或者说什么在现实中造就的呢？

马克思认为，科学对劳动者而言是异己的事物。科学是以资本规定的形式呈现的。科学是一种生产力：“所有科学都被迫为资本服务。”但是，科学是谁创造的呢？马克思说，“发明已经变成了生意”，但发明者又是谁呢（61）？

我们应当记住一点：在马克思的时代，科学与产业的联合尚处于初步阶段。事实上，这个阶段的工业体系并不是科学带来的。能量系统—蒸汽动力—是工匠和自学成才的工程师，而非科学的产物。事实上，作为一门科学的热力学是从蒸汽工业中生发出来的，而非相反。

德国化工业的兴起则有所不同，基于实践经验的工程与基于实验结果的科学实现了有机的共同发展。另一个马克思全未提及而后来大放异彩的行业也有着不同的故事—电气工业。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科学发现和理论对产业发展发挥了更为直接的作用，虽然有相当大的延后。

问题在于，作为现实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科学和技术并不能很好地塞进劳动与资本的框架中。于是，在马克思那里，这些活动是作为一种名为“科学”的具体事物而无中生有的，“科学”进而又成为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的一部分。有两种关于现实科学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一种是科学论，另一种是受马克思影响较大的科学社会关系研究；后者的出现早于科学论，而科学论对后者一直鲜有置评，这很有意思。[14]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贝尔纳的重量级科学社会关系研究专著《历史中的科学》（Science in History）。该书有价值地展现了现代科学是如何通过两个因素的结合而产生的，一个是高级技工的出现，另一个是绅士们利用闲暇时间来破解上帝宇宙奥秘的研究活动。简言之，科学的阶级起源是混杂的，而且不能定位到任何一个原有的阶级中—事实上，它指向了一个新的阶级。

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马克思不可能认识到科学不仅是一种生产力，更会发展为一个迥异于工厂体系的独立工业体系。工厂体系的基础是量化的劳动时间，生产标准化的产品。但是，那些生产非标准化的新事物的劳动（或非劳动）过程又怎样呢？或者按照阿斯格·尤恩的理解：那些不生产内容，而生产形式的人又怎么说呢？[15]他们属于什么阶级？

我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他们属于另一个阶级的人，不过，我确实尝试给他们起一个听起来比较新潮的名字：黑客阶级。[16]例如，贝尔纳的科学工人理论已经很接近了。[17]但是，我至少提供了一种关于生产关系如何异变，以将他们纳入商品体系的思考：知识产权是私有产权形式的一种异变，它将信息的公地圈住，并催生了潜在商品的新范畴。

因此，要想越出马克思《片段》所处的时代，用它来观照当下，我们至少需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科学（以及更广泛的知识劳动）对工业体系的形态设计所发挥的作用；二是马克思基本没有提的能量系统。

通过将能量放回到图景当中，我们就能完善一个马克思在《片段》中用过两次，效果却不能令人满意的隐喻：新陈代谢。马克思所说的新陈代谢只是流通资本，而且他对新陈代谢的理解过于狭隘，只是从分配的角度来看，而没有将其视为能量系统（58）。他将新陈代谢与农业联系起来的地方尤其成问题，农业“纯粹变成了物质新陈代谢科学的应用领域，科学为着社会全体的最大利益来操控它”（62）。

进而，我们可以联系马克思模糊表达的一种思想：劳动不再是向生产提供能量，而是通过信息来控制生产。他用的是“操控者”这个词，脑子里想的可能是蒸汽机的操控员—又称加速员—这是信息的消极性反馈的一个早期例子，其功能是维持平衡（62）。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的论述与他后期阐发新陈代谢范畴，特别是新陈代谢断裂概念的尝试联系起来。他真正的认识突破在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已有过论述），在商品化农业（或许还有其他领域）中，劳动不是新陈代谢的操控者，而是恰恰相反。[18]凝结于资本机器体系的集体社会化劳动或许是“失控者”，令新陈代谢断裂愈发恶化—我们现在已经明白，气候变化只不过是断裂之一而已。

因此，1858年的马克思尚不了解他试图勾勒的事物的全貌，好比盲人摸象。而且，正如寓言中那样，各路“盲人”研究者们在摸着这头名为社会劳动的巨兽的各个部分，唯有通过他们的共同努力，我们才能了解它的全貌，描述和认识这头屋子里的大象：新陈代谢断裂。尽管自然系统乃至社会系统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商品制度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越来越快的速度将物质、能量和信息用作积累财富（即交换价值）的材料。

一般知识分子的一项任务或许是：为那些成果被商品化为某种知识产权的人设想出一种黑客阶级的共同利益，包括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乃至人文社科学者。从信息的商品化出发，我们可以设想他们都属于同一个阶级。我们都在处理信息，而这些信息都是一个复杂的自然—技术—社会—文化新陈代谢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能看到一个前所未见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夺取了全世界黑客和工人们共同创造的大部分价值。作为一般知识分子，我们或许可以从小小的隔间里探出头来，环顾四周，学会如何与劳动流程中的其他人展开合作。

马克思并没有掌握思考作为调控者的信息的思维工具，他也只是刚刚开始领会新陈代谢断裂是如何由于商品化生产无视自然条件而日益扩大。马克思对这些新出现的发展动态缺少现实性的知识，于是，他任由概念工具从自己掌握的资料中野蛮生长，最终沦为夸夸其谈。他在一种只有局部被把握的总体，以及一种单纯通过抽象的形式化辩证否定认识到的未来之间建立了错误的联系。他想要独自完成只有通过各种各样的一般知识分子的合作才能做到的事业。

但是，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关于机器、劳动和时间三者关系的思考还是有一定价值的。马克思认为，机器主要是一种从工人身上获取更多时间的方式（在这里，他忽视了在其他地方凭直觉敏锐意识到的科学所发挥的作用）。马克思说：“资本在这里—无意间—将人类劳动和能量消耗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对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是有益的。”（59）请注意，此处总算出现了能量，但单纯是指人力。他还没有明白，用化石燃料取代人力对资本主义的展开有着极其关键的作用。[19]

机器体系意味着将必要劳动时间减到最小，以及用资本取代劳动。财富的创造可以独立于劳动时间。这本应带来真实财富的增加—对马克思来说就是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但事实上并没有。结果反而是少数统治阶级的“不劳动时间”增加。机器体系“因此无意间对创造社会可支配时间起到了关键作用”（64）。此外：“劳动时间的减少等于自由时间的增多，即用于个体充分发展的时间增多，这反过来又能作用于劳动的生产力，因为劳动本身就是最大的生产力。”（66）

这是漂亮的辩证法，而且至少是针对资本主义的非浪漫思考的开端，这种思考不会整个回避生产方式的问题，只谈无聊的田园牧歌。（马尔库塞的“爱欲”等等。[20]）马克思写道：

尽管机械是固定资本使用价值的最适宜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统摄的社会关系是运用机械的最适宜、最终的社会生产关系。

机械可以是其他的东西。资本将机械以固定资本的形态召唤出来，但机械也可以采取另外的形态。

在科技恐慌大行其道的人文社科领域，我们需要坚持这一点。在这个领域，政治就是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这里说的政治并非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糟糕的现实政治，而是另外的政治，一种虚拟政治，它是潜在于现实政治的一种可能性。对这些一般知识分子来说，政治具有现实和虚拟的两面性，但技术从来没有两面性。他们只承认马克思关于技术的思考的前半部分—科技与技术，或者当代统称的“科技”被纳入资本，并采取了资本的形式。至于技术同样有现实和虚拟的两面，也可以具有其他的形态，他们就不讨论了。一般知识分子们可能必须要共同搞清楚一个问题：我们各自工作或研究的具体领域，从政治、文化、科学到技术，都是同一个问题的组成部分，也是任何可能的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

但是，要想在这个方向上取得进步，我们就要放弃本来是马克思随口一说，如今却成为金科玉律的一个概念：“一般智力”（64）。它是唯心主义的遗留物，具有拜物教色彩，而非严谨的概念。根本没有一般智力这个东西。只有具体的、特殊的知识生产活动。这些活动只有在拜物教的形式下才能变成一般：知识产权。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如果它还是这样的话—发展出了一整套将所有“黑客”活动的成果商品化的工具，将其凝结为相对较新的财产形式，这些形式不仅用来造成脱离于、不利于劳工阶级的工业体系，而且对黑客阶级同样不利。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黑客阶级内部各种知识生产之间的合作，更要考虑黑客阶级（新形式的创造者）与工人阶级（标准化内容的创造者）之间的联合。

如今再也没有一种知识生产，不管是科学、文化乃至哲学，是外在于商品形式的。但是，那也不只是“发明已经成了生意”（61）这么简单。毋宁说，它变成了一种改变了其他所有生意的新生意。没有永恒的资本，也没有超历史的本质。它的特定表现和抽象形式都会异变。它不能从外部被否定，而单纯地加速它也只会带来新陈代谢断裂。普罗米修斯式的飞跃是不存在的。

相反，我们眼前的任务是搞清楚一个问题：除了通过知识产权将知识商品化这条路以外，“新陈代谢”各个部分的各类知识能够以何种方式进行合作？下一步是外推，凭借我们对各类新陈代谢系统运作方式的了解，设计出一个更好的系统—一种可持续的新陈代谢。返祖式的哲学完全不会有帮助，这种哲学试图盗取它根本不知道如何点燃的火种。像经书一样崇拜经典文本同样没用，哪怕是马克思的文本，因为他只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

因此，在本书中，我探讨哲学、政治理论、文化研究等领域思想成果的时候是将它们视为局部总体化。学者们从各自特定的工作方式出发来审视这个世界，然后将这种工作方式普遍化为一整套世界观。可惜，他们惯于将一部分思维能量用于维护自身视角相对于其他视角的至高地位。对政治理论家来说，政治就是存在的实体；对文化理论家来说，一切事物总是具有文化性—诸如此类。即便是我们时代的一般知识分子，也带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习气，经常主张“总体”是他们的私产。

我要将这些主张放在一边，探求一种使这些局部总体化如同志般联结在一起的办法。作为信息黑客个体，我们只能参与到商品化形式的再生产过程中，这个过程本就具有分离彼此和拜物教的倾向。尽管如此，我们如何能够形成一套联结各个局部视角的共同语言，而非彻底总体化的历史观呢？推动这个问题的进展，也许就等同于开启当代的知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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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ussell Jacoby,The Last Intellectuals: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New York:Basic Books,2000.

[2] Regis Debray,Teachers,Writers,Celebrities:The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France,London:Verso,1981.

[3] Bill Readings,The University in Ruin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4] McKenzie Wark,The Spectacle of Disintegration,London:Verso,2013.

[5] Paul Edwards,A Vast Machine:Computer Models,Climate Data and the Politics of Global Warming,Cambridge,MA:MIT Press,2013.

[6] Louis Althusser，For Marx，London：Verso，2006.（中文版题为《保卫马克思》）不过，我更认可文德林对马克思改变问题域的理解，后文会详谈。

[7] 吉尔罗伊写信给我说，“过发达世界”这个词借自安德烈·高兹和默里·布克钦。另外，情境主义国际的著作中也用到这个词。

[8] Étienne Balibar，The Philosophy of Marx，London：Verso，2014，2–6（中文版题为《马克思的哲学》）中就提到过这一点。不过，再提一下也没坏处。

[9] McKenzie Wark,The Beach Beneath the Street,London:Verso,2015;McKenzie Wark,MolecularRed,London:Verso,2015.

[10] 该观点在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中有详细阐述：McKenzie Wark，“The Sublime Lan-guage of My Century，”PublicSeminar。发表于publicseminar.org，2016年5月14日。

[11] Contra Kostas Axelos,Introduction to a Future Way of Thought:On Marx and Heidegger,Meson Press,2015.

[12] 关于“低理论”，参见Judith （aka Jack） Halberstam，The Queer Art of Failure，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1。

[13] Karl Marx，“Fragment on Machines，” 收录于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eds.），＃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Falmouth：Urbanomic，2014。

[14] 参见Mario Biagioli，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New York：Routledge，1999；关于科学社会关系研究，参见Gary Wersky，The Visible College：The Collective Biography of British Scientific Socialists of the 1930s，New York：Holt，Rinehart&Winston， 1979。

[15] Asger Jorn,The Natural Order and Other Texts,New York:Routledge,2016,123ff.

[16] 　McKenzie Wark,A Hacker Manifesto,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7] 　JD Bernal,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Cambridge,MA:MIT Press,1967.

[18] 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0.（中文版题为《马克思的生态学》）

[19] 　Andreas Malm,Fossil Capitalism:The Rise of Steam Power and the Roots of Global Warming,London:Verso,2016.

[20] 　Herbert Marcuse，Eros and Civilization：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Boston：Beacon Press，1974.（中文版题为《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