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我们只要进入中国哲学的领域，哲学史上有关学谱传承的问题就必然呈现出来，正如上文所列论的几个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无法应用传统“得意忘言”的诠释方式来论述，因为“得意忘言”的诠释方法常扭曲文本原意而失之主观，论点缺乏证据力。若应用谱系学方法来探讨其学术渊源与思想脉络，一则在文献学的基础上，可对问题做出较客观的判断认定，并对典籍的原义和流脉给予较确当的理解；二则在进行哲学理论说明时，可从概念、范畴的分析，整理出学脉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关系，并从范畴与命题的演变，探寻出各家学脉的关联。

本文对运用谱系学方法探讨的三个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兹摘要综合说明如下：

第一，环顾世界三大哲学体系，在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哲学开创期，有关宇宙生成、世界本原、万物本根以及天地法则等等哲学问题都曾被提出过。因此，我们之所以要讨论中国哲学的创始者是谁的问题，主要是要了解谁最早具有这些问题意识，并探寻出答案。[59]

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试图对我们生存的经验世界作出一套完整理论的说明者，他提出“道”来说明宇宙的本原、方法和法则。孔子在文化史上承先启后，以及在教育史上的深远影响，无人可及。在孔子的言论中，曾有过一些隐含性的哲学观念，但在他的主体思想中，并没有像老子那样试图对宇宙人生的诸种根本问题进行探讨。

老子的形上之道，统摄天道与人道。诚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及老子时所说：“古时所谓道，均谓人道，至《老子》乃予道以形上学的意义。以为天地万物之生，必有其所以生之总原理，此总原理名之曰道。”[60]老子的道物关系，经庄子提出气化论以解释宇宙生生不息之大化流行过程，并提出“理”的范畴以说明万物存在的各殊样态及运行法则（如“万物殊理”的重要命题）。自后，老庄的形上道论贯穿着整个中国哲学史，而成为历代哲学家建构哲学体系时的最高范畴及理论基础[61]。

第二，《易传》的哲学化，主要渊源于老子的道论，当然还包括庄子的自然观和气化宇宙论。先秦哲学的开创期，老子揭开了序幕，庄子学派扩而充之，《易传》学派继之，此即古称易、老、庄“三玄”。“三玄”思想经汉魏新道家的会通，而成为古典哲学发展的基石。

《易传》诠释经文卦爻及筮辞时，在占筮语言中运用了大量的哲学语言，而其哲学语言并非来自于孔孟的仁学和礼学，而是来自于老庄的宇宙论、自然观。我们从概念、范畴的分析中，更能看出道家学脉的流变、转化。从《易传》、《系辞》如下几条核心概念与命题可以为证：（1）“阴阳”是易学的核心概念，道家大谈阴阳，而《论》、《孟》未得一见，包括《大学》、《中庸》在内的儒家四书，竟无一语言及“阴阳”。《易传》哲学之主流思想，属道而不归儒，此为显例。（2）“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易传》的一个重要命题，这命题是直接来自《老子》四十二章道与阴阳关系的论述而组成的。而另一对著名的命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则是对《老子》道物（道器）关系所作出的概括性的界说。（3）《易传》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生生”一词来自庄子，先秦儒书无此概念与命题。《庄子·大宗师》称道为“生生者”，而“天地生物”说屡见于《庄子》[62]。

以上所引《易传》数则，都出自晚于《老》、《庄》的《系辞》传。《系辞》引“道”入“易”，给易学的哲学化以奠定理论体系的根基。而《易传》的引“道”入“易”，始自各传中最早的《彖传》，如《彖传》乾元作始万物、坤元畜养万物，直接承继《老子》道生德畜的思想。对于《易传》与道家学脉的论证，前文中已作了扼要的论述。

第三，北宋哲学初期多元并起，中期学派林立，然而这一哲学的高峰期，史家的论述多放置在南宋的道统论及朱熹理学的思维架构下，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对周敦颐的解释。如朱熹称许周敦颐《太极图》的奥妙，并视周氏为理学开山祖。朱熹将《图说》“自无极而为太极”改为“无极而太极”[63]，关键在于朱熹诠释为无形而有理，这个是“得意忘言”经典诠释方法的事例之一，得诸子之意，但并不合于文本[64]。

在中国哲学史的三个高峰期之中，存在的问题真不少，举其大者，除了哲学开创期深受老庄宇宙论、自然观影响而属道家学脉的《易传》之被误判为儒家著作外，最严重的莫过于当代史家及专家们多以朱熹正统史观的狭隘立场[65]，来窄化整个宋代的哲学思考活动。朱熹道统观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将当时具有强大影响的王安石“新学”及三苏的“蜀学”排除在外。而王安石和苏东坡的心性论或情性论，个人以为，其精辟见解远胜于程朱。朱熹的第二个阶段，则将北宋五子中的邵雍又拒斥在外，并将张载下降为末位。这由《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可以看出这个窄化的过程。美国思想史家田浩教授等提出了这个观点[66]。他主要是有感于“道学”的概念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窄化为“新儒学”。他指出，在最早的道学选集核心人物张九成的《诸儒鸣道集》（约编成于12世纪60年代早期）中，北宋诸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学术群，而非单一的道统偶像。这促使田浩教授等学者去思考，该如何跳脱朱熹单一的线索，以恢复儒学群体的景观[67]。而我个人则着意于探讨道家“知识产权”的流失问题。透过前文的探讨，我们发现在程朱理学排斥佛老而单一化的思维世界中，实暗自大量移用及巧取道家的形上学和老庄的概念丛。

在北宋众多哲学家中，从邵雍、周敦颐到王安石、苏轼，都是儒释道融合而气象宏大的思想人物。相形之下，程颐的理学，就学术风格而言，思辨性强，但对异质文化的容忍度最小。然而，在程氏理学标举道统而排斥佛老的同时，从他们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庄的思想生命、精神生命生生不息地流进理学的智库中。“理”和“气”是为宋代理学的中心议题和基本范畴，实际承老庄而非孔孟。“理”作为本体论的最高范畴乃转化自老庄之道，“气”的论点仍延续庄子的气化宇宙论及道教学说[68]。如果我们对理学进行知识产权的清理，会发现他们在概念命题的运用与学说理论的建构上，取之于老庄者要远远多于孔孟。这是一个很富争议的问题，我们不能用“得意忘言”的方法去说明，而必须用谱系学的方法来论述。

（2009年1月14日初稿，2月16日修订。本文之作，在担任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期间，并获洪建全基金会的支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