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每个民族都有他特殊的文化形态，哲学脱胎于文化领域，但并非每个民族文化都能产生哲学，而古老中国则无论在文化或哲学都有高度的成就。公元前六世纪，正值春秋末叶，孔子承先启后地阐发殷周以来的宗法伦理思想，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同时代的老子，则在哲学理论上有着前所未有的创建，揭开了古典中国“哲学突破”的序幕。

老子之前的思想家，关注的问题多停留在人伦物理的层面上，到老聃的出现，才将思想视野从“物”的世界提升到“道”的领域——从天地万物的现象界中进而探讨世界的本原、生成的本根以及万物存在根据等问题，建立了完整的道论哲学，将道与物的关系纳入到一个系统性的理论解释中。

在道、物关系中，老子复以作为生命创造力的道来提升人类的地位，他说“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二十五章），遂将人的地位提高到和道、天、地并列。庄子更将人的精神生命提升到天地的境界，谓“天地与我并生”（《庄子·齐物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在先秦诸子人文精神的相互辉映下，儒道两家从不同角度张扬人为万物之首的观点。如列子说“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列子·天瑞》），汉代道家淮南王说“跂行喙息，莫贵于人”（《淮南子·天文训》），魏晋道家向秀说“夫人受形于造化，与万物并存，有生之最灵者也”（《难养生论》）。以庄子为代表的古代道家，一方面致力于扩充人类的生命内涵，另一方面不断地提醒人们要反省人类自我中心的偏见，道家的道论便具有开拓人类思想视野，提升人类精神意境的积极作用。

老庄有关道、物关系的哲学论题及其理论思维，经历代哲学家不断地继承与补充发展，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