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与超重

成年人是否超重或肥胖，应用体重指数［体重指数=体重（千克）/身高2（米2）］进行评估。根据传统的体重指数计算方法：20岁以上的成年人体重指数在25~29.9千克/米2时，属于超重；体重指数超过30千克/米2时，属于肥胖（Smith & Smith, 2016）。通过对不同族群的研究，确定了亚裔超重（23~24.9千克/米2）和肥胖（≥25千克/米2）体重指数的临界点，这一临界点的确定较为保守（Seidell& Halberstadt, 2015）。正如赛德尔和哈尔贝施塔特（Seidell & Halberstadt, 2015）的观点，按传统的体重指数计算，全球范围内的肥胖率可能被低估了，因为之前根据传统的体重指数对许多亚裔进行了错误的归类。作为用于评估体重的粗略指标，传统的体重指数无法识别隐性肥胖，推荐使用用于评判实际健康风险的指标，包括腹部脂肪分布等附加确定值或估计值（Seidell & Halberstadt, 2015）。世界卫生组织（2012b）将超重和肥胖界定为有损人体健康的脂肪积累异常或过量。超重和肥胖是全球第五大死亡风险因素。

全世界有21亿多人超重或肥胖（Smith &Smith, 2016）。在全球范围内，超过1/3的成年人（≥18岁）超重，而肥胖者超过1/10。在世界卫生组织划分的各地区，美洲地区国家的肥胖率最高，东南亚地区国家最低（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6b）。2014年，根据体重指数标准来划分，英国男性（24%）和女性（27%）的肥胖率非常接近（NHS Digital, 2014）。2012年，加拿大社区健康调查组织通过48000名加拿大成年人报告的身高和体重，来计算较年轻群体（30~59岁）和老年群体（60~80岁以上）的体重指数，结果发现近55%的年轻人和60%的老年人超重或肥胖（Cohen, Baker &Ardern, 2016）。2014年，中国成年人肥胖率居世界之首，其肥胖男性与女性的人数分别占世界肥胖男性与女性人数的16.3%和12.4%；美国排名第二，男性占15.7%，女性占12.3%（NCD-RisC, 2017）。1975年至2014年，有关全球99%人口的体重指数水平变化的详细信息，见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协会（NCD-RisC,2017）的工作报告。

在美国，成年人肥胖率约为35%，1/3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或肥胖（Smith & Smith, 2016）。在各年龄段，美国白人男性的肥胖率约为35%，亚裔约为12.6%，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男性的肥胖率约为38%；根据不同年龄、族群的体重指数，美国白人女性的肥胖率约为40.4%，西班牙裔女性为46.9%，非裔女性为57.2%，亚裔女性约为12.4%。按体重指数划分，全球4个人种中达到3级肥胖标准（≥40千克/米2）的人口比例在5.5%~9.9%（Flegal et al., 2016），非裔女性为16.8%。美国成年人中亚裔的肥胖率仍然远低于白人、非裔和西班牙裔（Flegalet et al, 2016）。

儿童肥胖（各性别和年龄段第95百分位数及以上者）也成了全球性问题（见第9章）。超重的青少年在成年时仍有70%的可能性超重；如果父母一方或双方都超重或肥胖，这一可能性会上升到80%（American Heart Asso ciation, 2012）。在英国，2~15岁的儿童、青少年群体中，33%的男孩和35%的女孩超重或肥胖（British Heart Foundation, 2006）。美国的情况与之相同，2014年，2~19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中，超重和肥胖的比例约为33%，肥胖率为17.2%。这一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儿童肥胖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从学龄前儿童（2~5岁）的9.4%增加到青少年（12~19岁）时期的20.6%；学龄儿童的肥胖率为17.4%（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2017）。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8b）发布了一份报告，认为全球0~5岁超重或肥胖的儿童约为4100万，5~19岁超重或肥胖的儿童近3.4亿。表1.3总结了与肥胖相关的风险因素。

超重和肥胖对人们的生活品质和寿命构成严重威胁。有研究者针对900多名男性进行了一项长达40年的罕见的纵向研究，通过跟踪调查以记录他们的体重指数和心血管代谢产物的变化（Xian et al., 2017），并根据20岁、40岁、56岁和62岁时的评估结果，对体重指数变化的趋势进行建模。研究结果表明，与20岁时体重指数正常，但62岁时体重指数超标的男性相比，在基线时体重正常但后期体重指数在肥胖范围内（正常-肥胖）的男性，患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和炎症的风险显著增加；体重指数基线值在超重范围内，在40岁时体重指数达到肥胖水平且在62岁时达到最高肥胖水平（≥40千克/米2）的男性也是如此（3级超重-肥胖）。不同的是，3级超重-肥胖组患高血压的概率是正常-肥胖组的3倍以上，患炎症的概率是正常-肥胖组的2倍以上，患糖尿病的风险比正常-肥胖组高60%，而3组的缺血性心脏病的患病率并无显著差异。

尽管肥胖与导致冠心病的风险因素密切相关，如高血压、葡萄糖不耐受症和高脂血症，但肥胖对冠心病及这些风险因素似乎没有影响。有趣的是，人们发现了一个肥胖悖论，这一因果关系是矛盾的、反常的。在高血压、心房颤动和心脏衰竭等心血管疾病的短期和长期预后表现的调查研究中，超重或轻度肥胖者的预后表现好于偏瘦者（Lavie et al., 2014）。关于肥胖对心脏功能、心脏重构、有氧适能水平和肥胖悖论的影响，其综述性研究的详细信息，见拉维等人（Lavie et al., 2014）的报告。

肥胖是全球第五大死亡风险因素，可由遗传、环境因素和肠道生物群引起。虽然相关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导致了各族群肥胖率的差异，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群的基因型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Hill & Melanson, 1999）。尽管如此，各族群的肥胖率却各不相同。遗传规律表明，家族性肥胖群体大有人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已经确定了90多个可能与肥胖和体重指数相关的基因变异区域（Chen et al., 2017）。毫无疑问，环境和文化也是导致肥胖率上升的两个重要因素。我们不仅可以选择无数高能量食品，而且由技术进步导致体力活动和体力劳动减少，降低了能量消耗的同时，我们每天还接触了各式各样的化学制品（如杀虫剂、个人和家庭护理产品、食品添加剂、工业废物），这些化学制品通过干扰内分泌系统和代谢功能造成了肥胖（Regnier & Sargis, 2014）。

运动专业人员在人们与肥胖相关的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鼓励人们采取积极进行体力活动的生活方式，制定系统合理的体力活动计划，与客户共同商议，咨询经验丰富的专业营养师来制定合理的饮食减重计划。控制能量摄入并通过进行体力活动和训练增加能量消耗是减重降脂、维持正常血压和血脂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