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2　城市生态补偿的研究

基于生态学理论，城市生态系统既是城市居民与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网络结构，也是人类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和适应的体系，相对于自然生态系统而言，它属于一种人工生态系统。因此，其内部要素不仅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包括生物与非生物要素，还包括人类及其衍生的社会经济要素。这些内部要素通过人类行为实现系统内外的能量与物质的循环交换，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城市生态系统具有下列特征：①人类是最重要的核心要素，是在整个生态系统中起着支配作用的管理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的合体。②非独立的生态系统，需要其他自然生态服务的大力支持，才能维持自身系统的健康发展。如食物、能源等，都需要其他生态系统的配合和支持。

但是众所周知，城市区域范围的生态系统具有多元化特征，即在城市人工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拥有多样的自然生态系统，如森林、湿地、农业等。因此，研究城市生态补偿首先必须明确城市生态系统的概念和特征。

目前，就城市生态补偿而言，基本的研究方法也是沿用上述生态补偿的研究方法。第一，对城市生态补偿的权利和概念进行研究，为城市生态补偿提供理论基础。如吴璟和王义保提出城市生态权利来自城市生态系统，而城市生态系统是人、自然、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确认与优化。第二，对城市生态补偿的对象研究。目前，较多学者从城市范围内的生态补偿入手研究城市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反哺，如对城市水源地、土地利用、森林系统、绿地资源、湿地资源进行生态补偿的研究。第三，对城市生态补偿的阶段性研究。从社会发展阶段探析城市生态补偿体系建设，如李智等对南京市的生态—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度的研究，提出应该根据生态—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度与协调度的变化对区域范围内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补偿。第四，城市生态补偿的空间性研究。从空间区位角度探析城市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如杨欣等利用生态账户的构建，提出对农田的生态补偿应该从武汉都市圈进行补偿机制的构建。郝志敏对环首都经济圈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研究，提出受益地区需要从横向空间角度开展生态经济援助。何筠和罗红燕运用水足迹计算方法对赣江上下游城市进行生态补偿研究，以求实现整个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在上述国内外研究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国内很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生态系统及其补偿进行了定量研究。第一，当前，多数学者利用生态足迹的方法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情况进行了研究和定量分析，如徐琳瑜等对城市生态承载力理论和评价方法进行了综合论述，并通过构建城市生态承载力模型分析了广州市的生态承载力。吕萍和陈欢欢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黑龙江省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承载力进行评价。黄晓英等从经济效率、资源利用和社会公平角度初步评价了大同市1999—2012年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邓晓军等运用水足迹计算方法，通过构建城市水足迹计算模型，对比分析了上海和重庆两个城市的水足迹。第二，有些学者从生态服务角度研究城市生态系统及其补偿问题。如董方圆研究了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改善所带来的生态服务价值的增加，认为环境改善可以为资源型城市带来巨大的环境效益，但没有涉及生态补偿问题。冯思静等根据生态服务概念对阜新市生态服务价值进行计算，并以此为依据构建了煤炭资源型城市生态补偿体系。第三，还有很多研究是从定性角度探析资源型城市的生态补偿路径或者体系建设，如从法律体系的建设角度研究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生态补偿对象、方式等问题和制度建设框架、目标与保障体系。此外，还有学者从生态补偿机制的政府作用、制度规划等角度探析了资源型城市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基本属于探析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发展阶段的问题；同时，为实现资源型城市健康发展，也初步探析了这类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即如何实现这类城市的综合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近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虽然开始涉及生态环境与经济学交叉的生态补偿研究，但是这些补偿研究基本参照其他领域的生态补偿研究成果，直接探讨城市社会经济生态发展问题，对生态补偿的研究角度比较单一，如只是从生态承载力的角度，运用生态足迹的方法进行研究，或者只是从生态服务的角度探析生态补偿；虽然有些学者也尝试从生态足迹和生态服务价值两个角度综合分析城市生态补偿，但是因缺乏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导致研究结论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