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光绪

康有为2是19世纪90年代中国维新运动最杰出的领袖，由于籍贯是广东南海，其弟子尊称他为“南海”。他忠于大清，向光绪皇帝递交了一封奏折，直接导致了1898年那场著名而短命的“百日维新”运动。对于掌握着中国命运的大多数统治者来说，康有为是最危险的叛乱分子，必先除之而后快。统治集团的迫害使康有为充满愤恨，而对于中国的前途则满怀忧虑。他猛烈抨击中国正统说教，把大清官僚政治比喻为令人恐怖和憎恶的东西。康有为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使他在15年之后被当作了保守派和顽固派，遭到了人们的嘲笑。

在把“异端邪说”介绍给皇帝之前，康有为已经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不遗余力地倡导政治改革，并对儒家经典作出全新的阐释，因而成为“今文学派”的领袖（“古文学派”领袖是章太炎）。不过，他一直忠于皇权，并把孔子尊为中华文明的精神之祖。1898年的时候，他的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激情洋溢的学生。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青年导师，康有为的名声从广东传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这引起了某些达官贵人的关注，包括湖南巡抚陈宝箴、翰林学士兼监察御史许景澄、皇帝师傅翁同龢。

翁同龢，江苏常熟人。1856年，他首次参加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一举考中所有中国学子梦寐以求的状元。之后一帆风顺，先后出任户部尚书、大学士和同文馆（一所在北京新建的语言学院）总教习等。翁同龢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法家，被看作刘墉的继承者，而刘墉是乾隆盛世的文坛领袖。后来，翁同龢被任命为皇帝的师傅，先后服侍了同治和光绪两代皇帝。

翁同龢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学大师，但思想开放，对康有为颇有好感。翁同龢与志同道合的陈宝箴、许景澄等人商议后，在1898年初把康有为推荐给了光绪皇帝，而且与光绪讨论了这位改革家的政治观点。对于一般朝臣而言，要觐见皇上并与其展开讨论，实在是难上加难；但对于翁同龢并非如此。他是皇帝的老师，不必凡事都通过呈报和恩准。1898年的光绪皇帝年近三十，不再修学，但是翁同龢作为帝师却是终生的特权，他可以私下觐见光绪，甚至可以直接向皇帝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不必遮遮掩掩，也不必拘泥于繁文缛节。这种特权让其他官员十分羡慕甚至嫉妒，因为礼仪的繁简表明其与皇帝关系的亲疏。在清朝宫廷里，翁同龢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把改革者康有为介绍给皇帝，这件事意义非凡。我们可以推断，翁同龢心胸开阔，已经摆脱了官场上同僚之间互相敌视和妒忌的恶习，并从迂腐的儒家观念中完全解脱出来；我们也可以从这件事中推断，光绪皇帝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智力低下、毫无作为——之所以有这样的传说，可能是某些人为了引起民众对皇帝的怜悯而凭空杜撰的。事实上，紫禁城内的所有人，包括皇太后在内，没有人比翁同龢更了解光绪皇帝的性格和能力；如果翁同龢认为皇帝既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实践康有为的改革计划，那么他就不会与皇帝商量此事。

1898年春天，康有为第一次觐见光绪皇帝。很多年后，我曾几次与康有为谈起那年发生的事情，康有为对这次觐见记忆犹新，一提起光绪皇帝就心潮澎湃，除了颂扬之外就没有其他的评价了。康有为是一位激进的改革家，如果发现自己的国君不能心怀天下，或者缺乏治国平天下的才能，那么他肯定会掉转矛头反对清王朝。当时，反对清王朝的队伍日益扩大，人们确信，清室气数已尽，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扫除清王朝这个障碍。康有为是激进的改革派，毫无疑问曾经有过上述想法，不过，当他面见光绪皇帝之后，就抛弃了这些想法。他发现，光绪皇帝不仅支持维新运动，而且希望亲自领导这一运动。

有人把康有为当成皇帝的老师，事实上他从未担任此职。在他仅有的几次觐见中，皇帝授予他一项特权，允许他直接将奏折呈给皇上，无须通过官府的层层审批。面对如此恩典，康有为感激涕零。1898年夏天，在名垂青史的“百日维新”过程中，他的一系列奏折很快转化为了改革诏令，这些诏令引起轩然大波，少数的自由思想家感到震惊和兴奋，而广大的保守派则非常愤怒并表示强烈抗议。

保守派批评道，这些改革构想是草率的，不适应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而且有违中国文化的精神。康有为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的某些设想的确是不恰当的，比如说要放弃中国服饰而改穿西服，这意味着中国的丝绸工业将被迅速摧毁。不过他坚持认为，改革的大部分目标以及为之进行的论战，是有理有据的。康有为和光绪的改革梦想遭遇失败，并不是因为不合理或脱离现实，而是因为改革者自身的性格与能力还有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