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人的想法

初春时节，早晨刚从睡梦中醒来，便听到了鸟的叫声，是那种平时难得听到的鸟的叫声。这令我想起了我年幼的时候，在东京麹街或是僻静的街巷里听到的、好似杜鹃鸟的叫声——那时的东京还很安静。我问中国朋友那是什么鸟在叫，他们告诉我，那是“光棍好过”，真是一个很长的名字啊！我又问道：这鸟的名字怎么这么长呢？他们回答说，那鸟的叫声听上去就像是“光棍好过”嘛！

所谓“光棍”，是“单身一人”的意思。这种鸟边发出“光棍好过”的叫声，边从人们的头顶上飞过去。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哪个国家都是可以列举许多的。不过，当我在胡同的深处听到这种鸟叫，并知道了它的名字之后，确实感到很有趣。绝不会像中国人那样，用一些开玩笑的、讥讽的，甚至是揶揄的比喻来形容它了。

翻阅乾隆年间的小说《红楼梦》，您一定会为大观园、怡红院等建筑的华美，为那些沉醉在芳香浓郁的美梦中的少爷小姐们，以及他们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而惊叹不已。也许，您会觉得《红楼梦》已经是一个隔世的梦境了。然而，隐含在其中的许多故事，诸如男女之间的纷争、人情世故的因袭，等等，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陈规旧制，虽然不再像过去那样严格了，但还是很明显地沉淀在了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我在日本曾经翻阅过《红楼梦画册》，当时曾经以为这些东西无非是作者根据自己的想象，或是根据当时的情形绘制而成的。可来到中国一看，那本图册上所描绘的房屋结构、庭院设置、日用器具等，简直就跟现实生活中的一模一样。自古以来，人们就传说，《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景物，就是依照北京什刹海北岸的醇王府的样子描写的。当然，其中难免会有后人根据自己想象做出的推断。可是，您要是对照画册看一看，从醇王府的旧戏台，沿着芦苇丛生的池塘边的回廊走过去，攀登来到假山顶上的亭子前……可能就不会轻易否定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了。可以说，这就是小说中的大观园的景物至今还存活在世间的证据。

存活在世间的，还远不止大观园的景物。那种复杂的家族关系、家庭状况，也始终存活在当今的中国。虽然，有些方面已经不如当初那么刻板和完备了，但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那种大家族主义的庄重，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烦琐礼节、道德观念等，却始终被严格地遵守着。不管是住在大城市里的富商大户们，还是地方上那些被称为土财主的大户人家，对于这些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十分痛苦，却又难以挣脱的，就是这种复杂家庭关系的桎梏。他们拥有数十人乃至上百人、一百二三十人的大家庭，而且必须支撑着这个大家庭的门户。因而，他们将飞过自己身边的鸟的叫声，听成“光棍好过”，不能不说具有深切的讽刺意味。

中等阶层以上的家庭一般都有厨师，由厨师打理厨房的一切事务，这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日本的家庭雇用厨师也并不是罕见或奢侈的事情。当然，要给这些厨师支付工资，但更多的是采用“包饭”这样一种雇用制度。按照事先约定的一餐多少钱，或者一人多少钱的标准，由厨子做主调节伙食。因此，要是能够在这个标准之内将伙食办得物美价廉的话，节省下来的钱就归厨子自己，那样的厨子才算有本事。雇主们在招待客人时，也常常采用这样的做法。所以，那时的厨子都是要向雇主提交账单的。以上所举的仅仅是一个例子。以一知万，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大家族生活构建的基本状况。一个大家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姑且不说贫民，即便是一般的家庭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在一栋房子里，不厌其烦地用墙壁和门分割开来，分成许多独立生活的家庭。诚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不同的家族阶层，居住的房屋也是有高下之分的。

在中国，“院子”这个词，远不是日本院子的意思。您要是以为中国的院子也与日本的院子一样，有曲篱环绕，有白墙蜿蜒，旁边是南天竹红红的果实，树丛中不时传来家雀婉转的叫声……那就大错特错了。在那连成一片的高宅深院中，看到的是妻妾们相互仇视的目光，听到的是同父异母兄弟们悲苦的叹息，一如那铺满院子的冷冰冰的砖瓦。大家族主义的确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但这个“空架子”却依然是沉重无比的。所以，家长作为大家族的维护者，背负着如此沉重的责任，可谓辛苦到了极点。说到“大家族”，人们可能会简单地认为就是“一夫多妻”。其实不然，中国的大家族就是尽量不让子女分家，以一个宗室家族的形式生活在一起。为此，亲戚中的那些穷人，为了依附富有的宗亲，也就自然成了他们的雇工。可见，在这样“大小有序”的思维方式的浸淫下，即使是贫民阶层，也难以摆脱这种幽灵般的阴影。

据说，在卢沟桥事变初期，有个在大户人家当差的仆人的远房亲戚——平素没有来往的老亲戚，家里断了炊，便来找这个仆人借粮食。这个仆人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施舍了一些给他。要是问他为什么不拒绝那个远房亲戚，他会回答说：借点给他这是“规矩”啊。中国人一直被“规矩”这个词束缚着。他们所说的“规矩”，与我们平时所讲的“规则”“规律”并不是同样的概念，也不是“习惯”这个词的意思。接近日本“义理（情面）”这个词的含意，是指那种道德上的习惯。原来这就是“规矩”，这就是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实际上是与“规矩”背道而驰的东西。有时，为了维护这个“规矩”，人们真是吃尽了苦头。

这类大家族的生活乃至思想，是导致自然家族礼仪烦琐化的根源。中国人是怎样重视庆吊仪式？我想，即便是外国游人也能一目了然。像结婚时下“聘礼”这样的事情，日本早已从简了，可中国还是没有丝毫改进，一切刻板的礼仪如旧。不仅仅是特别注重旧有的礼仪，就连聘金也极为看重。因此，可以说，下层阶级的男人们就必须为了筹集结婚费用而辛勤劳作。结婚之后，也很快就得与妻子分别出去打工挣钱。即使不能在同一个住所居住，他们也并不在意，一个月只要能够相聚一两次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们认为这是自己命该如此，一切都要认命。

类似这种好不容易结了婚又不能住在一起的男女，其实跟单身没什么区别。所以说，对于那些为了筹集结婚费用辛勤劳作而又很难达到目的的人们来说，“光棍好过”的鸟叫声，既是他们绝望心情的表达，也是一种温柔的情感慰藉。

中国人有句口头禅，叫作“没法子”，这也反映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没法子”，他们总是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其实是用以表明自己对某件事情绝望的心情。虽然，在日语里我们也可以找到与之相同意思的词来翻译，例如“しかたがない”[7]“施す術なし”[8]等，但实际内容却是不一样的。要是一概而论地将他们所说的“没法子”理解成“绝望”的话，难免误入日本式的单纯，是对中国人肤浅的理解。往往他们嘴上虽然在说“没法子”，但心里并不着急，有时甚至还会表现得悠闲自得。其实，他们所说的“没法子”，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内容，例如，“等待机会吧”“现在要是这么做的话，损失可能会比较大”“以退求进”，等等。因此，他们即便表示“没法子”，也未必就是真的，有时只是一时的敷衍而已。然而，对于他们这种欺瞒的做法，我们有时竟会自以为是、误以为真，不能不说是非常愚蠢的。

这种“自以为是”，形成了我们全面误解中国人意思的基础。中国人在社交方面的得意之处，正是日本人屡屡丢丑的地方。哪怕是初次的交往，他们居然也能相处得像多年的老朋友那样热络。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创造了许多词汇来形容朋友之间的亲密无间，例如“断金”[9]“绝弦”[10]“管鲍之交”，等等。其实，这不过是他们敞开胸怀吐露真情，向人们表示他们的可信度。只是我们这些急性子的日本人，对他们所寄予的期望太高罢了。人们彼此之间期望值的高低，要视相互之间友情的程度而定。如果一厢情愿的话，就不免会产生失望的情绪。而每逢此时，他们的作为却总是与我们的期望背道而驰。我们之所以产生失望，究其原因，是我们的性子太急，单方面夸大彼此之间的友情，产生了不切合实际的期望值的缘故。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又马上会火冒三丈，认为对方背叛了自己。这在他们看来，也是很难理解的，心想：平时都是坦诚相待的，怎么为了一点小事就翻脸不认人呢？要是再向他们进一步说明自己的想法的话，他们必定会嘲笑道：你们总是多疑，我已经尽到礼数了。

这样的结局，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本来大家都以为是件好事，结果却不尽人意。可以说，类似这样不幸的事情，我自己经历过，许多日本人也都尝过苦果。

要是再举一例的话，那就说说许多旅游文章上提到过的中国人一般都喜欢小鸟这件事。中国人喜欢小鸟是真的，并非虚言。一群目不识丁的苦力，驻足在悬挂着鸟笼的老树下，如痴如醉地聆听鸟儿们婉转的啼鸣……这在北京的街头并非难得一见的风景。每当看到这样的情形，就会马上勾起我们自己的雅趣来，进而为他们的优雅情趣深深地折服，并由此断定中国人是爱鸟的。他们真的爱鸟吗？喜欢鸟是没错，但“爱”就未必确定了。他们在训育鸟的过程中得到了乐趣，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训练鸟，是为了让它们进行特技表演。那些可怜的鸟儿，为了一粒谷子，必须卖力地表演，表演完毕，从空中飞到主人的身边，用自己的尖喙从饲养人的唇间叼取食物。可见，对于鸟，他们绝对谈不上“爱”，一切都是取决于鸟的表演能力。就我的观察而言，那种训练可以说是很冷酷的——与“爱”无关，唯有“残忍”可以形容。

即便是响彻云空、令人愉悦的鸽哨声也是如此。在众多的游记中，都记录了中国人是喜爱鸟的，但要是换个角度看的话，这种深信不疑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可以说，这样的观察是肤浅的，仅仅是皮毛而已。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在中国就有许多幽灵、狐怪的传说，但是，这些鬼怪故事除了些许令人感觉离奇外，并不能使我们感到恐怖或战栗。有时不光不能使人感到恐怖，甚至还有一种滑稽的感觉。让我们来看一看源自明代鬼怪小说集《剪灯新话》的《牡丹灯笼》吧。这个故事就丝毫没有恐怖的感觉，它的最后一段，乔生、符丽卿以及丫鬟金莲的亡灵，在铁冠道人的法术之下，被驱使到城市的西门外，遭受责打，哭声一片……真正滑稽得令人捧腹。

说到底，这些鬼怪故事，无非就是一些幽灵、妖怪之类的超现实的东西，它们总是与人若即若离，留下吓人的话题，给现实世界投下阴影。要是将那些超现实的东西引入现实世界的话，人类行为的怪异与丑陋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鬼怪故事的主角也就失去了吓人的威力。

在日本，也有很多不带恐怖色彩的鬼怪故事。因此，我们就需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日本人与中国人在对待鬼怪故事的态度上到底存在多大的差异？也就是说，对中国人来说，鬼怪故事是否带有恐怖色彩，并不决定该鬼怪故事是否具有致命的作用。另一个例子就是汤临川的戏剧剧本《牡丹亭还魂记》[11]。在那个戏剧舞台上，观众能够看到幽灵的影子。时代是南宋，地点是南安府，太守的女儿杜丽娘在跟当地的老先生学习诵读《毛诗》[12]中“关睢”章节时，只觉得自己的心“扑通、扑通”地直跳。一次，她在侍女的陪同下去花园散步，不知不觉打了个盹。梦中，她看到一位手执柳枝的秀才。两人站在牡丹亭旁，嬉笑言语，相谈甚欢。正当此时，头顶上突然落英缤纷，她的好梦被惊醒了。同时，柳秀才有一天也梦见在花园的梅花树下站着一位姑娘。自那之后，他就一直把那个姑娘挂记在心上，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柳梦梅”。

杜丽娘整天闷闷不乐，不久就病死了。死前，她给自己画了像，并在画像上题写了诗。她的父亲杜宝按照她的遗愿，葬丽娘于后园太湖石的假山之下。为了吊唁方便，还在后园建了梅花庵。三年之后，在进京应试的途中，青年才俊柳梦梅偶然夜宿梅花庵，看到杜丽娘的画像和题诗，想起了自己曾经在梦中见过的姑娘。

于是，杜丽娘的幽灵就有了与柳梦梅相见的机会。她的幽灵每夜都来梅花庵与秀才相会，直至天亮前离去。一天夜里，幽灵把如何挖开梅树下的墓穴、如何使自己重生的方法教给了柳梦梅。终于，二人在梅花庵结成了夫妻……后来，柳梦梅殿试高中，当上了状元。由于妻子杜丽娘思父心切，柳梦梅便陪着她，回到淮安城里，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岳父杜宝……听完这个过于离奇的故事，杜宝根本就不敢相信，硬是将柳梦梅送进了监狱。时隔不久，皇上知道了这件事，经过圣裁，柳杜二人的恋情才得以重见天日。

在这部戏曲里，很显然，故事就是现实与超现实相交错的产物。进而言之，这种交错的现实与超现实，又是何等的怪异。由此不难断定，作者编造这样的故事情节，主要是为了吊起读者的胃口。

中国人不仅仅在鬼怪故事方面可以人鬼结合，就连完全不同的思想、感情等，也能心平气和地兼容共存。如果一定要说中国人的一个最大的特点的话，那就是所有的矛盾在他们的眼里都不成其为矛盾。例如，《山海经》里的西王母，绝不是人们印象中的绝世佳人。我想，这个集虎面豹尾为一身的西王母的原型，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整体的一个化身。由此，可以窥见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含蓄性和神秘性。要是用人体来形容的话，日本人很在意自己吃下去的食物是否消化，他们是靠着这些食物所产生的营养而生存的。而中国人则不一样，他们并不在乎那些吃下去的食物是否消化，即使那些食物不消化，都排泄掉了，但他们还照样活得很坦然、很健康。

在生活中，对于所有的矛盾，一概不加追究地包容并蓄，既暴露了他们的弱点，也说明了他们的强势。林语堂先生将中国人最显著的特质归结为：忍耐、冷漠和狡诈。这三点都来源于对矛盾的麻木不仁或漫不经心。

说到底，这三者的结局都是相同的。

《太平广记》一书中，有个短篇故事，题目叫作“板桥记”。说的是南宋年间，巫婆三娘子在汴州西面的板桥开了家旅店，人称“板桥三娘子”，接待南来北往的旅客。她利用巫术将住店的旅客变成驴子，转手倒卖，赚了许多钱。她的伎俩被旅客赵某识破，中计吃了赵某偷梁换柱的饼，顷刻变成了一头健壮的黑驴。赵某骑着三娘子变成的驴，四处周游，日行百里。第四年，赵某骑黑驴入关，至华岳庙，遇见一位老人，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桥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谓赵某曰：“彼虽有过，然遭君亦甚矣！可怜许，请从此放之。”老人乃从驴口鼻边，以两手擘开，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复旧身，不知所踪……我想，这种忍耐、冷漠又狡诈的特征，在板桥三娘子的身上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

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中，刻画了一个叫作“阿Q”的人物，是个“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他被人欺负了，挨了打，心里却想着：“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然后心满意足地踱步离去。读着这样的一些故事，我们差不多也能悟出中国人是怎样融“弱”与“强”为一体的了，也就能够得知他们是怎样不动声色地“抹平”一切矛盾的了。

我以为，概括起来讲，中国存在着极端的实质本位和正反两面并存的文化现象。当然，这是否也包含了允许矛盾并存呢？我们就说儒教吧。儒教一方面是“实质本位”的日常教化体系，另一方面又是历朝历代当政者政治统治的理论依据。

道教、佛教虽然也在政治统治方面发挥过一些作用，但绝没能像儒教那样公然影响皇权的统治。那是由于儒教除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它的实质性作用之外，还具有有效的宣传教化的作用。

中国人注重“实质性”的例子很多，在日常生活中可谓俯拾皆是。我们就说饭馆吧，要是日本人的话，不管是开个大饭馆还是小饭馆，总得营造点儿饭馆的雅致氛围。如果开家上档次的饭馆，无论是店堂的装修，还是服务人员的服装，以及餐具的选择，都是要费些心思的。然而，这个想法在中国却是错了十万八千里。在餐饮之都的北京，菜肴的美味之极与饭馆环境的寒酸之极，往往会同时令你惊讶得目瞪口呆。论其由来，这同样与中国人的“实质本位”紧密相连。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吃饭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菜肴的味道。要是在饭馆的装修、服务员的服装上瞎讲究，必然导致菜肴价格的上涨，岂不愚蠢透顶！而在日本人看来，地板上的坐垫，餐桌上的食具，女招待和服上的衬领、衣带等，都是与食物的味道密切相关的，或者说，这些内容都是饭馆菜肴口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只讲究菜肴的口味而忽略其他，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还有一些中国人是惜物如命的。当然，这并不排除贫民阶层生活十分贫困的因素，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实质本位”的精神已经融入他们的血液，养成了他们珍惜物力的良好习惯。

“实质本位”的一个重要特色也体现在宣传上。众所周知，中国人在宣传方面堪称一流，大到文化，小到琐碎的风俗习惯，无一例外地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

再说说我们初见宫殿城墙时的感觉吧。一般情况下，您是不会太在意宫墙内部的道路、设施之类的，总是首先被苍茫天空下雄伟的建筑物所吸引，为它的宏伟气势所折服。然而，当我们认真地琢磨它的细节，发现制作的工艺竟是那么粗糙不堪。万寿山的石舫，可以说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

再让我们来看看戏剧吧。在中国戏剧中，最华美、最能吸引人眼球的，非勾画脸谱的“花脸”莫属。

在日本歌舞伎的演出中，演员勾画脸谱也是很复杂的，但要说分类的细致，与中国戏剧相比，简直就不值得一提。其复杂程度、华美的装扮，日本歌舞伎只能甘拜下风。

演武侠英雄的演员登台表演时，都在头上戴两条很长的鸟羽做的翎子。登台亮相之时，或者将一根翎子弯曲过来衔在嘴里，或者将两根翎子一起掰弯，做成一个大的圆圈，展示给观众。同时，亮相时还会利用身体的线条，呈现一个更加优美的造型，增强视觉效果。这也是演员向观众宣传自己艺术功底的一种方法。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真是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地宣传自己。

与朝鲜陶瓷的寂寞感、日本陶瓷的恭谦感相比，中国陶瓷是怎样追求奔放的风格和华美的感觉！粉定窑的素颜白瓷，绝非我们古志野白瓷[13]的韵味能够相提并论。粉定窑的白瓷虽然是单纯的白色，却有着饱满而强烈的动感。古志野的白瓷显得古雅，但给人的感觉却是过于内敛。中国瓷器给人的感觉是，从圆心出发，呈现出一种不断向外扩展的张力。钧窑亦然，哥窑亦然，明清的青花瓷亦然。而日本陶瓷的韵味，在于它能使你的心沉静下来，往深里说，它具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

总之，在考察中国文化时，直觉告诉我：它具有“实质性”与“宣传性”并存的特性。至此所述，可以说是我对中国文化的一点感受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