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观前街17号的沈家和西栅陈家

茅盾出生时，沈家就在观前街17号（即今茅盾故居），当时茅盾家的右边是“修贞观”，左边是立志书院，门前的小石板路就是“观前街”，往东去，可以一直走到镇的东栅，茅盾家的祖坟就在东栅外的中塔庙农村一个叫“新坟里”的地方。茅盾家里去东栅墓地扫墓，都是坐船去的，从立志书院河埠上船，一直往东，出东栅，进入三里塘，到打铁高桥左转进入杨木桥港、徐家港、稻车浜，就是到了沈家的墓地。[12]每年清明节，沈家的人雇了船去“新坟里”扫墓。观前街往西几十米，走过“修贞观”和“戏台”，就是乌镇的市中心，“应家桥”“访卢阁”都在那边，茅盾祖上传下来的“泰兴昌”纸店，也在市中心那里。由南而北的市河（车溪）就在那里穿镇而过，向太湖方向流去。乌镇的商店或者住房，沿河而筑的那些，称为“下岸”，店面朝街，后面临河，有河埠，有水阁。茅盾家的“泰兴昌”就在乌镇中市的“下岸”，后面是市河“车溪”。而“下岸”对面的商店或者住房，称为“上岸”。观前街17号的茅盾家，就是在“上岸”。但是“上岸”和“下岸”，只是中间相隔一条两米左右的石板街。所以有时候街对面二楼横一根竹竿，衣服就晒在街上，非常生活化。

茅盾出生时，沈家还是一个大家庭，茅盾祖上是开刨烟店的，即为本地农民加工，刨烟丝，收购烟叶以后，自己制作成各种口味的烟丝，供顾客选购。桐乡的晒红烟叶种植时间不长，1600年左右引进到桐乡种植，因为晒红烟效益好，适合桐乡这种阳光充足、雨水均衡、土地肥沃的地方种植。“乡人种此者，利较麻桑尤厚。”[13]所以这个产业发展很快，烟农种植，采摘晒干以后，按照烟叶品质的不同价格，卖给镇上的烟店，烟店加工成烟丝以后出售给烟民。茅盾说：“沈家本来是乌镇近乡的农民，后来迁至镇上做小买卖。到了我的曾祖的祖父时候，开一个烟店。这种烟店，是商业和手工业的综合体。店主和伙计既做门市，也把烟叶刨为丝。桐乡县（乌镇亦然）的土特产中，烟叶是比较有名的一种。老法是把烟叶晒干后，加工成细丝，用长的旱烟管燃吸，这种烟丝，俗名旱烟，以别于用水烟筒燃吸的水烟。……我们祖上开的烟店就是卖旱烟的，农民和小商小贩，手工业工人，都吸这种烟。”[14]在茅盾出生前，沈家祖上几经变化，烟店似乎没有多少发展，而人丁兴旺起来，茅盾的曾祖父沈焕，字芸卿，1835年出生，茅盾的曾祖父弟兄八个，沈焕排序老大，因此靠一个小烟店，生活过得非常拮据。所以敢作敢为的茅盾曾祖父沈焕决心外出去闯一番事业。其实当时曾祖父是不知道前程如何的，他是因为生活拮据才出去闯荡世界的。茅盾说过：“我的曾祖父兄弟八人，他是长兄，八个弟兄共有这个老牌子的小小烟店。太平军败后的乌镇，满目疮痍，商业凋零。曾祖父觉得靠这个小店，养活不了八家，他早已娶亲，有了儿子，负担不轻；他得另谋出路。”[15]1865年，沈焕30岁的时候，他到上海打工，在上海打工的日子里，沈焕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结识上海各方面的人物。其中就有一位姓安的宁波商人，姓安的商人见沈焕为人干练，而且一个人在上海，便让沈焕进了自己参股的山货行，负责跑码头，采购山货。所以山货行这个“采购员”的角色和平台，让沈焕眼界大开，两湖、四川、陕西以及天津、保定等地，是沈焕每年山货新上来必去几次的地方，而湖北汉口是中部山货的集散地。所以沈焕在汉口待的时间比较长，时间一长，在汉口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业务更是得心应手。茅盾描述说：曾祖父“他在这山货行内干了十年，由一个普通伙计成为专管进货，决定经营方针的大伙计”[16]。十年以后，山货行股权重组，宁波朋友安先生和沈焕密商在汉口合伙经营山货，沈焕以一千两银子的干股，为安先生的“安记山货行”当起职业经理人。经营几年以后，沈焕便把家属接到汉口，集中精力经营“安记山货行”。不久安先生年老退休，沈焕开始独立经营沈记山货行，此时的沈焕大概已经年过半百，但是经验正是丰富的时候。茅盾说：“曾祖父独自经营后，魄力更大，而且正在‘走运’，所谋必成，获利甚厚。但曾祖父也同时准备退路，他派长子和次子回乌镇，买下了观前街四间两进的楼房作为住宅，又买了北巷的两处民房，暂时收房租，打算将来拆造，建为厅房；因为观前街的房子名为两进，实际上很浅，是把一进改为两进的。”[17]所以，观前街17号的“四间两进”房子，是19世纪80年代由曾祖父沈焕在汉口经营山货生意时买的。同时沈焕还汇款到乌镇，让儿子们开一家纸店，取名“泰兴昌”。

但是经营是有风险的，有一次沈焕看错了行情，进了一批山货，一时无法脱手，资金周转不灵，只好借款，而已经进的货价格一跌再跌，沈焕只好赶快贱卖，结果亏了大半。沈焕又折腾了一年光景，还清安先生存款后，盘给他人。自己所余一万两左右。此时沈焕对下一步的发展，有些茫然了，他没有功名，只是在私塾里读过几年书，而经营山货生意，是需要精力和体力的，五十五岁的沈焕常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沈焕在汉口衙门里的朋友，建议沈焕捐个官，好安度晚年。沈焕听了衙门里朋友的意见，捐了一个分发广东的候补道。手续办好以后，他把夫人和一子一女送回乌镇，自己带了千把两银子单身一人赴广州候补去了。

在广州候补三年，沈焕在广州的官场也舒展自如，所以三年以后取得梧州税关监督的肥缺。于是他将夫人和子女接到梧州，以便应酬税关官场。在梧州税关的第二年，乌镇传来喜讯，沈焕的长房长孙有了曾孙，让这位曾祖父给新生曾孙取名，沈焕给曾孙取名“德鸿”，小名“燕昌”。因为当时梧州的燕子很多，大家视为吉祥。但是沈焕直到沈德鸿一岁多时，即1897年的年底，才见到这个曾孙。沈焕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自己亲自取名的曾孙沈德鸿，日后会成为名闻遐迩的文学巨匠，五十年以后会成为中国的文化部长！

沈焕1897年年底回到乌镇以后，就住在观前街的房子里，因为沈焕在梧州时曾汇款到乌镇，让儿子再买个房子，以便他告老还家时住。当时在乌镇的儿子们看到在观前街已经买的房子边上，有两开间两进的房子正好在卖，于是他们一商量，就买了下来，并进行装修。所以沈家上上下下称西边的后买的房子为新屋。据说沈焕回到乌镇家里一看，大为恼火，认为儿子们不会办事，买这么个普通平常的房子，与沈焕的预期相去甚远。所以沈老太爷回来以后的心情是忧郁的。他是走南闯北阅人无数的人，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孙子虽然都考取了秀才，但对功名进取都不大努力，兴趣不大。年轻人中只有卢鉴泉是将来有出息的。其实沈老太爷对清末此起彼伏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影响的认识，还停留在广西梧州税关的世界里，没有想到在乌镇，已经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年轻人的思想和价值观了。

曾祖父沈焕回来了。沈家顿时热闹起来了。茅盾记得：当时“曾祖父、曾祖母，以及二祖父、四叔祖三房，大小共有二十二人之多，都得挤在观前街的四开间、名为两进的楼房里。在四开间的楼房，又是分两次买进的，靠东的两间，买来后就由祖父和二叔祖住了，房子陈旧，楼上楼下，都很低矮。”[18]而曾祖父曾祖母住在西边的所谓的新屋里。曾祖母王氏同是青镇（乌镇）人，娘家住在北巷。王会悟的父亲王彦臣是茅盾曾祖母的侄儿。所以辈分上，茅盾称王会悟为姑母。茅盾回忆：曾祖母王氏“比曾祖父小四五岁，王家三代以‘训蒙’为业，家里设私塾，子女也在塾中读书”[19]。茅盾还说：“曾祖母知书识字，性格刚强，不苟言笑，但待人极和气。她执行曾祖父的嘱托，督促长子与次子学举业，拜她的哥哥（秀才，以训蒙为业）为老师。”[20]所以茅盾的祖父是秀才出身，但是无意于举业。

曾祖父沈焕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就是茅盾的祖父，名恩培，字砚耕，系清朝廪生，就是秀才考得好的，政府给以一点生活补贴。但是沈砚耕是个散淡的人，不喜欢经商，心思没有用在科举功名上，父亲沈焕给他一个纸店，沈砚耕在经营上还请了一个绍兴人黄妙祥当经理去打理，自己很少过问。沈砚耕毕竟秀才出身，书法写得很有底蕴，常常为人家写字，从堂名、楼名、对联乃至花圈、冥屋等纸扎品，他都有求必应。而且沈砚耕写字，从不署名。他自己曾说：“我之喜为人写字，聊以自娱，非求功名。”据茅盾回忆，他祖父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或到本地绅士富商常去的本镇应家桥的“访卢阁”茶室饮茶，或者到西园听拍曲（即练习唱昆曲），午睡以后，沈砚耕就到朋友家打小麻将，以八圈为度，最大输赢不超过一两银子。在乌镇的老人的记忆里，茅盾家东邻的“锦兴斋”纸扎店的主人嵇谱琴，是和沈砚耕常常在一起打牌的一个朋友。沈砚耕曾经为“锦兴斋”纸扎店写过一纸告示：“有事出门，暂停三日。”字迹浑厚敦实，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茅盾祖父沈砚耕的唯一手迹。[21]沈焕对儿子们的功课要求很高，抓得很紧，自己不在乌镇时，还让王氏督促他们读书。但是沈砚耕和他父亲沈焕相反，他对儿孙没有什么要求，茅盾说：“祖父从来不管教儿女，常说一联成语：‘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替儿孙作牛马。’他又常说：‘先人授我者若干，我在男婚女嫁之后（说此话时，祖父有三子二女未婚嫁）尚能以先人授我者留给儿孙，则亦可谓仰不愧而俯不怍了。’父亲在日，很不赞成祖父这种态度，曾婉劝多次，但无效果。”[22]所以，茅盾祖父沈砚耕是乌镇镇上一个有文化的乐天派。但是，虽然对儿孙的成长任其自然，可是1916年茅盾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时，沈砚耕应儿媳陈爱珠的请求，还亲自给在北京的亲戚卢鉴泉写信，请卢鉴泉帮助自己孙子找工作。1920年秋天，沈砚耕在乌镇去世。其时，茅盾正在商务印书馆忙碌，刚参加共产党组织的茅盾得知祖父去世，放下手头正在写的《家庭改制的研究》文章，立即赶去乌镇奔丧。[23]这是后话。

茅盾祖母高氏是乌镇东边新塍农村的一个地主的女儿，她有农村妇女的本色，十分勤劳，信佛。对农村的四时八节有着天然的感情，而且对这些风俗习惯非常熟悉，利用大家庭厨房下脚料如青菜老叶等养猪，后边空地上有桑树，她就带领儿孙们养蚕，当然这没有什么效益，只是满足高氏的农村情怀而已。但是当时对茅盾小时候的影响，却是带来很大的快乐。看杀猪、养蚕等等，给小时候的茅盾带来无穷的乐趣。茅盾的祖母生于1852年，卒于1932年8月。享年80岁。当时，在茅盾家的这个大家庭里，女性大多是处事果断，很有主见的。 而且，从茅盾的曾祖母到祖母到母亲，女性的家庭地位不低，尤其是茅盾的曾祖母王氏和茅盾的母亲，都是在乌镇镇上长大，而且都有一定的文化，所以她们在处理家庭事务中，非常干练，也非常周到大度，所以常常有决定权。茅盾记得曾祖父去世以后，老三房分家的过程中曾祖母表现出来的果断、周到、坚定的性格和作风，让茅盾母亲非常佩服，茅盾说：“我的母亲一向很佩服曾祖母办事果断，胸有成竹。曾祖母的卧房搬在前楼，就在母亲卧房隔壁，我的母亲常到曾祖母房里闲谈。”[24]所以沈家女性的处事果断、礼数周全的性格，在茅盾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沈砚耕的弟弟沈恩俊，字悦庭，秀才。他就是茅盾的二叔祖。据乌镇的一些老人回忆，沈恩俊为人正直，生性固执，所以在乌镇的绅士中颇为威望。茅盾说他“无意于举业，却很想经商”[25]。他考中秀才以后，多次参加“乡试”，都没有考中，当时茅盾曾祖父在梧州汇款到乌镇，开一个“京广杂货店”，由沈恩俊担任经理，结果他经营无方，营业一年不如一年，到茅盾曾祖父告老还乡时，这个杂货店几乎到倒闭的边缘，茅盾的曾祖父只好将他的经理免掉，提拔店内一个能干的伙计胡少琴担任经理。后来沈恩俊在乌镇地方上，时不时担任点职务，如青北保卫团“团总”，1922年，茅盾这位二叔祖还担任过桐乡县议会议员。三十年代，沈恩俊担任青北镇镇长，其实管辖49图和48半图，即一图半，有581户，2864人，相当于今天的街道主任。这是后话。沈砚耕的妹妹沈恩敏，生于1872年，因排行第三，所以人称“三小姐”。年轻时曾随父亲沈焕去广西梧州生活，由于父亲择婿甚严，所以一直到27岁那年，才嫁给乌镇绅士卢景昌的儿子卢福基。卢福基的原配夫人钦氏早逝，留下一双儿女，儿子就是卢鉴泉，即影响茅盾成长的卢表叔。沈恩敏嫁到卢家，为卢福基的继配，比丈夫小十多岁，但是卢家对她十分尊重，卢鉴泉对她十分孝顺。卢福基在1919年正月初二去世，享年64岁。清末民初学者劳乃宣为其撰写“墓志铭”，称其“平生有本有文，不磷不缁，一代完人”。而茅盾姑祖母沈恩敏大概1940年在上海去世。茅盾的四叔祖沈恩增（字吉甫，小名阿海），生于1874年。沈恩增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所以沈焕在梧州税关时，专门带了这个小儿子，让他专门代拟信稿。后来随父回到乌镇，曾在大户人家当家庭教师，在乌镇附近的镇上当铺做“管账先生”，后来当铺着火，东家从中舞弊，坑害贫民，沈恩增受到刺激，精神不振。当时他的儿子沈永钰在江西南昌银行工作，就接沈恩增到南昌一起生活，后来因为病情严重，回到乌镇以后于1919年去世。沈恩增的儿子沈永钰，字薰南，生于1895年，比茅盾大一岁。[26]即是茅盾在回忆录里提及的“凯叔”，他在嘉兴读中学时和茅盾是同学，后来因为反对学监专制而与茅盾一起被除名。之后茅盾去杭州读书，沈永钰去湖州读书。1915年中学毕业以后，由卢鉴泉介绍去北京中国银行当练习生，1918年起先后在南昌担任中国银行会计主任，开封中国银行、天津中国银行主任等职。抗战胜利以后，沈永钰奉命去天津接收天津中国银行，途中因飞机失事而牺牲。他在南昌时，曾题款赠送沈泽民“笔洗”。

这是茅盾祖父一辈的大致情况。

茅盾是沈家长房长孙，茅盾父辈的兄弟姐妹有六个，除了茅盾父亲和两个姑母外，都曾经在银行界工作。茅盾父亲沈永锡，字伯藩，小名景崧，业中医。生于1972年，他虽然16岁中秀才，但受维新运动的影响，他鄙视科举制度，相信科学，笃信实业救国的理论，由此决定沈伯藩勤奋好学的性格。据说这位相信科学的无神论者，还在自己家的门上写上“僧道无缘”四个字，以示自己的信仰。茅盾回忆说：“父亲虽然从小学八股，中了秀才，但他心底里讨厌八股。他喜欢的是数学。恰好家里有一部上海图书集成公司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那时曾祖父在汉口经商走运时买下来的）。父亲从这部大类书中找到学数学的书。由浅入深地自学起来。”[27]茅盾还说：“他根据上海的《申报》的广告，买了一些声、光、化、电的书，也买了一些介绍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新书，还买了介绍欧洲西医西药的书。”[28]尤其是在维新运动高潮时，给勤奋好学的沈伯藩极大的鼓励，他曾计划到杭州进新立的高等学校，然后再考取到日本留学的官费，如果考不上，就到北京进京师大学堂。可谓一番雄心壮志！后来维新运动失败，沈伯藩的计划落空，心情十分沮丧。1902年，沈伯藩在朋友的劝说下勉强到杭州参加“乡试”，结果自然没有希望中试。在杭州参加“乡试”时，沈伯藩买了一些旧小说如《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也买了上海新出的文言译的西洋名著，拍了一张六寸的半身照片。

在这之前，沈伯藩和乌镇名中医陈我如的女儿陈爱珠订婚以后，便到未来岳父那里学习中医。他想自己有一技之长，就可以养活一家人。关于陈我如，当地方志上有这样的记载：“陈世泽，字我如。乌镇人，乌程廪贡。其先有会千者，自太湖蒋溇迁乌镇行医，至世泽十余世矣。世泽以儒业医，所造尤深，其《素灵类集解》一书，汇集诸说，有裨学者，非时医所能及也。弟世璜，字渭卿，亦有名，嘉湖百里间求医者踵至。”[29]茅盾在回忆录里曾经专门提到陈渭卿先生为沈泽民小时候看病的往事。茅盾的外祖父陈我如是杭嘉湖一带的祖传名中医，为人严肃耿直，为人看病非常认真，祖宅在太平天国军和清兵在乌镇打仗时烧毁了，后来陈我如在旧址上慢慢恢复起来，到中年时，房子已经恢复以前的面貌。陈我如一边行医一边学习闱墨，茅盾说他五十岁以前，每逢乡试，必然去考。五十岁以后才断“正途出身”的念头。据说他将自己练习过的闱墨范本文稿付之一炬，以断此念。

陈我如非常爱惜自己的医界名声，他招收学生，十分严格，一必须是秀才，二必须人品端正，忠厚虚心。而且当了他的门生，还有一个试用期，如果他发现门生遇事伪饰，性情浮躁，花言巧语，他就不收这个人为门生。所以，陈我如的名声日隆，家里有专门供陈我如出门看病的船，有专门的人打理。还有出门看病用的轿子，同样有专门的人打理，因此陈家最兴隆时，学医的门生、打理船和轿子的船工、轿夫，以及负责这么多人伙食的用人，男男女女，十分热闹。但是陈我如看病，每天门诊五六人为限，认为精力有限，不肯多诊，防止误人。即使陈我如名声如日中天时，也是如此。茅盾的外祖母是外祖父的第二个妻子，外祖父前妻生了一个儿子，不幸早夭。后来娶比自己小十岁的钱氏为续弦。钱氏嫁到陈府时，年仅二十来岁，她生了两个儿子，不幸都在二三岁时生病夭折了，为此钱氏得了“脑病”，时而兴奋，时而情绪低落，有时将家里的菜肴烧好后送给邻居，到钱氏生下茅盾母亲以后，钱氏的“脑病”更加严重了，甚至于无法自己带自己的孩子。到女儿四岁时，陈我如将女儿交给自己的连襟王秀才去教养。茅盾回忆说，母亲“她跟老秀才学会了读、写、算，还念过不少古书；她跟姨母学会做菜，缝纫”[30]。所以，茅盾母亲陈爱珠出身在中医世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礼，性格坚强而有远见。后来茅盾父亲沈伯藩和陈爱珠订婚以后，就到岳父那里学医，成为陈我如的关门学生。茅盾母亲在姨夫家里时，钱氏又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茅盾的舅父陈长寿，1894年茅盾父母结婚以后，这个舅舅还没有成家，所以茅盾母亲还要回到娘家帮助管理这个陈府。茅盾母亲14岁从姨夫家回到陈府管理家务，管理得井井有条。所以结婚以后，陈我如还需要女儿去管理。当时陈府上下几十号人的日常管理，是茅盾母亲的主要任务。茅盾后来写《霜叶红似二月花》，就有陈府的原型。陈长寿和乌镇姑娘潘宝珠结婚以后，茅盾母亲就把陈府的主要财务收支等等交给弟媳妇他们，而自己只是他们需要时给他们支支招。

后来茅盾的外祖父不再行医，而外祖父陈我如的堂弟陈渭卿正如日中天，来求医的人络绎不绝，名气和陈我如一样，在杭嘉湖一带很有名。茅盾的外祖父大概在1898年去世，享年70岁。茅盾对外祖父的印象几乎没有，所有陈家的往事，都是茅盾母亲后来告诉茅盾的。至于茅盾外祖父堂弟一家，后来和茅盾母亲以及茅盾来往非常密切，名中医陈世璜，字渭卿，妻姚氏，他们有一个儿子，叫陈粟香，娶褚氏为妻，陈粟香他们有两男两女，长子陈璞，字蕴玉。次子陈璠，字瑜清，他就是茅盾的表弟，他是茅盾母亲为他争取了出国费用之后，去法国留学的，是和茅盾来往最多的一位亲戚之一。此外陈粟香还有两个女儿，即茅盾回忆录里提及的“三小姐”“五小姐”。其中一位嫁到乌镇附近的南浔镇，一位嫁在乌镇近郊。茅盾的表哥陈蕴玉的两个女儿，一个是陈智英，一个是陈慧英，后来陈智英由叔父陈瑜清带到上海读书，她前后两任丈夫都是共产党员，第一个丈夫牺牲后，与地下党柯麟结婚；而陈慧英由陈瑜清带到福建泉州读书，后来与伍禅结婚，伍禅在解放以后担任致公党副主席。他们都是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有贡献的人。[31]

茅盾外祖父家族的这些往事，在后来茅盾的小说中都有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