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左传》与古代史学的发展

《春秋》及《左传》，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开创了春秋之后中国史学的新传统。它们无论在史学编纂思想上，还是在具体的编纂原则和方法上，都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比如“春秋笔法”“君子曰”等），它们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源头所在。在西方，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被誉为“历史之父”，在中国，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史学之父”，中国史学的很多传统都直接源于孔子。

首先，孔子《春秋》及其三传进一步丰富、完善了编年体史书形式。《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后代编年体都沿袭这种编纂体例，尤其是《左传》对《春秋》编年体史书体例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影响更大。

为什么这样说呢？《春秋》与《尚书》差不多同时产生，而且都很早，但两者侧重不同，即《春秋》“记事”：《春秋》以历史编年的形式注重军事、政治、宗教、灾荒等大事的记载；而《尚书》“记言”：注重语言、诏令、奏议的记载。孔子《春秋》一书继承了夏、商、周以来宫廷史书《春秋》的体例与方法，并对其作了进一步完善，比如在记事内容的选择上、在语言修辞的运用上。但是它依旧注重国家大事的记载，几乎没有记录言语、诏令、奏疏之类的内容。左丘明《左传》在孔子《春秋》之后，它吸收了《尚书》《春秋》两者的优长：既记载历史大事，又记载奏疏、言语之类，即兼顾了“记事”“记言”两个方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左传》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军国大事，又有各种奏疏、对话以及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等等。对于《左传》“言事相兼”的新特点，刘知幾《史通·载言》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15]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到了左丘明编纂《左传》，不再遵守古代史书法则，而是将言语与军政大事，统一记载在史书之中，这样一来，历史记载就更加丰富、完善了。《史通》因此甚至将《左传》看成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这就说明，《左传》在《春秋》与《尚书》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使得编年体史书更加完善，从此之后基本上确定了编年体史书的体制规模。

可以说，《春秋》及其三传作为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对中国后来编年体史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后来编年体史书基本上以它们为编撰典范。如汉代荀悦《汉纪》，魏晋时期张璠《后汉纪》、孙盛《魏氏春秋》《晋阳秋》、干宝《晋纪》、袁宏《后汉纪》，南北朝时期的裴子野《宋略》、吴均《齐春秋》，等等。《左传》之后，影响最大的编年体史书是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书采用《左传》历史编年的形式，进行历史叙事，上起三家分晋，下到北宋建国，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这部书使编年体史书的编撰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之后，受到《资治通鉴》的影响，南宋人李焘作《续资治通鉴长编》，接续司马光写北宋一代的历史。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门记载宋高宗时期的历史。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历史。后来，南宋朱熹又在编年体的基础上，创立了《资治通鉴纲目》一书，这本书在中国古代后期影响非常大。元明清时期，又有金履祥的《资治通鉴前编》、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谈迁《国榷》（谈迁，原名谈以训，明亡后，改名迁，有变迁之意，同时也是以司马迁自期。于是花二十六年时间撰写史书，六易其稿，书已成，一百卷，四百万字左右，准备刊印，不料被偷。于是重修撰写，又四年书成。前后共三十年，完成《国榷》一书。“榷”非商榷之意，而是通“確”，正确、真实之意，谈迁之意就是想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明史）、夏燮《明通鉴》、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等等。

其次，在史书编纂的原则与方法上，《春秋》与三传一直影响很大。孔子作《春秋》继承了他之前宫廷史书与史官如董狐、南史氏等人的基本做法，强调“书法不隐”、秉笔直书。另外，孔子还发展了以往史书编纂的原则和方法，即春秋笔法，强调通过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复杂的内容与思想，比如同样描写战争，讨伐敌人叫“伐”，侵略他国叫“侵”，两国打仗叫“战”，包围城池叫“围”，攻战国都叫“入”，毁灭敌国宗庙叫“灭”，等等。另外，在史实叙述上，《春秋》还确立了“详近略远”的原则，之后《春秋》三传对这个原则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历史内容叙述上，也都将重点放在近现代，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传统。如《史记》对秦汉的历史写得比较详细，而对先秦的历史写得比较简单。后代无论是官方史学，还是私人撰史，都非常注重前朝或本朝的历史，比如实录、国史、二十四史、私人笔记、野史，等等。

最后，便是在历史叙述的方式上，注重史论结合，剪裁得当。这一点在《左传》中表现尤其明显，《左传》除了记载丰富的历史事实之外，还对历史事实发表自己的评论，如书中以“君子曰”“孔子曰”“仲尼曰”“礼也”“非礼也”等形式进行评判，创造了史论结合的新体裁。比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了齐桓公接纳陈公子完一事，并借“君子曰”表达了对为臣之道的看法：

二十二年春，陈人杀其大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颛孙自齐来奔。齐侯使敬仲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幸若获宥，及于宽政，赦其不闲于教训，而免于罪戾，弛于负担，君之惠也，所获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谤。请以死告。《诗》云：‘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使为工正。饮桓公酒，乐。公曰：“以火继之。”辞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

这里主要说的是，齐桓公时期，陈国发生了内乱，陈公子完（敬仲）就逃到了齐国，齐桓公任命他做高官，但遭到了公子完的拒绝。当齐桓公饮酒作乐的时候，公子完就劝诫齐桓公一定要适可而止。对此，《左传》通过“君子曰”评价了公子完的做法，认为他能够坚守道义，让齐桓公能够践行仁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肯定公子完为臣之道，即坚守仁义之道。

当然，在《公羊传》《穀梁传》中也有“公羊子曰”“穀梁子曰”等各种评论。可以说，《左传》及《公羊传》《穀梁传》史论结合的方式对后来影响很大，后来的史学著述都纷纷采用这种方式评价，只是称谓上有所不同。比如司马迁《史记》称为“太史公曰”，《汉书》《后汉书》《明史》称为“赞曰”，《三国志》称为“评曰”，《旧唐书》称为“史臣曰”，欧阳修《新五代史》以“呜呼”进行议论，《宋史》《清史稿》称为“论曰”，《资治通鉴》称为“臣光曰”，等等。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中曾列举过许多此类名目，并统称为“论赞”。

其实不只是史书，中国古代的小说也深受《春秋》三传的影响，继承了叙论结合的传统，常常以论赞的形式对所描写的人物、故事加以评议。比如唐人小说的末尾常有一段议论性的文字，如《谢小娥传》的“君子曰”。明代话本、拟话本里也有“论赞曰”“诗云”一类韵文体的议论，如《警世通言》有“诗赞云”，《拍案惊奇》有“诗赞曰”。清代文言小说中的论赞就更多，如《聊斋志异》有“异史氏曰”，李庆辰的《醉茶志怪》有“醉茶子曰”，宣鼎的《夜雨秋灯录》有“懊侬氏曰”，许奉恩的《里乘》有“里乘子曰”，沈起凤的《谐铎》有“铎曰”，等等。

总之，《左传》及《公羊传》《穀梁传》的评论形式，对中国古代的史学、文学、哲学都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这些评论的价值依据多是儒家人伦道德、纲常名教，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宣扬和发展了孔子思想，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根本所在。可以说，《春秋》及《左传》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开创了春秋之后中国史学的新传统。它们无论在史学编纂思想上，还是在具体的编纂原则和方法上都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它们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源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