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左传》的编撰成书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左传》在中国古代一般都被认为是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3]所作，是用来解释孔子《春秋》的。最早记载左丘明作《左传》的是司马迁《史记》：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司马迁《史记》认为，孔子作完《春秋》之后，由于这部书对孔子时代以及之前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多有褒贬，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争端，于是这部书一直没有书写在简帛上，而是由孔子弟子们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左丘明担心孔子弟子们每个人的观点、见解不同，从而造成对孔子《春秋》大义的误解，于是作《左传》为《春秋》作注解，以免孔子《春秋》“微言大义”被人错解。之后班固《汉书·艺文志》也继承了《史记》的说法：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班固在《史记》的基础上，对左丘明编纂《左传》做了更加系统的说明，并认为左丘明与孔子为同时代的人，并一起观看周代史书，孔子作了《春秋》，左丘明则在孔子《春秋》的基础上编纂了《左传》，以此来解释《春秋》。另外，像贾逵、郑玄、何休、桓谭、王充、许慎、范宁、杜预等大儒也都认为左丘明作《左传》，这在中国古代是最基本的观点。当然，从古代开始也有很多学者怀疑这个观点，并提出了新的说法，比如中唐啖助就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氏，是战国时人，而不是春秋的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和康有为等人认为，《左传》是刘歆伪造的；钱穆则认为，《左传》是吴起所作，等等。

关于《左传》的成书过程，以前一般都采用司马迁《史记》的“一次成书说”，即认为《左传》是左丘明一次性完成的。但后来学者研究发现，《左传》并不是左丘明一次性完成，而是经过很多学者多次传播、多次修订、完善后，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如清代姚鼐就说：

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

余考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4]

在姚鼐看来，《左传》并不是左丘明一人所作。左丘明只是完成了《左传》最初的原本，之后便将此书传给了曾子的儿子曾申，曾申又传给了吴起，吴起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吴期，吴期传给了铎椒，铎椒传给了虞卿，虞卿传给了荀子。后来，秦博士张苍又从荀子那里继续传承了《左传》，并成为汉代《左传》学的宗师。姚鼐认为，在《左传》的历史传承过程中，它不断地被修订、完善（其中增删、修订以吴起为最多），经过多人、多次的增删、修补，最终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左传》文本。

不只是姚鼐否定司马迁“一次成书说”，清代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也持类似的观点，即“二次成书说”。他在《左氏春秋考证》一书中认为，《左传》成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左丘明根据春秋时期各国流传的史书编撰而成了《左氏春秋》，这部书还不是完全用来解释孔子《春秋》的；第二阶段，刘歆根据《春秋》的编年体例和所记载的历史事实，对《左传》进行改造和丰富，从而使得《左传》内容与《春秋》经文彼此对应，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左传》文本。这种观点对后来很多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康有为、胡念贻[5]、顾颉刚[6]、赵光贤[7]等人，他们都认为《左传》本是与《春秋》无关的史书，经过刘歆等人的增删、改造，最终成为解释《春秋》的著作。

以上几家的说法，都表明今本《左传》不是一次性成书，这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刘逢禄、康有为等人认为刘歆伪造、篡改《左传》，有些言过其实，这可能与今古文经学门户之见有直接的关系。相比较而言，姚鼐的说法比较公允，也更符合《左传》传承、成书的实情。其实，不只是《左传》在流传过程中有增删、修订，其他很多经典比如《周易》《老子》《诗经》《周礼》《仪礼》《论语》《孝经》等，也都被不断地编辑、整理过，我们今天将出土的简帛古文与今本相对比，就会发现的确有增删、修改的部分。比如，先秦《周易》卦爻辞的内容与今本就有很大差别。老子《道德经》以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我们今天看到的顺序正好相反，这就表明它经过了后代的修订。今天《左传》文本，也的确是经过增删、修订后成书的。姚鼐之所以认为吴起增删最多，这和《左传》记载的史实以晋国为最多有直接的关系（《左传》全书共十九万多字，其中晋国最多，占四万多字）。我们即使从《左传》文本本身出发，也能找到一些增删、修订的例子。比如《左传》中鲁哀公十五年、十六年的历史，不成体系，也不完整，就应当是后人所增加。还有，《左传》与《春秋》经文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有很多无传之经与无经之传。另外，还有一些“以义解经”的部分，如“君子曰”“五十凡”之类内容，并不是传文的有机的构成，更像是后人加入。所以，就今本《左传》而言，姚鼐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左传》最初的原本应是一次性成书，对此我们认为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纵观全文，全书在写作风格、用词规范、叙述内容等方面基本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不是后人篡改而成（即使有一些增删，但并不影响全书的整体性），这就说明《左传》原本肯定是左丘明最初一次性完成的，司马迁的说法没错。何况，作为史官的司马迁，能够接触到比后人更丰富的、更原始的史料，而且他离左丘明的时代更近，所以他对史实的把握应该比姚鼐、刘逢禄、康有为等人更加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加上《史记》作为一部信史，它的记载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它的真实性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可。总之，就原本而言，《左传》是一次性成书，司马迁的说法可靠无误。但就最终的定本即今本而言，《左传》的确是多次修订、完善后成书，这种传承、完善本身也是一种研究与创造。当然，《左传》在传承中所出现的增删、修订、丰富等情况，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是很常见的，况且这种修订并没有对《左传》所要表达的本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