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译本三个以上的作品及其译本概述

拥有三个正式出版的英译文本的四篇/部小说包括三个短篇小说：《柏子》《丈夫》《萧萧》以及中篇小说《边城》7，总共十五个英译文本，以下做一简要概述。

1. 《柏子》及其三个英译文本

在被翻译了三次以上的作品中，《柏子》属于沈从文早期的作品，发表于1928年，是沈从文最受欢迎的短篇小说之一，标志着沈从文的作品从试笔走向成熟。《柏子》讲述了一个名叫柏子的水手与辰州河边一个无名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们代表的是社会底层最为普通的劳苦大众，社会地位低下，但是他们在日常卑微的生活中却显示出力量、勇气、活力以及真挚的情感。故事叙事以呈现碎片式场景的方式逐步推进，比如，船靠岸后水手们边工作边唱歌的场景，柏子在岸边的泥路上跋涉前行去吊脚楼与情人约会的场景，柏子与吊脚楼的妓女调情、做爱、讲粗俗的笑话等场景，没有通常小说理念中的环环相扣的情节，整个故事依靠一个全知叙述者的讲述和叙事评论连接起来。

沈从文在此展现了他所擅长的片段式场景描绘。他频繁使用“电影般的特写镜头”（Nieh，1972：99），如特写柏子泥泞的腿、水手们在桅杆上高空作业、吊脚楼上散落在地的绳索，等等。他运用图像互文来推进故事，例如从水手船上挂的风灯转向吊脚楼上妓女点的红灯。沈从文将这些碎片式场景用这种互文的方式连接起来，既展示小说中人物的动物般的本能和欲望，也创造了一个生动感人的爱情故事（Nieh，1972：99）。故事是抒情的，因为它“捕捉到生活的平凡时刻所表露出的短暂却又强烈的悲喜之情”（Wang，1992：238），所描述的爱情和性欲的力量“象征着一种健康、美丽的生命形式”（Wang，1992：235）。故事中的人物——水手和妓女，由于贫困而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婚姻嫁娶的权利，他们可能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无忧无虑，然而，他们可以暂时忘却社会的不公和现实的残酷，享受这一时刻的美好，无论这一时刻多么短暂。人物的这种人生态度使小说具有了田园诗的特点，成为沈从文作品中抒情叙事的一个重要的构成元素。

《柏子》的三个译本都被收入了不同的英译选集。最早的译本出现在1936年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编辑并参与翻译的《活的中国：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里（1937年在美国再次印刷），是沈从文小说中最早的两个英文译本之一8。翻译兼编辑埃德加·斯诺是一个美国记者，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十一年，主要任务是对当时的中国进行采访报道。他在中国的经历、他与鲁迅和林语堂等知名作家的邂逅，促使他做出翻译中国文学的决定，希望把隐藏在中国文学作品里的天才介绍到英语世界（Snow，1937：14）。他的选集里所选取的作品是在一些原作者和年轻的中国学者的帮助下选出来的，包括萧乾。萧乾当时既是斯诺的学生，也是沈从文的学生。在翻译过程中，斯诺在译文中对原作进行了大幅度的自由改写，删除了《柏子》中许多他认为不重要的段落，甚至重写了小说的结尾。他在文集的前言中坦承自己所做的改动，强调这是为目标语读者考虑。斯诺具体的翻译策略将在下文详述。

《柏子》的第二个译本由金隄和白英（Robert Payne）合译，收录于1947年由他们编辑、翻译出版的《中国土地：沈从文小说选》（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这是第一本沈从文作品英译专集。这些小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翻译完成的，当时白英和沈从文一样，也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教书，而金隄是沈从文的学生。金隄和白英在翻译过程中经常采取的策略是简要概述，删除了不少细节，很多情况下只给出原文的大意或做简单的介绍，但语言形式力求接近中文原文的句型，意义表达倾向于采用地道的英语母语的表达方式，整本英译专集的英语表达地道流畅。

第三个译本来自美籍华裔学者许芥昱，他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后来在斯坦福大学取得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中国文学，毕生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的译文收录于1981年的《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1919—1949》（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1919—1949）一书中，此书由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辑，被指定为美国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的教科书。译文最突出的特点是，许芥昱充分尊重原文，竭力解释、重新呈现原文的细节描写，并通过添加文内细节和文外注释来解释隐含在源语文本里的意义，显示出学术型译者厚译文本的特征。

2. 《丈夫》及其三个英译文本

《丈夫》是沈从文本人最喜爱的小说之一，讲述了二十世纪初期存在于湘西偏远地区的令人心酸的往事。当地的穷苦人家为维持生计，常常把年轻的妻子送到河岸边的妓船上做“生意”，逢年过节时或丈夫想见妻子时，他就会换上浆洗干净的衣服，像访远亲一样，上船来探访妻子。这篇小说写的正是这样一个丈夫、这样一个故事。小说中的丈夫无名无姓，代表了这样的一类人。他到船上探访妻子，访亲的短短几天内亲眼目睹了妻子如何做“生意”的种种屈辱场面。他看到河街的水保如何居高临下地管制河岸的船以及船上的人们，他看到醉酒的士兵如何在船上撒野、警察如何对船上的人滥用职权。这位丈夫感到自己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丈夫的自尊受到羞辱，他的尊严逐渐觉醒，最终带着妻子返回乡下的家。

这篇小说写于1930年，“经过了精雕细琢”（Kinkley，1995：29），是沈从文的创作开始走向成熟的时期。沈从文采用了淡然、平静的叙事方式，以看似漠然的语气讲述这一故事，故事中对肉体交易的描述也采取“一种令人诧异的道德中立”（Kinkley，1995：29）的立场。小说里的人物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并不考问也不追寻自己的命运，他们信天由命，“变得见怪不怪，使肉体交易本身变成了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Kinkley，1995：29）。但是，小说里的许多细节描写却呈现了“中国文学里最值得探究、品味的形象之一，是对男性农民个人世界的深入刻画”（Kinkley，1995：29）。

《丈夫》有三个英文全译本，标题都译为“The Husband”。最早的译本出现在上述金隄和白英的《中国土地》这一专集里。这两位合译者对《丈夫》采用的翻译策略与同一专集中的《柏子》的翻译策略相类似，多数情况下只是对故事情节的简要概述，省略很多细节，语言地道流畅。

第二个译本由戴乃迭翻译，1980年发表在《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上，后来被选入1981年出版的熊猫丛书《边城及其他》（The Border Town and Other Stories）这一专集中，该专集所包含的故事都是戴乃迭之前翻译并发表于《中国文学》上的译本。该专集以半页纸的篇幅对沈从文做了非常简短的介绍，提及生平及其作品、以及他作为文学家和物质文化研究学者的双重身份，但对戴乃迭的译文只字未提。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对意义的翻译还是对叙事风格的再现，戴乃迭翻译时倾向于尽可能使用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她的译文简洁凝练，忽略原文中“细微”或“不重要的”细节。但是，对于很多具有文化或历史重要性的因素，她也会补充简洁的脚注加以解释。

第三个译本由金介甫翻译，他是英语世界研究沈从文的权威学者，也是最重要的沈从文作品的英译者，出版了两部沈从文作品英译专集以及《边城》的英译本单行本。近年来英语世界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学的读本中的沈从文条目，很多都是金介甫受邀撰写9。在1995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作品英译专集《不完美的天堂》（Imperfect Paradise）中，金介甫明确表明专集选材“基于它们的文学价值，偶尔也考虑主题和历史因素，并关注那些之前从未在英语世界被译介的作品”（Kinkley，1995：8）。在这本专集的引言中，除了对沈从文生平和作品的简介外，金介甫还谈到翻译策略，声明译者青睐自由的翻译方法，如将沈从文原作中的长句拆分成地道的英语句式，译者们努力呈现“若非沈从文的句法，至少是他的词汇和语调”（Kinkley，1995：5）。金介甫还特别注意核查中文原版的不同版本（沈从文时常修改自己的作品，这是他的习惯），并向湘西当地人请教与当地方言和风俗相关的信息。从金介甫的《丈夫》译本里，可以看到他尽量呈现地方色彩和湘西方言的明显的努力，他几乎不删减任何信息，包括当地的名字、头衔以及风俗习惯，并试图将原文隐含的意义明晰化。他十分注重细节和叙事方式，包括人物的脾性外貌、行为举止等细微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很多情况下都是原作者在故事中埋的伏笔，能够暗示人物的命运和事件的发展。金介甫增加了许多详尽的脚注解释说明与历史文化相关的背景知识，努力在英语文本中使其再现。金介甫具体的翻译策略将在下文详述。

另外，《丈夫》还有两个摘译本，一个是由失名（Shih Ming）10（杨刚的笔名）翻译的《丈夫》开头的引子部分，1937年发表在美国的《亚洲》期刊；另一个是在黎明（Lai Ming）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丈夫》的一部分被翻译，1964年由伦敦的卡萨尔（Cassell）出版社出版发行。

3. 《萧萧》及其五个英译文本

《萧萧》讲的是童养媳的故事，这是在旧中国的湘西等偏远农村普遍存在的一种陋习。故事的主人公萧萧12岁时嫁给了一个比她小9岁的小丈夫，最初她的工作就是日夜照顾她的小丈夫，身份如同一个照顾孩子的保姆。稍微长大一点儿后，除了照顾丈夫之外她还要做其他家务，包括洗衣、纺纱、织布、打猪草、推磨，诸如此类。尽管生活艰难，她却像长在院子角落里的一株顽强的蓖麻，枝繁叶茂地茁壮成长。后来她被丈夫家的长工引诱，有了身孕。这在当时当地是一个严重的罪行，按照族人惯常的做法，她要么被沉潭淹死，要么被发卖为妾。她唯一的亲人，她的伯伯，不忍心她被沉潭，所以她只能被卖掉。然而她住在婆家等了一段时间也没有人来买她，最终在婆家诞下了一个男婴。因为生的是个男孩子，是农村人盼望的劳动力，她就继续留在婆家，幸存了下来。

萧萧“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原始社会，人们信奉的是一种残缺偏差的儒家伦理标准……但却没有给她的身心留下什么损害的痕迹”（Hsia，1971：203）。作为一个无助的童养媳，她在这个“自然”环境中长大，年复一年地过着同样的生活，任凭命运由时间和自然决定。如此代代相传，繁衍生息。故事的结尾，萧萧的儿子也娶了一个比他年长的童养媳——又一个萧萧嫁进了门。这些萧萧们对自己的命运却浑然不觉，“从乡下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生活不仅无害，而且完全正常，只要不把文明的道德标准强加给他们”（Peng，1994：198）。沈从文以其惯常的平静克制的叙事方式，让故事中的主人公在面对残酷现实时仍保有一份纯真。这种理想化的原始的乡村生活使“沈从文的乡村小说区别于同时代的现实主义的作品”（Peng，1994：198），成为他的田园的抒情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萧萧》是沈从文小说里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品，共有五个完整译本。除了李儒勉11（Li Ru-mien）将标题译为“Little Flute”之外，其他翻译都将标题音译为“Xiaoxiao”（或旧式的威妥码拼写“Hsiao-hsiao”）。第一个译本由李宜燮翻译，1938年发表在上海的《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译文开头将译者名字排列在作者名字之后，译文基本忠实于原文，很接近原文的句型和叙事顺序，对一些独具地方特色的事物，译者加了一些脚注进行解释。

第二个译本来自李儒勉，1949年发表在《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杂志上，译文结束时提到“Translated by Li Ru-mien”（由李儒勉翻译），此外并未提到与翻译相关的任何信息。标题译为“Little Flute”（小笛/小箫），或是译者对标题的误读误译，或是译者的抒情或文学想象，不过就译文的整体风格来看，译者最显著的翻译策略就是删除和概述，细节描写、叙事评论等被大量删除，译文只复述了一个故事梗概。据此推断，误读误译的可能性或许更大一些，将“萧萧”的“萧”（艾蒿；荒凉）误作“箫”（管乐器名）。

第三个译本由路易斯·罗宾逊（Lewis S. Robinson）翻译，1979年在香港出版，1987年收入由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和罗宾逊编辑并翻译、在新加坡出版的中国小说英译选集《遗腹子》（A Posthumous Son and other Stories）中。选集开头有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主要介绍故事内容，没有提及翻译但是提到了译者名字。罗宾逊的译文基本遵循原文的叙事方式，多采用直译策略，用地道的英语表达。

第四个译本由戴乃迭翻译，1980年在《中国文学》上发表，后收入熊猫系列丛书的沈从文小说英译专集《边城及其他》（1981）以及大学生读物《沈从文小说选》（Selected Stories by Shen Congwen）（1999）中。译文在《中国文学》上刊登时，译者的名字出现在译文结束时。第一个专集中，译者的名字出现在标题页，第二个专集则没有提及译者。戴乃迭的译者风格一以贯之，以简洁凝练、地道流畅的英语进行翻译，更多地关注译文的可接受性而非原作的叙事风格，但会增加注释，对那些与中国文化或历史密切相关的因素加以解释。

第五个译本由美籍华裔学者欧阳桢（Eugene Chen Eoyang）翻译，收录在《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1919—1949》（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1919—1949）中，后又被收入《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95年第一版，2007年第二版）中。第一个选集被指定为美国大学的教科书，其中的大多数译文“都是这个选集委托翻译的”，译文遵循编辑的要求，即“重视可读性并对原文忠实”（Lau，1981：ix）。这个选集中，译者的名字出现在目录页和小说第一页。第二个选集中，译者的名字只出现在小说第一页，也没有多少对译文的解说和评论。欧阳桢的翻译也体现出学术型译者的特征，属于充分的翻译，遵循原文的叙事方式，添加脚注解释一些与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相关的隐含的意义，有时采用华丽辞藻，渲染文学气氛。

4. 《边城》及其四个英译文本

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被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呈现给读者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在这部小说中，他“极富同情心地描绘了中国的普通百姓”（Kinkley，2009：7）。故事中的人物诚实简单、率真务实、勤劳勇敢。女主人公是一位名叫翠翠的少女，父母双亡，她与守渡船的祖父一同生活，祖孙俩相依为命。她善良、聪明、情感细腻，朦朦胧胧地爱上了当地的船总顺顺的二儿子傩送。傩送和他的哥哥天保同时爱上了翠翠，他们决定按照当地的风俗给翠翠唱山歌，谁得到女孩的回应谁就胜出。但是哥哥在弟弟第一次唱歌后就退出了，因为知道自己唱歌不是弟弟的对手。他下河跟船进货，却落水淹死。弟弟傩送非常难过与内疚，又与父亲争论到底该娶贫穷的翠翠还是该娶一个富家姑娘，争论不下也离家出走。故事结尾处，在经历了所有波折与各种误解之后，守船的祖父去世，翠翠独自面对迷茫的未来，不知远走他乡的爱人何时归来。

《边城》共有四个英译文本。第一个是项美丽（Emily Hahn）和辛墨雷（邵洵美的笔名）翻译的，1936年连续四期刊登在《天下》月刊，是和《柏子》一样最早被翻译成英文的沈从文的小说之一。小说标题译为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是对“翠翠”这一名字意义的直译，项美丽在序言中解释了小说题目为何这样处理：

我们对小说题目做了很大的改动，原本应该译为“The Border Town”或“The Outlying Village”……我们觉得译成这样的题目听起来更像美国西部蛮荒之地或英格兰北部，而不像四川。沈先生……不会介意的（Hahn，1936：90）。

译者似乎努力通过小说的译名使译文更贴近“中国”。项美丽也解释了她和辛墨雷选择翻译这本书的原因：“我们迷上了这本书，它太迷人了，所以我们渴望分享它，即使我们不得不失去原文的韵律”（Hahn，1936：92）。她承认道，“关于这本书的风格，我不能说我们做到了重现”（Hahn，1936：87）。项美丽和辛墨雷的翻译以直译为主，努力遵循原文的叙事顺序，再现原文的意义。

第二个译本由金隄和白英翻译，1947年收录在他们编辑的沈从文小说英译专集《中国土地》中，翻译策略与上述《丈夫》和《柏子》的译文相似。不过，他们对《边城》的翻译显然受到之前的项美丽和辛墨雷译文的影响，不少表述与其相似。

第三个译本由戴乃迭翻译，1962年在《中国文学》上连续两期刊发，1981年收录于《边城及其他》。尽管距离第一次发表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但译文收录到这一选集时基本上未作任何修改。戴乃迭承袭了她一以贯之的翻译策略，表达简洁明了，语言地道流畅。

第四个译本由金介甫翻译，2009年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第一个以单行本方式出版的沈从文小说的英译文本。标题页有译者的名字，书的封底有对作者和译者的简介。金介甫的译者序对沈从文和《边城》做了详细介绍，但对他自己的翻译着墨不多。翻译过程中，金介甫努力解释和补充故事背后的隐含意义，采用文内夹注和文章尾注（他在书末列了三十二条尾注）的注释方式，对相关的文化、历史、文学、地方性、甚至原著的版本等背景知识进行解释，尽最大可能将原作者的意图最大程度地传递给目标语读者，信息量远远超过原作。关于他的“厚译”文本的学术型译者的风格特征，下文将进行详述。

这些英译文本发表于不同时期。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间，当时沈从文仍活跃在文坛，他的小说就被翻译，1936/1937年出版的斯诺的《柏子》译本、1936年《天下》月刊对项美丽和辛墨雷的《边城》的英译文的连载是最早的英语译本，最近期的英语译本是《边城》的第四个译本，出版于2009年。正如《不完美的天堂》的编者和主译者金介甫所明确指出的，如果不是一些专集的编辑们倾向于选取之前未被翻译的作品，可能会有更多的重译本出现。

这些英译文本所涉及的译者形态各异，有独立的译者，也有合作译者，有以英语为母语的译者（以下简称为L1译者），例如埃德加·斯诺、戴乃迭、金介甫、威廉姆·麦克唐纳德（William MacDonald）、路易斯·罗宾逊，等等，也有以中文为母语的译者（以下简称为L2译者），例如李宜燮、王际真、许芥昱、欧阳桢、失名（杨刚的笔名）、李儒勉，等等。合作译者中主要包括项美丽和辛墨雷、金隄和白英、以及叶维廉（Wai-lim Yip）和夏志清（Chih-Tsing Hsia）。所有译者中，金介甫、许芥昱、欧阳桢、叶维廉和夏志清等人展示了显著的学术型译者的翻译策略，而埃德加·斯诺、李儒勉、金隄和白英等人的译文则体现出明显的非学术型的翻译特征，这一点也从一个侧面说明1930年代和1940年代主流的文学翻译规范。戴乃迭的翻译风格与上述两类译者的翻译风格不尽相同，大约介于两者之间。下文将进行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