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大社会学系的艰难起步和快速发展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我把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建立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从1984年到1994年这漫长的十年。在自然科学专业为主的学校，建立人文社科专业，阻力很大，难度也很大，因此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第一项准备工作就是开课，做点试探。在全国高校中，中国农业大学（当时名为“北京农业大学”）是第一家开设“农村社会学”课程的大学。我是第一个讲农村社会学的老师。社会学专业在中国是1980年恢复的，我们1985年就在农大为学生开设了“农村社会学”选修课。最初开设课程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学生的知识结构。当时，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和北京大学的学生的学习环境差异很大。比较起来，北大学生即使不学人文社科的课程，每天也可以听各种各样的讲座。学生们的思路非常开阔，知识面非常广，而农业院校学生的知识面较为单一。为此，农村社会学的课程甫一开设，学生选课数量盛况空前。即使在能容纳200人的大教室上课，人也是挤得满满的。为什么？因为长期以来，农业院校没有人文社科类的课程，大家听了这门课程，觉得老师讲得很贴近社会现实，不像过去讲的空话，所以他们很感兴趣，听课的学生很多。这也让我们认识到学生是需要这些方面知识的，客观上为后来的专业建设创造了条件。

第二项工作就是开办培训班。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办过乡镇干部培训班、县领导培训班等，开设过行政管理学、经济管理学、社会学等课程，其中就有农村社会学。我专门为乡镇干部写了一本浅显易懂、紧密联系基层实际的农村社会学教材。当时的乡镇干部受教育程度不高，大多是初中毕业水平，所以教材编得非常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我们在河北省承德地区的八个县讲课，县里的干部评价说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农大在当地有非常好的口碑。给成年人、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讲课，跟在大学里为学生讲课不一样。这些人有实际的社会工作经验，虽然他们比大学生的学习基础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却比大学生深得多。开办培训班也为我们建立社会学专业提供了条件。

第三项准备工作是参与组建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这是全国性的农村社会学最高学术组织，它的成立意味着社会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认可。在20世纪80年代末，农科院校的一部分学者发起成立了农村社会学研究会，挂靠在农业部中国农业经济协会下面的一个专业性学术组织中，其成员大概有郭书田、王立诚和我，以及周汝昌等人。1994年，我们跟中国社会科学院协商，认为农村社会学研究会从学科上讲还是应该归社会学。当年，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在河北省邯郸市召开了第一次成立大会，理事长是陆学艺，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所长；副理事长是郭书田，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的司长；王立诚和李守经是华中农业大学的教授；邹德秀是西北农业大学的教授；辛秋水、杨兴恒、张厚义和我分别是正副秘书长。这个组织在推动全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老一辈的开拓者，为社会学的发展，特别是为农村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陆学艺先生，他的著作影响了一代农村社会学研究者。辛秋水老先生是安徽社科院的研究员，现在年事已高，但仍然是一个积极的实干主义研究者，长期深入乡下做调研。他是全国第一个提出文化扶贫主张的学者。老一代学者在农村社会学领域做出的贡献，也为中国农业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创造了很好的环境。

第四个准备工作是编写教材。建立一个专业，必须有适合自己学校特点的教材。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起，我们着手编写农村社会学教材。1992年出版的《农村社会学》是农业学校的第一本教材，也是为社会学的发展准备得最早的一本教材。王立诚是主编，我是副主编，参与编教材的，有王晓毅、唐忠新（天津社科院研究员，后为南开大学教授）、王军等。这些人现在都是知名的社会学学者。建立一个专业，应至少有一些教材是自己编写的，当然借用别人的也可以。但我非常不赞成有些专业所有的教材都是外来的，没有自己的东西，这对一个专业来说是不完整的。第二本教材是我写的《农村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新编》。这本教材最初并不是为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写的，而是为没有学过社会学的人写的。我认为社会学知识的普及非常重要。当时，很多基层干部的工作方法多是上传下达、讲空话，不是靠科学的管理。因此，我想为他们写一本书，用社会学的理论指导他们的工作，用社会学的方法教他们调查研究。这本书分上下两篇，第一篇是理论篇，主要介绍农村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第二篇是方法篇，主要讲述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在社会学专业建立的最初几年，我们的学生也用了这本教材。

第五个是学术方面的准备。建立一门专业，要有具备专业知识的师资力量。当时全国的社会学毕业生很少，基本上可以说没有。社会学，不管是农村社会学还是普通社会学，初期那些开拓者都是参加函授教育出师的。我在1984、1985两年，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几乎学习了社会学的所有课程，包括社会学概论、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经典导读等，拿到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毕业证书。我的毕业论文是优秀论文。这些准备工作都为专业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起步阶段，时间是从1995年到2000年。过去的中国农业大学，对人文社会科学是不认可的，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叫科学，人文科学不叫科学。因此建专业初期，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首先是不被人理解，舆论不支持。当时有很多说法，认为农业院校搞社会学专业是独出心裁、标新立异。好在当时学校的领导是支持的。那时建本科专业，需要提交教育部备案。后来本科生的招生很快获批，接着硕士授权点也很快获批。第二个困难是师资队伍建设。当时社会学专业的老师只有我、朱启臻、蒋爱群、张蓉四个人，可以说是先上马，后备鞍。1995年开始招生，当年招收了30个本科生；1996年，也就是硕士点获批那年，只招了一个研究生，这只是一个开始。那个学生叫姜军，现在在美国。第二年是两个研究生，一个叫黄观鸿，现在在民政部；还有一个叫丁开杰，现在是中央编译局的骨干，都是相当不错的。第一届本科生学习的课程中，社会学概论、农村社会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心理学等主要的骨干课都有，但社会学理论导读、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等分支学科都没有开设，因为没那么多老师。但是第一届学生仍然是很不错的。他们毕业以后，有的人直接参加了工作，少数几个学生又攻读了研究生，工作表现都很好。比如现在我们系的吴惠芳老师、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陆继霞老师都是第一届社会学的优秀学生。

第三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从2001年到现在。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专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逐步地完善、提高，而且还在不断地创新。第一个表现是师资力量越来越强。我们有20多名老师，包括调走的孙津教授、赵旭东教授。目前的16名教师中，有6位教授：朱启臻、张蓉、蒋爱群、孙庆忠、梁永佳、熊春文。朱启臻是跟我一起工作时间最长的。他注重实际，讲的课很实用，对一些问题的分析非常透彻。尽管师资人数还不算很多，但是大家各有所长，也已经满足了社会学专业的授课需求。第二个表现是课程体系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例如，农村社会学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网络学院的农村社会学开始是我讲的，退休以后我还讲了几年。这几年我岁数大了，请朱启臻老师主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参与课程建设工作的还有蒋爱群、何慧丽、吴惠芳老师。现在这门课已经成为我们系的一门品牌课。2015年，这门课又被评为全国优秀资源共享课，它的社会影响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第三个表现是科研课题不断增多。当时申请国家的课题很难，我申请了1996年国家“九五规划重点课题”，全国只批了四项，其中我获批一项，得到4万元科研经费。现在一个课题就几十万元经费。现在每个老师都有科研课题，说明我们的科研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第四个表现是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大。例如，朱老师的《农业社会学》，再如叶敬忠老师团队的农村留守人口研究系列著作，都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农大社会学专业从建立到现在之所以迅速发展，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社会学专业的建立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农村改革发展的需要，是客观规律的一种需要。发展应该是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全面发展，我们过去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现在农村遇到的很多问题就涉及非经济的因素，如留守儿童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农村老年人的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及各种社会矛盾等，这些都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学所研究的问题。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生态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第二，从发展的角度讲，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讲，社会学从正面研究社会稳定的条件和机制，如研究社会结构。什么样的结构，社会才是稳定的？有人说，一个枣核形的社会结构，两头小中间大，最穷人是少数的，最富裕也是少数的，这是最合适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就不行。社会学也从反面研究，问题出现以后，如何消除影响稳定的因素以及导致社会动乱的、障碍的因素。第三，从改革的角度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非经济因素越来越重要。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农村的留守人口、公共财政，如何才能做到公平分配，这些都是社会学不断巩固、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我相信，随着社会学的不断进步，社会学对建立和谐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同时农大社会学专业发展如此之快，与学校的重视、社会影响的扩大、各位老师的努力和广大学生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