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民主政治建设加快推进、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理念广为传播，学术界和理论界持续掀起了研究中国民主政治的高潮，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专门研究也蔚为大观，研究内容涉及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民主理论、民主政策、民主实践，呈现一派繁荣的研究景象。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阶段性的梳理，厘清研究理念、研究思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对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的研究。

（一）研究术语使用名目繁多，未能聚焦党的民主思想梳理

用什么术语来表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的政治主张，学界尚没有统一的认识，因而在这方面研究的术语运用上就呈现五花八门的现象，这种不统一既表明学界还没有完全把“民主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起来，而且也引起了不必要的认识混乱，[1]这是不利于对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的。

笔者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党建期刊文献总库等中搜索发现，直接以“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或“中国共产党民主观”为题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2]且研究内容也十分粗疏，尚不足以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的系统思想。在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思想、民主政策和民主实践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使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人民民主”等来表述。[3]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题研究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逻辑上很自然地把这些内容看成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张，这是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思路。不少学者当然地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主政治在理论与实践、观念进展与制度安排的发展状况都看作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思想。这固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但失之宽泛。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程，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然而参与其中贡献思想、提供经验和开展实践的却并非只有中国共产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理解为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党干了一切”。因而，研究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民主思想和理论创新便有了它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还有部分学者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民主实践活动，有的称之为“民主政策选择”，[4]专门研究政治实践的则称之为“民主执政”，[5]还有的从政权建设的角度探索了中国共产党民主制度建设和民主实践活动。[6]这类研究，较好地考察了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在民主实践、政权建设、执政经验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所主张的民主政策、所实施的民主举措、所开展的民主活动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这种研究视角表明，研究者偏重于把民主看作一种政策或策略，给人一种“权宜之计”的感觉，还未能深入地聚焦这些民主实践活动背后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民主思想，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的产生、形成与发展不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无法把握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民主的看法及其独特之处，从而在民主问题上造成了对中国共产党不必要的误解。

总之，从上述术语使用的情况看，学术界和理论界还没有把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当作专门的研究对象来对待。尽管研究中国的民主问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角度，但都要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思想以及在这种政治主张指导下的民主实践活动，因此，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的专门研究和系统梳理就显得格外重要。

（二）研究领袖思想如火如荼，较少关注组织民主思想展现

在研究党的历史和政治思想的过程中，学者似乎形成了一种研究习惯，即侧重研究各个时期的领袖和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主张与活动，因而，却忽视了对党组织整体思想和主张的研究。在关于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的研究中亦不例外，研究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对历代领导人思想的论述上。以笔者所见，涉及的领导人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彭真、谢觉哉、江泽民、胡锦涛等，尤其集中在对党的领袖民主思想的研究上。当然，领袖民主思想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他们的主张和思想虽然不能完全代替组织的主张，但是对组织的思想和主张有着巨大的导向和牵引作用。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成果都是以领袖为主的领导集体共同创造的，必然会鲜明地反映到不同时期党的主张、方针和政策上来。例如，关于毛泽东民主思想的研究，对于我们把握不同时期党的民主思想有着重大的基础性意义。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其思想内容与特点势必会影响到党组织的民主思想。然而，仅仅研究领袖的民主思想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不利于我们从宏观上和整体上把握中国共产党完整的民主思想及其发展脉络。

从学界研究的现状看，大多是以分段研究为主，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问题上的政策、策略及其实践分别进行了研究，深化了我们对特定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理论的认识。然而，研究者没有明确使用“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这个概念，阶段研究往往与当时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历史任务相联系，这就必然忽视了从思想史的角度系统观察对组织民主思想的概括，从而也未能很好地回答这样一些疑问：中国共产党有没有民主思想？它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人民民主”与作为所谓世界潮流的“民主化”之间能否画等号？因此，必须明确使用“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这个概念，必须系统地总结和提炼自党创建以来民主思想的内涵和创造性发展，这样才能正本清源、厘清误解，推进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发展。

还有一个研究现象值得注意。在有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注重从学理上和历史背景上区别民主的本质内涵与西方所提倡民主之间的差别，从而表明民主的国家特色、民族特色和阶级特色，由此反对在民主问题上绝对西化的倾向。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思想，更务实地看待中国的政治进步。例如，有的研究者主张“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据此，总结出民主的六大基本原则，即主权在民、公民自由、权利平等、服从多数、保护少数、公开监督和程序法则，以及与之配套的基本制度结构。在这个基本判断的基础上，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民主制度还有党的领导和政治协商这两个原则，这就突出了中国特色。研究者认为民主是世界潮流、人类共识，中国也把这点与社会主义和政治文明相联系，成为国家建设的主要目标。尽管如此，仍不能获得国内外一些人对中国民主的认同和接纳，他们显然是存在偏见和敌意。[7]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主题不同。西方的主题是权力与权利、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问题；而中国的民主主题则是团结人民，调动、组织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因而更强调集中、有序和有领导。在民主的分类和民主的局限问题上，学者们也有了共识和详细的论述，这对于打破民主模式认识上线性、单一、僵化的认知图式有着积极意义，也为从新的视角审视社会主义民主、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思想预设了广阔的空间。[8]

（三）研究阶段划分脉络各异，缺乏研究思想历程形成过程

分阶段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策、民主实践，是研究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从研究现状看，在阶段划分上呈现两大趋势，一种趋势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张放到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发展的总历程中加以划分，突出的是民主思潮传入中国后总体的发展趋势研究。另一种趋势是就中国共产党自身民主政策和实践的发展脉络进行划分，但标准不同，极不统一。

就第一种趋势而言，有学者提出，在中国近百年的民主政治的历程中，出现过三种主张，一是孙中山的渐进式民主，这一主张主要着眼于民主自身发展的要求，是一个孤立的发展过程，很难有实效。二是毛泽东的跃进式民主，把抽象的“人民统治”直接转变为政治实践，从而带来了社会的动荡。三是邓小平的有序式民主，强调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要求。该学者认为民主与社会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发展是共生同步的，因而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民主发展形式，而这一过程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9]该学者试图抓住三位思想家民主思想最亮的特色来划分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发展，但失之于粗疏。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邓小平，其民主思想的内容都不是单一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的侧重点也不相同。比如对毛泽东民主思想的概括就不全面，只看到他主张“大民主”的一面，而忽视了他对“小民主”的论述。与以人物思想为标的划分阶段的研究思路不同，有学者按照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把中国近代以来民主发展的历程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实现民族自决阶段，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要把权力夺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实现民族独立就是实现全民族的愿望。因此，新中国成立就意味着中国民主的初步实现，即实现了主权民主。第二阶段是实现社会平等阶段，也就是中国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得以实现和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在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平等，人民普遍认同社会主义下的各项政策，从而赋予了国家政权以正当性、合法性。第三阶段是广泛政治参与阶段，人民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不断扩大，人民对国家经济、政治、社会事务的参与不断扩大和深化。[10]这种划分对应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把民主建设的任务分为先后实现的三个内容，即主权民主、社会平等和政治参与，这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民主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和任务。当然，该学者的研究偏重于时代条件与民主建设任务之间的关联性，也未能系统梳理这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的基本主张和内容。

就第二种趋势而言，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研究民主观形成的阶段划分。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民主观形成经历过四个阶段，从认识角度可划分为民主是一种手段、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保证、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研究者认为党的十七大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科学命题，标志着民主观的基本形成，原因在于这一命题明确揭示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更加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民主观的核心理念是人民民主，同时也说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并提出了党的民主观的主要内容。[11]二是研究民主实践的阶段划分。有研究者认为，从共产党成立到抗日战争前，民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主要是争取工人、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是在八七会议前。另一种是追求国家民主，通过暴力建立无产阶级民主政权，重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平等。[12]有的学者从国家建设、政权建设和执政理念的角度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秉持特色的民主观进行探索实践的过程。研究者特别侧重于政权建设实践，把其分为局部掌握政权的实践和全国掌权的实践两大阶段，重点研究“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及其演变。当然，侧重的仍然是从领导人的著述、言论、谈话中寻找依据，还未能系统地对作为组织的共产党的民主思想作出整体认识。[13]三是从民主理论自身的发展进行阶段划分。有的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民主理论本身的发展上，试图从理论上梳理出民主思想发展的脉络，揭示其本质，说明它在当代社会的表现和延伸。比如，提出国家形态的民主和非国家形态的民主的概念，认为从纵向看，民主已由国家制度泛化为一般的管理制度、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从横向看，民主由政治制度、政治性生活延伸到了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两者的结合才能得出民主的完整概念。这样的梳理和研究，有利于从理论上认清民主的本质、局限、差别和特色，对我们树立全球化与特色化相统一的民主观是大有裨益的。[14]此外，还有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专题研究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政策的选择，显然更侧重于考虑中国共产党民主实践方面的理论与行动。这种研究透露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更注重把民主作为一种手段和过程的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党对民主理论本身的创造与发展。尽管对实践过程描述得较为清晰，但就民主思想的特色、民主模式的探索以及民主制度创新等都未能给出相应深入的研究。[15]

（四）研究制度安排细致详尽，忽视探究思想来源多元融合

关于我国现行的四大民主制度，学术界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取得丰硕的成果。研究表现出两个特色，一个是侧重研究革命时期、局部执政状态下各种民主制度的萌发及其运用。[16]另一个就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自治制度进行专门研究，并认为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17]但对这些制度产生的思想背景和理论来源却研究不深入[18]，这样就无法说清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思想和制度上的创造性成就。

在民主制度研究方面，有不少另辟蹊径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对民主制度创新的认识有了新的进展。例如，有学者在总结了学术界关于人大制度性质、地位、功能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外在情景由外及里地观察人大制度的研究思路。该学者依据现代国家原理和现代社会发展对人大制度提出的要求，将人大制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合法性取向为中心、以效率取向为中心和以有序民主取向为中心三个阶段，并不刻意评价人大制度的民主性，突出了政治的实用价值和实际功效。这一视角还是颇有新意的，为我们从理论上完善对民主制度的认识而不囿于西方模式开辟了广阔的视野。此外，该学者还认为，执政党的发展战略、政府的现代需求、经济发展的现代要求和社会成长的政治期望，是一个“四重变量”，也是人大制度完善的立体式动力机制。该学者认为，人大制度所释放出来的法律是促使中国经由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从而逐步迈向有序民主的基础所在。该学者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国家治理能够提供资源性支撑，即体现为国家治理所需要的价值资源（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追求的制度保障）、合法性资源（政权的合法性、公正性和群众基础）、制度资源（国家治理体系的生成者和规定性）、法律资源（立法权、监督权的强化）。[19]

尽管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来源的成果并不多见，但研究某项具体主张或民主方案的思想来源及其形成过程的成果比较多。这些研究非常深入细致，并结合了当时的历史条件、面临的主要任务，动态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某一具体民主主张的思想脉络，使人深受启发。例如，关于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形成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产生的研究。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思想主要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的有关论述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阶段世界范围内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划分、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他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大量论述，以及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和《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最早提出的民族自治的观点。此后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进行了政权建设的实践，许多根据地都出现过民族自治政府，这为最后在我国建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根本民主制度积累了丰厚的经验。[20]再如，关于中国共产党“联邦制”构想与国家结构形式的最终形成的研究。有学者从分析二大宣言提出的联邦纲领入手，系统梳理了联省自治思想对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认为“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构想，主要是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提出来的，其要义是寓统一于民主、寓统一于包容、寓统一于自由，因此，虽然中国共产党的联邦构想来源于联邦主义原理，但在思想体系上应归属于共产主义革命范畴。[21]这个研究对于我们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结构形式上探索的轨迹和思想转变的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继承和发展外，对近代以来传入我国的西方民主思想，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中的民主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吸纳和借鉴。此外，有学者还注意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形成的关系，特别是古代民本思想的影响不容低估。[22]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思想中蕴含着传统政治文化的“和合”精神，认为“和而不同”思想本身也有着与民主精神相通的地方。强调不同，就为民主政治的运作提供了一个前提。民主以对个体差异的承认和对利益差异的尊重为前提。否认“不同”，强行抹掉差异，民主就失去了基础与灵魂。所以“和合”精神的内在意蕴，不仅使中国当代政党体制的运作消解了无谓的争执，使和平而不是暴力成为政治运行的常用手段，也使其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较好地实现了民主的功能，是靠平等和气的协商而不是靠你伤我败的竞争达到平稳有效运行的目标。[23]这些研究对弄清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的来源及其特色形成都具有理论价值。但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环境看，党的民主思想来源还应包括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东来及其在近代中国流布与传播、苏联经验的示范效应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中包含的革命性质的论述、政权建设思想等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不能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