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隋炀帝的急政与隋朝的崩溃

隋炀帝杨广生于 569 年，他信仰佛教，精于文学，同时跟关陇军事贵族其他子弟一样，接受了骑战和狩猎的训练。

隋炀帝最初延续了他父亲的用人策略，仍然倚重西北军事贵族，比如宇文恺。宇文恺以善于建造大型工程著称，隋唐时代伟大的长安城就是他规划设计的，他后来又参与修建沟通南北的运河。在隋炀帝对高句丽的战争中，宇文恺还设计了跨越辽河的桥梁用于对高句丽的进攻。可以说宇文恺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工程方面的大师，至今西安仍留有他设计的痕迹。但隋炀帝和他的父亲又有很大的不同。比如隋文帝很不待见儒学，晚年把全国的学校都关了——他觉得学生很懒散也没用，隋炀帝却对儒学大加扶持。慢慢地，杨广开始清除朝廷中的旧势力。他排挤杨素，后者在 606 年去世。《隋书》中魏徵强调了杨素跟杨广之间的矛盾，杨广在杨素病重的时候甚至让太医动手脚——这当然是魏徵的猜测。607 年，文帝时的重臣高颎获死罪，文帝时的重要将领贺若弼被处死，北方文臣的代表薛道衡也被绞死。

一朝天子一朝臣，隋炀帝要培植自己的势力。隋炀帝时代最有权势的人，号称“五贵”：“（苏威）复为纳言。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虞世基，参掌朝政，时人称为‘五贵’。”[1]这五个人中，宇文述主要负责军事，裴矩负责外交，裴蕴掌管司法，虞世基是秘书行政，而苏威则代表前朝遗老，负责一些民政。裴矩写过《西域图记》，很有才能，长期负责跟中亚的联系，推动贸易，但在儒家知识分子眼里这是很糟糕的想法。比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就骂裴矩，“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2]，认为隋朝的灭亡都是因为裴矩的主意。“五贵”里南方人占了较大比例。比如虞世基，余姚人，出身南陈，陈朝灭亡后，“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怏怏不平”[3]。隋炀帝即位后，他就开始青云直上，成为隋炀帝的核心幕僚——“于时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数。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阁之后，始召世基口授节度。世基至省，方为敕书，日且百纸，无所遗谬”[4]。他从始至终都是隋炀帝最信任的人。江都兵变中，虞世基和隋炀帝一起被杀。虞世基有个弟弟，就是有名的书法家虞世南。这两个兄弟风格不太一样，关系也不好。虞世基在隋朝官运亨通，生活豪奢，虞世南则“清贫不立”[5]，而虞世基从来没帮过这个弟弟，史称“未曾有所赡”[6]。在《隋书》里，魏徵好像对这样的兄弟关系愤愤不平，专门做了记载。魏徵和虞世南是同僚，他对这些家庭琐事还是有些了解的。

隋炀帝的政治核心决策圈还有一个南方人裴蕴。裴蕴曾在陈朝为官，但他是个潜伏的特务，是隋朝的内应。隋炀帝即位后，他进入权力中枢，担任御史大夫，执掌司法等实权。裴蕴性格残酷，杨玄感叛乱是他善后，牵连数万人，树敌甚多，这些人后来把矛头直指隋炀帝。

隋文帝统治时期，包括隋炀帝统治早期，是隋朝国运的上升阶段，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也是隋炀帝野心膨胀的物质基础。隋朝的富裕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西京太仓，东都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各仓所储存的米粟，多的达千万石，少的也有数百万石；长安、洛阳和太原府库所储存的布帛也各有几千万匹。据史载，全国各地的储积可供隋统治者支用五六十年。长安和洛阳是最大的商业城市。长安有二市，为国内外商旅荟萃之所。洛阳有三市，其中丰都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的四壁有邸店四百余，“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7]。隋朝的人口达到五千万，即便在唐太宗统治时期也没有达到这一数量。司马光认为“隋氏之盛，极于此矣”[8]。

在专制政权下，若君主欲望太过强烈，不顾现实条件推动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也会使百姓陷入悲惨的境地。而且君主的欲望越强烈，造成的祸害越大。在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的崩溃都发生在国家以行政力量大肆干预经济和日常生活、进行大规模公共工程的时候。隋炀帝也未能例外。在最初的统治中，隋炀帝在内政、外交、疆域拓展和文化建设方面都卓有成效，但是后来在强烈野心的驱使下，他大规模推动一系列公共工程，并且不顾一切地连续对高句丽发动战争，使得天下疲惫不堪。

但是，这些大规模公共工程本身并不是完全出于隋炀帝对个人私利的考虑，比如营建东都。在他上台后的第二年，隋炀帝就命宇文恺等营建东都洛阳，并且将富户迁入重建的洛阳城。洛阳在中国的思想、礼仪体系中地位重要，也是帝国控制关东广袤领土的桥头堡，更是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如果丢掉洛阳，整个帝国都会陷入被动。唐朝建立之后，唐太宗、高宗和武则天都先后大规模建设洛阳，他们的出发点跟隋炀帝并无二致。洛阳城建立之后成为亚洲一座伟大的城市，日本京都的布局就直接受其影响。此后的两百年中，洛阳都是隋唐帝国在关东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中心，创造了辉煌的文明[9]。

大规模开凿运河、构建运河体系的原因往往被描述为便于隋炀帝去江都游玩，实际上绝非如此。修建运河并非出自隋炀帝的想法，从他的父亲隋文帝起就已经开始。帝国统一之后，通过运河系统将南北东西沟通起来，达到巩固统一的目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早在大兴城建成后，隋文帝就让宇文恺设计广通渠，沟通京师到潼关的水系。一百多年后，唐玄宗也基于同样的目的再次凿通关东到关内的运输渠道。隋炀帝把他父亲的工程扩展到了全国，试图构建全国性的水运体系，洛阳的营建是其中的枢纽工程。这一水运体系以洛阳为中心，往北抵达今天的北京，往南抵达今天的杭州，长达四五千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适应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加强了南北的联系，也支持了隋炀帝对东北地区的战争，此后南北对峙的局面基本不能长久。这一运河系统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举例来说，运河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大运河泽被后世，直到今天。

隋炀帝特别喜欢巡幸，他经常往返于大兴城、洛阳和江都之间，还曾跑到长城与突厥可汗谈判，甚至在大业五年（609）从河西走廊亲征吐谷浑。他有自己的理念和逻辑，他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10]在当时很多大臣是支持他深入基层的，并认为这是使统治长久的好办法。但这种做法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每次都携带大量随从出巡，沿途扰民无算；他还常去边境会见各国酋长，发动大规模战争，企图恢复汉帝国的荣光。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对日常的行政运作就会严重忽视，行政运作效率也大为下降，从而为怀有野心的地方官员提供了千载难得的机会。

大业十二年（616）夏，隋炀帝见北方已经陷入乱局，竟乘船抵达江都，将整个帝国抛弃在背后。两年后，大业十四年（唐武德元年，618），隋王朝的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利用关中士兵思归的情绪，杀掉隋炀帝，胁迫其在江都招募的江淮军队和关中禁军一同北上，隋朝灭亡。不过隋朝的一系列政策、做法，为后续的唐帝国奠定了基础。在之后的三百年中，中国文明独领风骚于东亚世界，这一结构一直到十世纪才结束。而隋炀帝本人就像是这份繁荣的祭品，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性人物。

历史上真实的隋炀帝跟我们在书本上读到的隋炀帝应当被视为两个人。他往往被描述成末代昏君，奢侈、昏庸、沉迷女色、荒淫无道；但是他的一系列做法，包括对高句丽的战争、修建运河系统、修建东都等，实际上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举措，而且也被后来的唐朝继承。隋炀帝在文学、佛教等领域的造诣也颇高。个人生活上也没有太多妻妾，跟萧皇后相处融洽。隋炀帝的失败并不能归结于他政策方向的错误或是他个人品性的问题，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施政的节奏太过猛烈，太过热切地期望早日重现历史上汉帝国的光辉，最终使帝国陷入了疲惫不堪的地步。他推行的亲近南方的做法，也引发了原先占据主导的北方军事贵族的反对。在他上台后，杨素、高颎、宇文恺、贺若弼都遭到了清除，南方人在核心集团中成为最有权势的人。尤其是西北军事贵族杨玄感叛乱后，裴蕴等残酷地牵连进大批有关贵族和官员，包括薛道衡也因此送命：这些都会带来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

君主太过精力旺盛，责任感太强，自我期许太高，都会给天下带来灾难。很多王朝实际上是毁灭在奋发有为的君主手里——他们觉得一万年太久，要只争朝夕，实际却四处树敌，臣民都被他们的理想所拖累，痛苦不堪。隋炀帝在雁门被突厥围困时，曾下诏停止辽东之事，跟臣民们许诺以后再也不打高句丽了；但是等围困一解除，马上又下诏讨伐，于是“言其诈众，朝野离心”[11]。这让我们想起贵霜帝国的有名君主迦腻色迦。迦腻色迦也是精力旺盛，立志征服四海，连年征伐，最后大臣们实在受不了，就趁他得病把他闷死了。隋炀帝一心想建立千古一帝的伟业，但是最终带来的是隋朝的灭亡，中国进入黄金时代的大任就落在了下个王朝的肩上。

[1] 《隋书》卷 41《苏威传》，第 1344 页。

[2] 《资治通鉴》卷 180《隋纪四》，第 5635 页。

[3] 《隋书》卷 67《虞世基传》，第 1764 页。

[4] 《隋书》卷 67《虞世基传》，第 1746 页。

[5] 《隋书》卷 67《虞世基传》，第 1766 页。

[6] 《隋书》卷 67《虞世基传》，第 1766 页。

[7] （唐）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206 页。

[8] 《资治通鉴》卷 181《隋纪五》，第 5645 页。

[9] 参看（美）熊存瑞（Victor Cunrui Xiong）撰，葛洲子译：《隋炀帝与隋唐洛阳城的兴建》，《唐史论丛》第二十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 年，第 1—22 页。

[10] 《资治通鉴》卷 181《隋纪五》，第 5644 页。

[11] 《隋书》卷 67《虞世基传》，第 176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