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开皇政局及隋炀帝上台

杨坚出生于一个佛教信仰浓厚的家族。根据魏徵等撰《隋书》的记载，杨坚于大统七年（541）六月癸丑夜出生在冯翊（治今陕西大荔）般若寺，出生时长相特别丑，“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1]。这种“相貌非常”让他没能留在母亲身边，而是由一个尼姑抚养长大至十二岁。隋文帝称养育他的这位尼姑为“阿阇梨”（导师）。因为从小沾染佛教，隋文帝的佛教修养很高，其知识结构和个人思想具有很浓厚的佛教色彩，可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佛教皇帝。一方面，佛教是他个人的信仰，另一方面，他也用佛教进行政治宣传，巩固自己的统治[2]。

隋文帝时代，佛教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思想世界和政治活动的各个角落。不论是在首都还是地方，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可以看到寺院、佛堂、石窟、塑像。从皇帝、贵族到普通百姓，都普遍受到佛教信仰的影响。中国人庆祝生日这一风俗便是受佛教的影响，而隋文帝也是中国第一个庆祝生日的皇帝。仁寿三年（603），隋文帝下诏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3]隋文帝庆生的原意是为了感谢父母生育自己的恩德，而到了唐代有天长节，是为了庆祝唐玄宗的生日，现在日本人仍在天长节庆祝天皇的生日。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论述，主要在天人感应、五德终始学说的框架下进行。统治人民的君主是“天子”，天授符命于天子，天子顺天命统治人民。君主是否拥有统治人民的符命，有赖于图谶和祥瑞的解释；君主受命于天，统治有方，致天下太平，则可以封禅泰山（或中岳嵩山），向上天报告。在这一体系之中，“天命”可以转移，若君主所作所为违背天道，则有灾异示警。若君主不思反省，则天命会被上天剥夺，转入异姓。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佛教与功德有关系，如果累世修行积累足够的功德，就可以获得一定的果报。君主为什么能当皇帝呢？就是因为累世修行积累的功德。佛教改变了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在新的世界（时间、空间）中，为世俗界的君主们提供了将自己统治神圣化的新理论，也为君主权力在世俗和神圣两界的扩张提供了条件。

杨坚取代北周之后，一反前朝灭佛政策，转而扶持佛教。这当然跟他自己的信仰有关，客观上也为他博取大众的支持、巩固统治提供了条件。对于隋文帝护持佛法的举措，民间佛教碑刻往往对其极尽歌颂之能事，并将其称为护持正法的转轮王[4]。比如《宝泰寺碑》记：“值周并齐运，像法沉沦，旧塔崩颓，劣有□迹。大隋握图受命，出震君临，屏嚣尘而作轮王，救浊世而居天位。”[5]隋文帝代周而立，拨乱反正，将佛教从灭佛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在佛教徒眼中，是护持正法的君主，杨坚又统一天下，显然是转轮圣王的格局。隋文帝也以佛教的理想君主自居，其敕云：“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朕是人尊，受佛付嘱。”[6]我接受佛嘱托的正法，我以正法来统治人民，这种表达实际上跟传统的中华帝王是不一样的，没有天命的观念，反而把统治的合法性比附在了佛教上。所以在统一全国大功告成之后，隋文帝并没有去泰山封禅，而是代之以全国大规模的分舍利建塔，“建轨制度，一准育王”[7]。封禅是天子所为，而分舍利建塔是转轮圣王的标志，这两种不同的现实政治行为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8]。南北虽然分裂超过三百年，但是都接受佛教作为主要的信仰体系。佛教实际上在巩固隋帝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经过北周的灭佛运动，关中佛教受到沉重打击。隋文帝要推动佛教并利用佛教作为巩固统治的手段，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新建的都城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安城——打造成为帝国的佛教中心。隋文帝拜关中高僧昙延为师，虔诚信佛。除了本地的昙延僧团之外，隋文帝还将被征服的北齐地区的六位高僧及其弟子召到大兴城，历史上称之为关东“六大德”入京。这些僧团奠定了长安佛教的基本力量，构成了长安城寺院结构的基本格局，比如六位高僧中的洪遵，其再传弟子道宣成为戒律的集大成者。而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的彼此影响，也构成了这座都市宗教生活和世俗日常珠璧交辉的独特风景。

隋文帝的皇后独孤伽罗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她的名字“伽罗”即来自佛教，意思是一种沉香。他们结婚的时候，杨坚还属于高攀。独孤皇后是独孤信的第七女，唐高祖李渊是她的外甥。独孤皇后和隋文帝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很独特。他们志同道合，杨坚阴谋夺权之前，独孤皇后给他打气：“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9]可见其坚毅果决。

然而独孤皇后的嫉妒心也特别强，非常记仇，一有成见便很难化解。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喜欢上一个宫女，独孤皇后转身就将宫女杀了。文帝发现后大为震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10]独孤皇后从一开始就参与政治，宫中称她和杨坚为“二圣”。独孤皇后的这种性格也影响了隋朝的政局，例如只要有大臣的妾怀孕，她就在隋文帝面前攻击他们，要求贬其官或者削其爵。隋朝最有才干的大臣高颎也因此遭到打击，和文帝关系恶化。而她对隋朝政局走向更大的影响，是干预了继承人的更换。

隋文帝最初对权力传承是很自信的。这种自信也不是没来由——他的五个儿子，包括太子杨勇、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皆由独孤皇后所出。隋文帝还跟大臣们夸耀：“前世皇王，溺于嬖幸，废立之所由生。朕傍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若前代多诸内宠，孽子忿诤，为亡国之道邪！”[11]但是实际上在权力面前不要说亲兄弟，哪怕是父子都有反目成仇、兵戎相向的可能[12]。隋朝统一中国之后，鉴于巩固统一的考虑，将诸子用半分封的形式派遣到重要的地区担任总管，比如蜀王杨秀在蜀地统治长达十余年，至今在四川还能看到杨秀捐造的一些佛教造像；汉王杨谅于山西、河北长期经营，拥兵几十万；秦王杨俊曾镇守襄阳；晋王杨广则在江都担任扬州总管十余年，负责管理新近被纳入隋朝版图的南方领土。强大的地方势力集团又跟这些具有皇室血统的亲王联结在一起，彼此倾轧。

独孤皇后不喜欢杨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杨勇有好几个姬妾，且不喜欢正妻。而晋王杨广就不一样，按照《隋书》的记载，“姬妾但备员数，唯共萧妃居处”[13]——隋炀帝只喜欢萧妃，也就是后来的萧皇后。这一点跟野史的记载完全不同——在野史里隋炀帝是一个荒淫的皇帝。跟隋炀帝相比，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要多得多，但他一直以一代明君的面目出现。所以是不是明君跟有几个女人真的关系不大，以私德评价人物难免狭隘。

以往的研究，都把杨勇被废黜的原因归结于晋王杨广勾结大臣杨素陷害杨勇，其实根本原因是隋文帝想要废掉杨勇。若没有隋文帝的授意，杨素等大臣也不敢贸然攻击储君。从隋朝到唐朝前期，皇帝和皇太子之间都很难相处。太子杨勇在中央参政，权力很大，不仅东宫有一大帮官员拥簇，而且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参决之”[14]。隋文帝对权力的痴迷让他不能容忍任何人挑战其权力，哪怕是自己的儿子。当作为皇位继承人的杨勇的权力威胁到皇权时，隋文帝毫不犹豫地对其进行打压。有一年冬至，文武百官都跑到东宫去朝见太子杨勇，杨坚非常恼怒，从此杨勇“恩宠始衰，渐生疑阻”[15]，两人关系出现了裂痕。失去权力的危机感让杨坚不断打压杨勇。他抽调东宫的精兵，此举遭到大臣高颎反对——高颎的儿子娶的是太子杨勇的女儿。隋文帝恼怒说道：“我有时行动，宿卫须得雄毅。太子毓德东宫，左右何须强武？”[16]隋文帝和杨勇之间的关系最后变得极为恶劣，用隋文帝自己的话说，“仁寿宫去此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入敌国。我为患利，不脱衣卧。昨夜欲得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17]。他担心杨勇夺权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连上厕所都要考虑安全问题。在废黜杨勇时，隋文帝还指示太史令袁充提出天象证据。太史令袁充进曰：“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上曰：“玄象久见矣。”群臣无敢言者[18]。

隋文帝在隋唐二朝所获评价呈现两极。比如唐朝初年，魏徵对隋文帝评价还比较高，但是房玄龄就认为，“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19]——隋文帝没啥本事也没功德，靠欺负孤儿寡母和阴谋诡计夺取了天下。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批评隋文帝虽然心细，但是没有大局观。他总是怕别人不服，所以所有事情都自己干，对大臣都不信任。

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20]

李世民认为自己相比隋文帝做得要好的多。李世民非常善于表扬自己，不是光善于自我批评。用后见之明来看，很多人会认为，隋文帝最大的败笔，是更换储君，让杨广上台，最终导致隋朝二世而亡。

杨广在南方十余年，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南方士人参与的幕僚集团。杨广本人十分亲近南方传统，他的夫人萧氏正是来自萧梁家族。杨广广泛结交南方高僧，比如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更成功得到了南方士人的支持。杨广效法东晋王导，言习吴语，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吴方言，会稽虞绰、吴郡潘徽、丹阳诸葛颖、江左王胄等江南才士都投入他的帐下。他大量收集、编纂图书典籍，对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这一时期，《文选》学逐渐发展起来，从南方的一种地方学问，最后成为全国性的知识。南方文人柳顾言、虞世基、裴蕴等也因此成为他坚定的支持者，并在杨广即位后担任了重要的职务[21]。在谋夺储君之位的过程中，他在南方集聚的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甚至定下策略：“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22]也就是说，如果能当上太子就最好，如果不成功，就占据江淮，恢复南朝梁、陈的南方割据局面。后来在隋朝瓦解初期，杨广并没有选择回到长安或者洛阳，而是选择去他长期担任总管的江都。最后他的被杀，也是由于滞留江都的关陇武士希望回到关中引发的暴动。

晋王杨广在江都的统治，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开皇二十年（600），西突厥达头可汗入侵，杨广又为行军元帅，督率杨素、史万岁等分道抗击，再次取得大胜，由此“声名籍甚，冠于诸王”[23]。也正是在这一年，文帝废黜杨勇，改立晋王杨广为太子。同年十一月，杨广携带家眷回到京师。跟他一起的，还有大批南方的核心幕僚。隋炀帝在京师的东南方建造慧日寺，邀请高僧入住，其中很多是来自他传统势力范围的江淮地区。仁寿四年（604），文帝去世，隋炀帝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官方史书暗示文帝遭到了杨广和杨素等人的谋害，但其实缺乏足够的证据，这是一次和平的交权。炀帝即位的这一年是历法上非常重要的上元甲子年，被天文星占学家赋予了非凡的历史意义，隋炀帝也因此大肆宣传，自视甚高。不服气的汉王杨谅在原先的北齐地区举兵造反，但是最终被击败，隋朝进入了炀帝时期。

[1] 《隋书》卷 1《高祖本纪上》，第 2 页。

[2]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年。

[3] 《隋书》卷 2《高祖本纪下》，第 53 页。

[4]Arthur F. Wright,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51—67.

[5] 韩理洲辑校：《全隋文补遗》卷 2《宝泰寺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年，第66 页。

[6] （唐）法琳撰：《辩正论》卷 3，载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监修：《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2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第 509 页。

[7]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 18，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666 页。

[8] 游自勇《隋文帝仁寿颁天下舍利考》，《世界宗教研究》2003 年第 1 期，第 24—30 页。

[9] 《隋书》卷 36《独孤皇后传》，第 1260 页。

[10] 《隋书》卷 36《独孤皇后传》，第 1261 页。

[11] 《隋书》卷 45《房陵王勇传》，第 1388 页。

[12] 韩昇：《隋文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3] 《隋书》卷 45《房陵王勇传》，第 1389 页。

[14] 《隋书》卷 45《房陵王勇传》，第 1388 页。

[15] 《隋书》卷 45《房陵王勇传》，第 1389 页。

[16] 《隋书》卷 45《房陵王勇传》，第 1389 页。

[17] 《隋书》卷 45《房陵王勇传》，第 1391 页。

[18] 《隋书》卷 45《房陵王勇传》，第 1394 页。

[19] 《资治通鉴》卷 179《隋纪三》，第 5585 页。

[20] 《旧唐书》卷 3《太宗本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39 页。

[21] 牟发松：《论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兼与唐太宗作比》，《文史哲》2018 年第 4期，第 77—92 页、第 167 页。

[22] 《隋书》卷 61《郭衍传》，第 1684 页。

[23] 《隋书》卷 45《房陵王勇传》，第 138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