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文帝的统一大业

316 年，匈奴兵攻入长安，俘虏了晋愍帝，西晋至此灭亡。中国的许多精英逃到南方重整旗鼓，而北方则陷入各民族的长期混战，匈奴、鲜卑、羯、氐、羌以及留存在北方的汉族先后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权，其间虽然有前秦苻坚尝试完成南北统一，但是在淝水之战后北方再次陷入混乱。386 年以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较长时间地统一了北方，并试图从自己的部落组织形式走向一个农业官僚帝国，这种汉化政策在魏孝文帝时期（471—499）得到了有力的推行。魏孝文帝将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心洛阳，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盖天说中，洛阳被认为是宇宙的中心，被儒家学说赋予了神圣的属性。如果能够定鼎中原，就会被认为具有了正统性，就有了统一天下的资格。王莽上台时也曾计划迁都洛阳，武则天也强调洛阳的神圣性，把首都从长安迁到洛阳。

魏孝文帝废除鲜卑族的原始迷信，代之以儒家的信仰和习俗，鼓励与汉人通婚，采用汉晋王朝的文官选拔制度，甚至引入汉人的姓氏，种种这类改革引发了激烈的反应。留在北方的鲜卑武士集团因为在改革后地位下降而发动了六镇之乱——其参与主体是长城一带的戍卒和鲜卑武士家族。这场爆发于 523 年的叛乱将北魏政权彻底摧毁。北魏于 534 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分别以邺城（今河北临漳西、河南安阳北郊一带）和长安为中心。很快，东魏和西魏又分别被高氏北齐和宇文氏北周取代。577 年，北周攻灭北齐，统一了北方。

西魏权臣宇文泰纠合形成掌控国家权力的关陇军事贵族，成为后来长期影响政局的力量，在政治体制中长期占据优势地位。[1]后来的隋朝和唐朝的皇室都出自这个集团。关陇军事贵族一方面以垄断门阀联姻等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一方面强调自己的混合文化属性——很多混血军事贵族能讲多种语言，比如隋炀帝、唐太宗都会讲突厥语。其妇女也比传统中国社会的妇女享有更多的独立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武则天就常常把自己的出身认定为关陇贵族，并以此为傲。她能够登上皇位，也与当时的这种社会氛围有关。

更大的裂痕是南北方的分裂。这一分裂长达三百年。北方汉人南渡后，跟南方本土居民混合。最初被称为侨民的北方精英们念念不忘北伐收复故土，随着时间推移又发展出不同于北方的文化和生活传统。南方政权和统治阶层始终认为自己是华夏正统，在文化上高于北方。南方对北方的习俗、文学、学术都不屑一顾，甚至认为北方人的文学作品是驴鸣犬吠。尤其是六世纪上半叶，在北方陷入混战的时候，南方政权相对稳定，政治、军事、信仰、学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梁武帝时代（502—549）曾经无比接近于统一南北。东魏高欢在 537 年曾评论：“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梁武帝）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3]但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在对外战略中占据优势的梁朝，却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中彻底崩溃，将统一南北的使命交到了北方王朝手中。这场叛乱就是侯景之乱。北方的叛将羯人侯景投降梁朝，但是很快在 548 年发动叛乱，这场叛乱于四年后结束，将处于顶峰时代的梁朝摧毁殆尽。梁元帝在江陵（今湖北荆州）重建政权，又遭到西魏军队的摧毁。557 年，陈霸先建立陈朝，但是其可控制的领土已经大大缩水，而且中央集权也已经瓦解，很多地方豪强并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号令。这一切都让北方统一南方仅仅成为一个时间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杨坚（541—604）登场了。北周时期的汉族和鲜卑族关系融洽，杨坚的父亲杨忠又是帮助宇文泰开创北周基业的功臣，后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更被赐鲜卑姓“普六茹氏”，所以杨坚又叫“普六茹坚”。宇文泰模仿鲜卑旧制，将军队分为八部，各设“柱国大将军”，称为“八柱国”。八柱国的家族影响了中国历史长达百年，王朝更迭也不能动摇他们的地位。“八柱国”分别为：宇文泰、元欣、李虎（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弼（瓦岗军首领李密的曾祖父）、赵贵、于谨、独孤信（北周明帝宇文毓和隋文帝杨坚的岳父，李渊的外祖父——唐高祖李渊和隋炀帝杨广是亲表兄弟，两人的外公都是独孤信。有人说独孤信是天下第一老丈人，七个女儿中有三个皇后，稍后的那些王朝统治者都是他女儿的后代）、侯莫陈崇。由此形成了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此后北周、隋、唐的皇室和大贵族大多出身于这一军事集团。

578 年夏，在攻灭北齐后不久，北周武帝宇文邕去世，即位的是杨坚的女婿宣帝宇文赟。大概在宣帝时期，杨坚就已经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他曾经对密友郭荣说：“吾仰观玄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4]大象元年（579），宇文赟禅位于六岁的太子宇文阐。大象二年（580），宇文赟病死。内史上大夫郑译等策划矫诏引杨坚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随后杨坚把北周在外的藩王都征召到京城来，防止他们反抗，由此迅速掌握了北周的军政大权。这也使得北周一些名臣宿将纷纷造反。在平定了起兵反抗的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等之后，杨坚以谋反的罪名先后杀掉了北周宗室诸王，清除了鲜卑族中的反对力量[5]。581 年，杨坚称帝，改国号隋，定都长安。

史书记载的隋文帝不是一个个性鲜明、富有人格魅力的人，但他特别勤奋，痴迷于工作，好像没有其他的爱好，“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6]。他做了皇帝以后，更是“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7]，吃饭的时候甚至是由警卫传餐而食，可谓废寝忘食。在这样的励精图治下，隋朝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开皇二年（582），隋文帝命宇文恺设计修建的新都城——大兴城竣工，次年迁入新都，这就是后来隋唐时期的帝国中心长安城。

在政治制度建设和创新上，隋文帝（以及后来的炀帝）建立了三省六部制的雏形，这一中央政府构造影响深远。开皇元年（581），隋置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作为最高政权机关。三省长官共同定令立法，参决军国大政，担任宰相的职务——隋唐的宰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班子。在地方上，隋代把原先的州—郡—县三级结构调整为更合理的州——县二级结构（隋炀帝大业三年改州为郡），不但节省国家开支，而且对中央政府直接下达政令和控制地方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结构在安史之乱后遭到破坏，三级结构伴随着藩镇割据出现，之后三级结构成为中国地方行政机构的主要模式，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与官僚机构改革相配合，隋文帝取消了地方长官自行征辟属官的权力。开皇三年（583）以后，九品以上的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每年由吏部考核。这等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制度创新——文官考试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一举措结束了大族豪强地主通过担任州县佐官垄断地方实际权力的局面。科举考试作为较为先进的官员选拔制度，在当时世界各个文明体中都是走在前列的，一直到明清时代，科举考试还是领先于欧洲的官员选拔制度。后来西方国家开始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很多方面与中国实行千年的科举制度非常相似。科举制度之所以后来被诟病，不是因为考试制度本身，而是考试内容的僵化、样板化束缚人的思想。到了现代，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中断后，中国又重新使用文官考试制度来选拔公务员。

在经济上，隋文帝继续推行北魏、北周以来的均田制。农民一夫一妇授田若干亩，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土地公有制和家庭承包制，全体农户都获得国家分给的土地，并给国家上交赋税。土地由国家直接来掌控，就避免了豪强在中间的盘剥。农民给国家上交赋税，国家的财政能获得很大的改观。对魏、周以来施行的府兵制度，隋文帝也做了重要的改革。开皇十年（590），隋文帝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8]于是府兵寓之于农，大批的劳动力投入生产，生产力大幅提高，隋朝经济迅速振兴起来，国家财政充裕[9]。

从晋室南渡之后，中国南北分裂长达三百年。三百年间，南方政权始终认为金陵为王气所在，“黄旗紫盖，本出东南”。东吴时代从孙权的即位诏书到孙皓的北伐，都是认为自己才是天命所在，所以在魏、蜀灭亡之后，孙皓才会不顾国力衰弱大举北伐。南北朝时期，南朝如梁武帝萧衍等统治阶层自认是汉文化的继承人，视北方为戎狄，而侯景之乱使南方遭受重创，人们逐渐意识到，金陵王气将尽，紫盖黄旗最终将归于洛阳（北方）[10]。

隋文帝上台后，专注于巩固内部，并没有马上发动对南方的战争。隋文帝任用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州（治今安徽合肥），以伺察陈国的动静。又用杨素为信州（治鱼复县，今重庆奉节）总管，在永安（今重庆奉节东）大造战舰，以备水战之用。在准备了七八年后，于开皇八年（588）三月，隋文帝下诏伐陈，宣布陈后主的二十条罪状，引述天象灾异等现象，指出陈朝灭亡符合天意。这份诏书在南方分发了三十万份，以瓦解南方的抵抗，可谓是早期心理战和宣传战的典型战例。

北方统一南方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决战襄阳，也就是今天湖北襄阳、荆州一带。只要能够在长江中游决胜，占领襄阳，再顺江东进，南方自然土崩瓦解。对于历代南方政权来说，在长江中游驻屯重兵也是常规操作之一。另一常规操作就是决战江淮，但此时陈朝已经丧失了江淮，完全暴露在北方的火力之下。十月，隋文帝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韩擒虎出庐江，贺若弼出吴州，燕荣出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都受杨广节制。隋文帝亲自到定城（今陕西华阴东）誓师，以期必胜。

杨素指挥的隋朝水师，在陆军的配合下，在长江三峡袭击陈朝船队。陈军在长江上游安置铁链，希望能够拦阻隋军，但是被隋军击败。之后杨素指挥船队，沿江东进，直抵汉口。此时秦王杨俊指挥的隋军从襄阳挺进到汉水流域，两军会师，整个长江中上游都被隋军占领。在长江下游，晋王杨广和高颎统率的隋军主力东移寿阳（今安徽寿县）。开皇九年（589）正月，贺若弼自广陵渡江，攻下京口（今江苏镇江）。韩擒虎自横江（在今安徽和县）渡采石（在今安徽马鞍山），进拔姑孰（在今安徽当涂）。贺、韩两军东西夹攻建康。陈将萧摩诃被俘，任忠出降。虽然陈后主认为“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11]，但这次形势比人强，此时建康已经无险可守。隋军攻入建康后，俘获了躲在井中的陈后主，杨广使陈后主以手书招降上江诸将及岭南女首领冼氏，于是南方全部平定，隋共接管了三十个州、一百个郡和四百个县。

在此之前，建康城作为宗教、文化的中心，积累了深厚的文明传统。经过长期分裂，南方分离倾向根深蒂固，金陵王气的说法依然有很大的市场。为了防微杜渐，隋朝将数百年累建起来的繁华的建康城彻底毁坏。建康城的城墙、宫殿、寺庙乃至普通住宅全部被拆毁，土地恢复为农田。南方的贵族和知识精英被带到北方，许多人经历了惨痛的流离失所。南方精英虽然失去了地域的凭借，但是也有不少人被吸纳到隋唐的统治阶层中，比如唐代初期的宰相陈叔达和萧瑀，分别是陈朝和萧梁皇室的代表。到了唐代，金陵依然没有恢复元气，唐朝诗人李白等创作了大量金陵怀古的诗歌，哀叹金陵之衰败。金陵再次跃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还要等到八百年后朱元璋的时代。

但在隋文帝时代，南北方仍存在紧张关系[12]。隋朝统一之后曾试图用儒家道德教化南方，颁发“五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让南方人学习。这种文化上的莫名打压激起了江南士人的怒火，此起彼伏的武装反抗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隋朝派驻当地的官员被斩杀，南方的反抗者在动手前质问他们：“更能使侬诵《五教》邪！”[13]南北方在经学上的不同取向，使得佛教成为南北共识。隋文帝使用佛教的分舍利建塔方式巩固统一，也是当时的文化思想潮流所趋。同时，南方文化也深刻影响了北方，学者们认为此后隋唐文明存在南朝化的趋势[14]。

为了控制南方，江都（今江苏扬州）被赋予了重要的地位。晋王杨广被派到江都担任扬州总管，负责整个东南的军政事务。杨广在南方十余年，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南方士人参与的幕僚集团。杨广本人也亲近南方传统，他的夫人萧氏，正是来自萧梁家族。

[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第 183—235 页；牟发松：《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文史》2003年第 1 期，第 87—101 页；毛汉光：《中古核心区核心集团之转移——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之拓展》，收入氏著《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第 1—28 页。

[2]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二篇《论南北朝的差异》，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83—240 页；守屋美都雄《南人与北人》，《东亚论丛》第 6辑，1948 年，第 36—60 页。

[3] 《北齐书》卷 24《杜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347 页。

[4] 《隋书》卷 50《郭荣传》，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 1488 页。

[5] 甘怀真《隋朝立国文化政策的形成》，收入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 年，第 207—223 页。

[6] 《隋书》卷 1《高祖本纪》，第 3 页。

[7] 《资治通鉴》卷 193《唐纪九》，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6080 页。

[8] 《隋书》卷 2《高祖本纪》，第 39 页。

[9] 严耕望《从南北朝地方政治之积弊论隋之致富》，收入氏著《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10]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第二章《“黄旗紫盖”与“帝出乎震”：中古时代术数语境下的政权对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63—99 页。

[11] 《南史》卷 10《陈后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08 页。

[12] 韩昇《南方复起与隋文帝江南政策的转变》，《厦门大学学报》1998 年第 2 期，第28—34 页。

[13] 《资治通鉴》卷 177《隋纪一》，第 5530 页。

[14] 参看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