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漂移

前不久，我在机场偶遇一位朋友。我称他为“瑞科”，我们已经十五年未曾谋面。我曾在二十五年前采访过他的父亲，当时我正在写一本关于美国蓝领工人的书《阶级中隐藏的伤害》。那时他的父亲恩里克做着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瑞科那时刚进入青春期，天资聪颖，而且是名运动健将。我和恩里克失去联络是在十年之后，那时瑞科刚在大学完成学业。而在机场旅客休息室里出现的瑞科，手提时尚的皮制电脑包，炫耀着一枚顶部刻有图章的戒指。他穿的那件西装已经超过了我的购买力。看起来，他已经实现了父亲的梦想。

我初次见到恩里克的时候，他在市中心的写字楼里做扫厕拖地的工作，从事这行已有二十年之久。对于工作他可谓毫无怨言；对于实现所谓的“美国梦”，他早已放下执念。他工作的长久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养家糊口。他努力了十五年才存下足够的钱，在波士顿郊区买了房子。从此，他和往日的意大利社区切断了联系，因为住在郊区对下一代更好。后来，他的妻子弗拉维亚也开始离家工作，在一家干洗衣服的工厂做女工。我初识恩里克是在1970年，那时他们夫妻俩正在存钱，为两个儿子上大学做准备。

恩里克那一代人让我深有感触，因为时间在他们的生活中呈现出如此的直线性——他们做着一成不变的工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们的成就是在时间线的延续中逐渐累积的，恩里克和弗拉维亚每周都会核算存款的增长，衡量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房子里添置用品，改进布局。最后，他们的余生是可以预期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慌已经淡去，工会能够保护他们的工作岗位；虽然我第一次见到恩里克时他才四十岁，但他已经确切知道自己的退休时间，以及退休金的数目。

对于社会底层人民来说，他们可自由支配的资源只有时间。为了实现时间的积累，恩里克需要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所说的“铁笼”，即一种把时间的使用合理化的官僚结构。以恩里克为例，工会对于薪水有论资排辈的规定，而政府也有关于养老金的规章制度，这些都起到了脚手架一般的保护作用。当他在这些资源之上再加上自律，带来的结果就具备了经济之外的意义。

他为自己刻画出了一个脉络清晰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他物质和精神上的经验都得到了积累；因此，将他的生活以线性叙事的方式加以呈现，对他来说是合情合理的。虽然势利之人可能会认为恩里克的生活索然无味，但从恩里克的自身经历而言，岁月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他一次次修修补补，一次次偿付贷款利息，剧情也随之向前推进。这位清洁工觉得他是自己人生故事的执笔人，尽管他社会地位不高，但这种叙述方式赋予他自尊。

恩里克的人生故事虽然一目了然，但又绝不是只有简单几笔而已。特别吸引我的一点是，他如何横跨两个世界，在他的老移民社区和新兴郊区之间穿梭往返。在郊区邻居的眼中，他行事低调，是个安静的居民；当他回到旧时社区，就变得较为引人注目。他被那里的邻里视作一位可敬的长辈，虽在外面闯出了名堂，但每个礼拜天仍会回来做弥撒、吃午饭、喝咖啡闲聊。那些与他相交有年的老朋友对他的故事知根知底，他们都认为他已经出人头地。新邻居也在心里默默地尊敬他，因为他的举止比较随大流，家里始终窗明几净，花园总是打理得井井有条，生活风平浪静。恩里克独特经历的耐人寻味之处，主要在于不论他走到哪个社区，他在两边的世界中都能得到认可——他只有一种使用时间的纪律性，却生发出了两种身份。

如果这个世界充满了幸福和公正，受人尊敬的人便会以同等的尊重来回报他人。这是费希特(2)在《国法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National Laws）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对他人的认可（recognition）会带来“互惠效应”，但现实世界并不以如此慷慨的方式运行。

恩里克不喜欢黑人，虽然他曾和黑人共事多年，彼此之间也相安无事；他也不喜欢那些非意大利裔的外国人，比如爱尔兰人，虽然他的父亲几乎不会说英语。他不赞同同类相争，但也没有阶级盟友。但最重要的是，恩里克不喜欢中产阶级。他说，在我们这些中产阶级的眼中，他只是“像个零蛋”一样的隐形人；他担心因为自己受教育程度较低，而且有一份做粗活的工作，我们就会心照不宣地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对待他。他的怨怼之情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和他自己吃苦耐劳的能力相对比，他觉得黑人喜欢无病呻吟，习惯自怨自艾，外国人是带来不公的侵入者，而中产阶级没有付出努力却能享受特权。

虽然恩里克感觉自己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荣誉，但他一点也不希望他的儿子瑞科重复这种生活。我的这位朋友被“美国梦”鞭策着，期盼子女能够向着社会上层流动。瑞科放学回家做数学作业时，恩里克好几次向我夸耀：“他讲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我听过很多瑞科这种孩子的父母说：“我不了解他。”他们的语气严厉，好像被子女抛弃了一样。在某些方面，我们都会或多或少地违拗家庭神话给我们安排的特定位置，而向着上层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则让这段历程更加盘根错节。瑞科这样沿着社会阶梯攀爬的年轻人有时会因父母而感到羞耻，因为他们说话带有劳动阶级的口音，举止粗鲁。不过，更经常让这些孩子感到窒息的是，父母永远对金钱精打细算，又总是把时间掰成小块。这些有天赋的幸运儿都想要摆脱束缚，开启自由放飞的人生旅程。

在许多年后的今天，由于这次在机场的偶遇，我才有机会了解恩里克的儿子之后的际遇。我必须承认，我不太喜欢在机场休息室里看到的情况。瑞科身着昂贵的西装，可能只是出于业务的需要。但是，他戴着的那枚带有图章的戒指则既像是一个谎言，又像是对父亲的背叛，因为这样的戒指往往被视为上流家庭背景的标志。不论如何，我和瑞科机缘巧合地在这一班长途客机上再次聚首。这并不是那种美国式旅行，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向你推心置腹，落地之后提取实体行李，便永远消失在人海之中。我虽没有受到邀请，但还是主动坐到了瑞科旁边的座位。从纽约到维也纳是一段漫长的空中旅途，我在最初的第一个小时中就想方设法地向他打探消息。

我了解到，瑞科实现了他父亲希望他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期望，但也确实摈弃了父亲的生活方式。瑞科蔑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也看不起被官僚主义盔甲保护得严严实实的人；相反，他认为要乐于迎接变化，勇于承担风险。他也获得了成功；恩里克的收入位于薪资等级结构的底层，只超过全社会四分之一的人，而瑞科则已经攀升到了前5%的位置。但瑞科认为，他的故事也并没有那么幸福圆满。

瑞科首先在当地一所大学的电子工程专业就读，毕业后去纽约的一所商学院继续深造，在那里遇见了未来的妻子。她和瑞科是同学，是一位家境较好的年轻新教徒。这对年轻夫妇的教育背景让他们做好了心理准备，以后也许会频繁地搬家换工作，后来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瑞科毕业后的十四年职业生涯中，他已经搬了四次家。

硅谷计算机行业发展之初是一段振奋人心的时期，那时瑞科开始在西海岸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担任技术顾问；然后他搬到了芝加哥，在那里也有不俗的工作表现。不过，他下一次搬家则是为了妻子的事业发展。如果瑞科是巴尔扎克笔下那种野心勃勃的人物，他绝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不但没有获得加薪，而且还离开了高科技活动的温床。他转去了密苏里州的一处办公园区，那里虽然绿树成荫，但位置更加偏远。弗拉维亚离家工作时，恩里克多少感觉面上无光；瑞科则把妻子珍妮特视为平等的工作伙伴，并且已经适应她的节奏。就在珍妮特事业开始起飞的关头，他们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了。

在密苏里州的办公区，这个年轻人碰上了不确定的新经济形势，陷入困境。就在珍妮特得到晋升的时候，瑞科却被裁员了。他的公司被另一家更大的公司并购，而那家公司原来就有自己的分析员。因此，这对夫妇又搬了第四次家，回到东海岸的纽约郊区。珍妮特现在管理着一个会计师大团队，瑞科则创办了一家小型咨询公司。

他们的发展势头都很不错，而且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能够互相支持，堪称是对模范夫妻。但是，夫妻双方都经常担心自己会轻易失去对生活的掌控能力，这种恐惧已经深深根植于他们的既往工作历程中。

就瑞科的情况而言，他对于失去掌控力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涉及时间管理。当瑞科告诉同辈伙伴他要创办自己的咨询公司时，大多数人都表示赞成；咨询公司似乎是一条迈向独立的路径。但在创业之初，他发现自己被一大堆琐碎任务吞没。比如，他需要自己去复印，在此之前他只需要理所当然地拿到复印文件。他发现自己还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人际联络工作；每个电话都必须接听，每个泛泛之交都必须保持联系。为了拓展业务，他不得不跟随别人的时间表来行动，而那些人并没有义务搭理他。他像其他咨询顾问一样，希望能按照合同所拟定的咨询范畴来开展工作。但他又说，这些合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虚有其表。一个咨询顾问通常要根据付费客户的想法来处理问题，而他们的想法总是不断变化，还会有一时兴起的奇思妙想；瑞科在工作上扮演的角色并不固定，因此他不能说：“我做的就只是这些，我负责的只是这些。”

珍妮特失去控制的情况则更加微妙。她现在管理着一小群会计师，这些人可以分为几类：有的在家工作，有的通常在办公室工作，还有一些下层的后台办事员，他们远在千里之外通过电脑与她联络。她现在就职的公司里，在家办公的会计师受到多方面的约束，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条规，电话和电子邮件都受到监控；为了组织千里之外的后台办事员工作，她不能面对面地做出实际判断，必须依据白纸黑字的正式准则来工作。这种工作安排看起来相当有弹性，但她体验到的官僚主义也并不少；她以前主管着一群始终在同一间办公室的员工，相较往日，现在她自身做出的决策确实已不再那么有分量。

正如我所说，我原本并不认为这对美国梦夫妇会让我感动到热泪盈眶。然而，当我和瑞科在飞机上共进晚餐，他开始更多地谈论个人生活，我也逐渐更多地共情起来。他对失去掌控的恐惧一步步发酵，比工作中失去权力的恐惧还要更深。他担心的是，为了在现代经济环境中生存，他需要采取的行动和遵循的生活方式已经使他的内在情感生活发生漂移。

瑞科告诉我，他和珍妮特主要的朋友都是相识于工作之中。他们在过去十二年中几次搬家，已经失去了许多这样的友谊，“尽管我们仍保持着‘网络上的好友关系’”。瑞科希望通过电子通讯来获得一种社区感，这也是恩里克在参加清洁工的工会活动时最喜欢的感觉。但他的儿子却发现网上通讯往往只有寥寥数语，而且总是很匆忙。“这就像你和孩子们相处时一样——如果你没有时常陪伴在他们身边，你得到的新闻往往都是早已过时的消息。”

瑞科一共搬了四次家。他每一次的新邻居都把他的到来视作他对自己生活中上一篇章的终结；他们向他打听硅谷或密苏里办公园区的情况，但是，瑞科说，“他们并没有真的看到其他地方”，他们也没有发挥想象力。这是一种非常美国式的恐惧。典型的美国郊区就像是一个卧室社区（Bedroom Community）——在上一代人中已经形成这样一种不同的郊区，经济上更独立于核心城市区，但也不是真正的小镇或乡村；开发商魔杖一挥，这些社区便随之兴起，然后蓬勃发展，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开始衰落。这样的社区并非没有社会交往或邻里关系，但在居民中没有谁能够长期见证另一个人的生活。

瑞科最担忧的是他的家庭，友情并不持久，当地社区不能久居，这种短暂性是构成他内心忧虑的背景因素。恩里克把工作看成自己服务家庭的方式，瑞科也是如此；与恩里克不同的是，瑞科发现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已经带来不少干扰。起初我以为他说的是工作和家庭之间的时间冲突，大家对此都已司空见惯。“我们7点到家，做晚饭，尽量挤出一个小时辅导孩子们的功课，然后处理我们自己的文书工作。”有一次，他在咨询公司的工作接连几个月都步履艰难，“就好像我都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一般”。他担心家庭会经常陷入无序状态，也担心自己会忽视孩子的需求，因为他们的需求和工作对他的要求并不兼容。

听到这句话，我试图劝他放宽心；我和妻子及继子都曾经承受类似的高压生活，并且很好地幸存下来。“你对自己太过苛刻了，”我说，“你对这一切如此在乎，这个事实已经意味着你正在为家庭做出力所能及的奉献。”虽然他很喜欢这个说法，但我当时其实并没有准确理解他的意思。

我以前就知道，瑞科曾经是一个生活在恩里克权威下的男孩，而他对此感到恼火；他当时告诉我，他认为那些支配清洁工生活的规则都是很短视的，他感觉非常窒息。现在他自己也已为人父，他害怕孩子会缺乏道德上的纪律，这种恐惧一直困扰着他。他特别担心自己的孩子们会成为“商场老鼠”——下午在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漫无目的地闲逛，而他们的父母却在办公室里，没有和孩子保持联系。

因此，他希望为家中儿女树立一个有决心有目标的榜样，“但你仅对孩子们言传是不够的”，他必须以身作则，成为榜样。他向着社会上层的流动已是客观存在的模范事迹，但孩子们已经将此视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他们眼中，这是一段不属于他们的历史，一个已经达到大结局的故事。但瑞科最深处的担忧则是，自己工作生活的实质内容并不能作为孩子们的榜样，并不能向他们传达应该如何以道德的方式来为人处世。那些工作中的上乘品质，却并不等于优秀的品格特征。

后来我才了解，正是恩里克和瑞科这两代人的代沟，让这种恐惧格外严重。现在的企业领袖和媒体记者都在强调，市场的全球化和新科技的普及是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的特点。事实的确如此，但另一个层面的改变却被忽略了，那就是时间的组织方式已经不同往日，工作时间尤其如此。

“短期聘任”（No long term）这个标语也许最能具体反映这种改变。过去的人们按部就班地晋升，整个职业生涯只会更换一两家公司，这种传统的事业发展路径已经不合时宜；在职业生涯中只规划单一技能的时代也已过去。在当今社会，一个受过两年以上大学教育的美国年轻人在职场中可能至少会换十一次工作，在四十年的工作中至少曾三次改变自己的技能基础。

一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主管指出，“短期聘任”这个标语正在改变工作的核心意义：

我们必须在AT&T推广一整套观念：工作都是无法预期的，只能依情况而定。其实，我们公司内部大部分都已经是短期聘任的员工了。“工作职务”已经被“项目”或“工作范畴”取而代之。［原注1］

很多企业已把大部分工作外包给小公司或短期聘任的员工，这些工作份额曾属于他们内部的长期工作。比如，美国劳动力中人数增长最迅速的，就是短期工作机构的员工。［原注2］

管理大师詹姆斯·钱匹（James Champy）认为，“人们热切地渴望改变”，因为“未来的市场具有‘消费者驱动’的特点，这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原注3］从他的这种观点来看，日后的市场活力会变得极其充沛，不再允许我们用墨守成规的方法来年复一年地完成工作，或者只是千篇一律地重复做事。经济学家本尼特·哈里森相信，这种渴求改变的心理是来自“迫切的资本”（Impatient Capital），人们想要快速得到回报；以英美股市的平均股票持有时间为例，过去十五年来已经下降了60%。现在的市场认为，想要在市场上快速获利，迅速变革机构制度是最佳策略。

我们还必须提到，新体制所瞄准的改革对象是“长久”的秩序，这种秩序本身却只是在20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间昙花一现。19世纪资本主义经历了接二连三的股灾和无理性的企业投资，一路步履蹒跚；经济周期大起大落，人们惶惶不安。恩里克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一代，当时这种混乱失序在大部分先进经济体中都得到了较好的管控；他们度过了一个相对而言较为稳定的时代，主要得益于强有力的工会组织、来自国家的福利保障和大型企业等因素。这三十多年被视作“稳定过往”（stable past），如今已经受到新体制的挑战。

现代组织结构改变后，劳动力也随之呈现出周期更短、更趋向合同制、更加零散的转变。各个企业设法减少层层叠叠的官僚架构，使自身变成更加扁平而有弹性的组织。金字塔式的组织已被取代，现在管理层想要的是呈网状的组织形式。社会学家沃尔特·鲍威尔（Walter Powell）说，和金字塔组织相比，“网状组织的发展更加轻快矫健”，“比等级制度的固定资产更容易拆分也更容易重新定义”。［原注4］这说明，晋升或解雇员工已经不再以明确固定的章程为依据，工作任务的划分也不再明晰；网状组织一直在持续调整自身结构。

有位IBM主管曾经告诉鲍威尔，弹性企业“必须成为串联相关活动的群岛”。［原注5］群岛这个意向很适合用来形容网状组织的联络模式，就像在岛与岛之间穿梭畅游一般——得益于现代科技，这种旅行是以光速进行的。传统的沟通方式中，传达命令的信息链缓慢而闭塞，而现在，计算机开始扮演着关键角色，来取代这种传统。劳动力成长最快的部门都涉及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服务，这也是珍妮特和瑞科的工作领域；如今，几乎各行各业、各种阶层、各种职位的人都用电脑工作。（参见附录中的表1和表7的统计。）

当年的恩里克持续走在一成不变的职业轨道上，沿着长年累月的时光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基于上述这些因素，恩里克的经验已经不再合乎常理。“短期聘任”这个标语具体显示的关键变化对瑞科来说也不再是正常情况，但又牵引着他的个人品格发展，在家庭生活的相关方面尤其如此。瑞科试着对我解释的正是这一点，或许这也是他当时想对自己说明的。

就拿投入度和忠诚度来说，“短期聘任”的原则对信任感、忠诚度以及互相托付的精神造成了侵蚀。当然，信任感可以纯粹适用于那些正式事项，比如在达成商业交易或仰赖别人遵守游戏规则的场合。但是，往往是在那些非正式的场合之下，我们对信任感才会有更具深度的体验。比如说，在被分配到一项艰巨或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时，我们才会知道谁可以信赖。这种社会性的情谊需要时间的酝酿，才能慢慢在企业组织的缺口和裂缝中落地生根。

现代企业的聘用时间过于短暂，使这种非正式场合中的信赖感没有机会成熟发展。新企业的首次并购时，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托付之感往往会遭到重创。在那些刚起步的公司里，每个员工都逃不掉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当公司上市，也就是股票刚上市公开交易时，公司创始人往往会卖出股票套现，底层员工则被弃之不顾。如果一个组织是以弹性而松散的网状结构来运作，而不是依靠上情下达的刚性命令，这种网状结构也会削弱企业中的社会关系，对新生组织和老牌企业都是如此。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说，“弱联系的优势”是现代企业关系网络的特色，这种表述部分是指短暂的联系比长期的相处更让人受益，部分是说忠诚这种社会关系中的强联系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原注6］团队工作就是这种弱联系的绝佳体现，团队一个接一个地完成项目，团队成员在整个过程中来了又走，不断变动。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紧密的联系离不开长期相处。从个人层面来说，就是自身有无意愿对他人作出承诺。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John Kotter）从当今企业中通常短暂而疏远的人际关系出发，建议年轻人“在组织外部，而不是在组织内部”工作。他提倡只做咨询顾问，不要被长期雇佣关系“禁锢”；现在的经济环境中，“商业概念、产品设计、对手情报、资本设备以及各种知识的可靠寿命都已越来越短”，对企业效忠不过是种圈套。［原注7］一位咨询顾问最近负责缩减IBM工作，表示员工“一旦（了解公司是靠不住的），他们自身就会具有市场价值”。［原注8］想要应对目前的现实情况，保持超然的态度和表面的合作精神才是更好的武装，而不是基于忠诚和服务精神来行事。

新资本主义的各个层面中，给人们工作以外的情感生活带来直接影响的是其中的时间维度，而不是高科技数据传输、全球股票市场或自由贸易。“短期聘任”的影响也转移到了家庭的语境中：不断搬家、别做承诺、不要牺牲自我。在飞机上，瑞科突然情绪爆发：“你无法想象，我在和孩子们谈到承诺时觉得有多白痴。这种美德对他们来说很抽象，他们无法目睹到它。”我在晚餐时尚且无法理解，感觉他的情绪爆发不知从何而来。现在我才知道他明确的意思，他是在自我反思。他的意思是，现在的孩子们看不到他们的父母在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来履行承诺，甚至在他们父母这一代人身上都看不到这一点。

开明且弹性的工作场合还有一大标志，就是强调团队合作和公开讨论的价值。瑞科也同样讨厌这些价值观转移到私人生活之中。团队精神在家中实施起来具有破坏性，会导致父母教养小孩时失去权威，而且缺乏坚定的指导理念。他说，他和珍妮特已经见到太多父母遇到家中的问题时，好说歹说也不敢说声“不行！”；他们也看过太多父母过分善于倾听，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孩子，却不能约法三章；他们更看到了后果，那就是造就了一大堆茫然无措的孩子。

“处理事情必须一以贯之才可以。”瑞科这样告诉我。我起初又一次没有听懂，然后他用看电视为例来解释他想表达的意思。也许瑞科和珍妮特的这种做法并不常见，他们习惯和两个儿子讨论他们从电视看到的影片或情境喜剧，以及这些节目和报纸上的事件之间存在的关联。“否则，他们看电影就只是看到一堆杂乱无章的影像而已。”不过，他们的讨论和新闻报道的关联之处，大多是孩子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暴力与性。恩里克常用一些微小的比喻来说明品德的问题；这些比喻往往来自他作为清洁工的工作，比如“你可以忽略灰尘，但它不会就此消失”。当我认识瑞科时，他还处于青少年时代。他对这些朴实简短的智慧之语的反应总是带着一点难为情。所以现在我问他自己是否也从他的工作经验中说出比喻，或甚至撷取一些道德规范，他起先直接避而不答：“电视上没有这类的事情。”然后他回答道：“嗯，没有，我不会那样说话。”

由此看来，但凡是工作中的行为，无论是给人们带来成功，还是只能勉强糊口，对于瑞科扮演模范家长的角色并没有什么助益。事实上，他们这对现代夫妻面临的问题刚好相反：如何保护家庭关系，如何不让短期性质的行为和开会时的心态影响到家庭关系？最重要的是，现代工作场合缺乏忠诚和承诺，如何不让这些特点逐步侵蚀家庭空间？瑞科认为，家庭不应强调见风使舵的新经济价值，真正重要的是履行实际义务、可靠可信、遵守承诺并坚持目标，这些都是长久持续的美德。

这种工作和家庭间的冲突，其实在对成年人本身的经验提出质疑。在一个只看短期利益的社会中，如何追求长期目标？如何保持长久的社交关系？在一个被分解为插曲和片段的社会中，人们该如何对身份和生活历史展开叙述？而新经济的形势反而正是建立在这种时间和空间的漂移基础之上的，人们在不同地域之间流离转徙，在不同的工作之间调职更替。如果让我概括说明瑞科的困境，那就是他的品格很可能受到短期资本主义的侵蚀，那些保持长久的人际关系、为每个人持续带来自我意识的品格特质尤其岌岌可危。

晚餐结束时，我俩都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之中。早在二十五年之前，我就想象着资本主义已经差不多达到最后的极致状态；无论市场是否更自由、政府管控是否更少，这个“制度”本身已经入驻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一如既往地经历了成功和失败、支配和屈服、异化和消费。于我而言，文化和品格的相关问题可以归于这些熟悉的类别之中。但是这些旧日的思考习惯却无法捕捉现在年轻人的经验。

显然，瑞科关于家庭的一席话也让他开始思考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当我们都退到机舱后部吸烟时，他说自己曾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美国宽泛的概念中，他们关心穷人、善待黑人及同性恋等少数群体。恩里克对于黑人和外国人缺乏包容心，他的儿子对此感到很惭愧。不过，瑞科说他在步入职场之后已经变身为“文化保守派”。他像大部分同辈一样厌恶社会上的寄生虫。对他来说，最具体的例子就是那些福利妈妈，她们拿着政府救济支票去酗酒嗑药。他开始笃信那些固定且严峻的团体行为准则。对于那种对应开放式工作会议的“自由式教养”，瑞科并不认可其中的价值。瑞科谈到理想的社区时曾举例告诉我，他赞成目前某些保守派圈子提出的方案，对于不称职的糟糕父母，应当把他们的小孩带去孤儿院。

我一听，气得毛发倒竖，和他激烈地辩论起来。我们头顶笼罩着层层烟雾，争执不下。（我在翻阅笔记时，感觉瑞科也因为把我惹火而略有一丝快意。）他知道他的文化保守主义仅止于此，仅限于一个理想化的象征性社区。他并非真的想把小孩关在孤儿院里；他作为成年人的经验中，肯定很少出现过去那种保守主义；比如，他每搬一次家，就会被其他美国人看成是一个全新的人，过去种种迅速成为过眼云烟。他所认同的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是对连贯性的见证，而这恰恰是他生活中所缺少的。

关于家庭，他也不是单纯怀念过去的价值观而已。瑞科其实不喜欢严格的家规，比如以前在恩里克掌控之下的生活。即使有可能，他也不愿意回到恩里克和弗拉维亚生活的那种线性时间；我告诉他，我有大学教授的终生教职，他当时的眼神流露出一丝厌恶。他把不确定性和冒险视为工作中的挑战；身为咨询顾问，他对于扮演团队成员的角色已经游刃有余。

但是这些弹性行为模式对瑞科作为父亲或社区成员的角色毫无助益；他希望维持社交关系，为孩子提供持久的指导。他想要对抗工作中被隔绝的关系、邻居有意为之的健忘、孩子变成商场老鼠的噩梦，因此他强调持续价值的概念。就这样，瑞科已经跌入陷阱之中。

他举出一些具体例子来说明这种价值：会说“不行”的父母、需要努力经营的社区、依赖是种罪恶。这些都是固定的规范。难以预测的环境是被这些道德规范排除在外的——毕竟，瑞科想要对抗的正是那些随心所欲的突发奇想。但要把这种永恒的规范付诸行动又谈何容易。

瑞科描述过去十四年中东迁西徙的经历时，他言语中经常提到这种困难。虽然搬很多次家是他身不由己的无奈之举，但他却很少用被动语态来叙述这些事情。例如，他不喜欢“我被解雇了”这样的说法；与之相反，这件发生在密苏里办公园区的事其实颠覆了他的生活，而他提到的时候却说：“我面临危机，必须做出抉择。”至于具体是什么危机，他说：“这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搬这么多次家都是我的责任。”这样的语气听起来像他爸爸。“有责任自己扛”是恩里克话语中最有分量的一句，但瑞科不知道如何实践出来。

我问瑞科：“你在密苏里被裁员时，为什么不抗议？为什么没有反戈一击？”

“我当然很愤怒，但是这样做没什么好处。企业要进行人员精简，这并非不公平，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必须直面后果。我能要求珍妮特再跟我一起搬一次家吗？这对她对孩子们都不好。我该问她吗？这种事我能写信问谁呢？”

他对此无能为力。即使是这种超出他控制范围的事情，他依然觉得自己负有责任；他真的让自己背负起了这个重担。但是，“扛起责任”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的孩子们对于搬家已经习以为常；他的妻子其实已经很感激他上次愿意为了她而搬家。然而瑞科说出“搬这么多次家都是我的责任”这句话，一下问倒了我。旅途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我绝对不能回答：“你又能怎么负责呢？”这个问题虽然合情合理，却是种侮辱，就好像是在说，你是无足轻重的。

恩里克持有某种旧时代的宿命论观念，认为人们出生在特定的阶级或某种生活状况中，并应在这些限制之下尽力而为。他也曾遇到解雇这类无力掌控的事件，但后来都挺过来了。刚刚提到的那段争辩已经让我们清楚看到，瑞科具有更为绝对的责任感。那种不屈不挠想要承担责任的品格特质，正是他的引人注意之处。他具体采取了什么行动则不那么重要。弹性制度已经把他推到这种境地，他只能把纯粹的意志力当成自己道德品格的核心。

为超出自身掌控的事情负起责任，这个说法听来耳熟，这其实就是内疚感。但是这样形容瑞科仍然不甚准确，至少在我看来他不是这样。他并没有沉溺在自我指责之中，也没有失去勇气，虽然他感觉自己面对着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他对于品格优良之人的行事方式给出了一套规范，虽然显出些许单纯幼稚，但也不应该基于这点来评判他。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雇主的决定导致他的家庭生活一团乱麻，但即使他写信向公司控诉也肯定无济于事。因此瑞科主要通过纯粹的意志力来抵抗这一切，这样他才不会漂移重心。他特别抗拒某些品格特质受到侵蚀，比如忠心耿耿、献身精神、明确目标和坚定决心。这些品格本质上都是长远的。他认可长久的价值，并让这些价值成为形容他的标识——恒长的、持久的、核心的。他的意志已经静止不变，这种纯粹对价值的论断已经束缚了他。

漂移的经验和静止的论断是两个极端，两极之间却缺少一种可以组织瑞科行为的叙述方式。所谓叙述，不只是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编排记载而已；叙述能够决定时间推进的方式，暗示事件发生的原因，揭露事件的后果。恩里克对于自己的生活有一套叙述方式：时间线性发展，事件不断累积。他身处一个等级分明的世界，这样的叙述合情合理；而瑞科生活的世界不仅崇尚短期弹性制度，而且瞬息万变。这个世界并没有给故事叙述提供空间，无论经济上或社会上都是如此。有的企业被重组，有的企业被并购；有新的工作出现，有旧的岗位消失。这些都是毫无关联的事件。约瑟夫·熊彼特(3)在思考企业家的角色时说，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4)要求人们在无法猜想改变带来的后果、无法得知接下来发生何事的情况下，还能够保持心安理得。但大部分人无法用这种不慌不忙、满不在乎的方式来安然面对改变。

当然，瑞科并不想成为一个熊彼特式的人物，虽然他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已经表现得很出色。“改变”意味随处漂移；瑞科担心他的孩子们在道德或情感方面都会变得漂浮不定，失去重心。但是，就像他对雇主欲言又止一样，他也没法给孩子们写封信，引导他们在时间的长河中成长。他想教给孩子们永恒的一课，就像他自身持久的意志力一样——这能说明他的道德箴言放诸四海而皆准。改变给他的内心带来混乱和焦虑，让他向着相反的极端摇摆；或许正因为此，他无法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出一个阐明性的故事说给孩子听；或许正因为此，人们无法从他说的话中了解他的品格或理想。

我之所以提到这段偶遇，是因为瑞科对时间、地点、工作的体验具有普遍性，他的情绪反应也很大众化。新资本主义中的时间状况已经带来了品格和经验之间的冲突。人们经历了时间上的脱节，因而没有能力塑造品格，并将其纳入长期的叙述之中。

15世纪末，诗人霍克利夫（Thomas Hoccleve）在《王子的规训》（The Regiment of Princes）(5)中叹道：“噢！世界之安稳何处寻？”荷马(6)也曾经发出同样的感叹，《旧约·耶利米书》亦如是。［原注9］在人类历史的大半时间里，人们都已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战争、饥荒等灾难会让生活风云突变，他们必须随机应变才能生存下去。1940年，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都在那一年异常焦虑，他们见证了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破坏，又目睹着世界大战的阴影步步逼近。

当今社会的不确定感具有特殊之处：它的存在不是因为迫在眉睫的历史灾难；恰恰相反，与之交相辉映的是资本主义充满活力的日常经验。不稳定性被视为正常情况。熊彼特的企业家被当成理想化的“普通人”（everyman）。也许，品格的侵蚀是在所难免的结果。“短期聘任”的模式使得长期的行动失去动力，解开了信赖和承诺的关系纽带，让人们知行不一。

瑞科是个集成功和迷惘于一身的人，我想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弹性的行为曾经带给他成功，但如今却在削弱他的个人品格。如果他是我们时代的“普通人”，他体现的普遍性正是在这种困境中得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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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法学家，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杜尔凯姆一起被公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奠基人。

(2)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哲学家。

(3)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奥地利一位有深远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家。

(4)　“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capitalism）是熊彼特提出的重要学说主张之一。当商业周期到谷底的同时，也是某些企业家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或是另一些企业家必须“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只要将多余的竞争者筛除或是有一些成功的“创新”产生，便会使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它又会吸引新的竞争者投入，然后又是一次利润递减的过程，回到之前的状态……所以说每一次的萧条都包括一次技术革新的可能，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陈述为：技术革新的结果便是可预期的下一次萧条。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创造性与毁灭性因此是同源的。但熊彼特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便是由于其自己产生的动力而将不停地推动自身发展，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将因为无法承受其快速膨胀带来的能量而崩溃于其自身的规模。

(5)　霍克利夫的代表作，是一篇关于美德和恶习的讲道，写给即将登基的英国亨利五世。

(6)　荷马（Homer，约前9世纪—前8世纪），相传为古希腊的吟游诗人。他创作了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者统称《荷马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