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确立“四元贫困主因论”

在上述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中外反贫困的实践及其效果，我们撇开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一般具有暂时性的各种灾难，便可以确立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科技、制度、法策、个体”的“四元贫困主因论”。各主因之间既是独立的，也是相互联系或密切相关的。

一是科技缺少的贫困主因。这是指科技总体不发达或缺少某种科技而导致的贫困。从生产力层面分析，由科技水平形成的某国家或某地区的经济状况和自然生态环境，必定会对贫富格局产生重要的经济影响。科技和生产力相对不发达，制约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能力提升，往往造成反贫困进展缓慢，而科技和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地区的贫困则相对较少。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78年以年人均纯收入100元为贫困线，当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5亿，贫困发生率为30.7%[47]。既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取了积极反贫困措施并取得重要成效，那为何至改革开放前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依然不少？主要原因就是这一时期在总人口激增情况下科技和经济发达的程度还不够。

二是制度缺陷的贫困主因。这是指社会基本制度的缺陷而导致的贫困。从制度层面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按资分配和唯市场化的基本经济制度，资产阶级多党轮流执政的基本政治制度，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导的基本文化教育制度，必定会对贫富格局产生重要的制度影响。这就是为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很难消灭绝对贫困，更谈不上缩小相对贫困的主要缘由。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就始终不存在消灭绝对贫困的基本制度障碍，而能不能缩小相对贫困则取决于非公经济所占的比重。2021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2012年至2020年，在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创造了人类减贫历史上的“中国奇迹”，并为全球反贫困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充分表明在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不仅不是反贫困的障碍，而且是反贫困的巨大优势和保障。

三是法策缺位的贫困主因。这是指法律法规政策的缺位而导致的贫困。从法策层面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痼疾，其国家所实行的有关反贫困的法律法规政策往往不及时、不到位，且资产阶级各政党意见分歧、互相扯皮、言行不一，从而对贫富格局产生重要的法策影响。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只要经济发展实力具备和执政党有决心，便可以及时制定和高效实行到位的法策体系，用举国体制机制在较短的时期内攻坚解决贫困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贫困实践印证了这一点。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改称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扶贫工作，逐步明确贫困标准，确定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标志着反贫困工作的制度化；1994年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讨论通过《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提出解决极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巩固温饱成果的目标；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了“两不愁三保障”的扶贫任务，推进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12—2017年，党中央实行开发式扶贫与救济式扶贫双轨并行的机制，保持对贫困人口的兜底性制度安排，并加大开发力度；2019年底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党中央对脱贫攻坚战作出新的部署，从而在防疫背景下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四是个体缺点的贫困主因。这是指个人及其家庭的素质缺点而导致的贫困。从个体层面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制度的痼疾，再加上个体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反映在个人及其家庭的问题和缺点很多，从而必定会对贫富格局产生重要的个体影响。有舆论一味片面指责贫困的个体，殊不知倘若一个社会长期普遍存在诸如贫困（或腐败或犯罪或信仰）等问题，那么肯定主要是涉及这类社会问题的解决框架体系有问题；只有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体系没有大问题，才能主要归结为个体问题。这属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问题症结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国反贫困的基本框架体系及其成功经验、美国和印度等资本主义国家反贫困的基本框架体系及其失败的教训，均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诚然，任何国家均应高度重视对个体反贫困的教育引导（包括“少生快富”、消除“躺平等靠”的宣传教育）、技术培训、互助合作、劳动竞赛、资金支持等多方面工作，以便积极促进个体自立自强地走出贫困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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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历史经验研究”（20&ZD052）阶段性成果；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首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张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雅博士后、副教授，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名称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于1969年的该奖项并不属于1895年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到的5个奖项，是瑞典的右翼经济学家为了反对凯恩斯主义和左翼经济学而鼓动设立的，之后该奖被授予一大批搞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贫富分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故本文简称其为“银行诺奖”。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58.

[4]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7.

[5]当下不宜轻易批判西方国家大众“消费主义”，而要重点批判过度消费信贷是资本主义剥削和消费的重要新现象和新特点。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54.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0.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39.

[9]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对大多数劳动阶级的子女实行国家教育投入较少和贷款上学的公立学校教育，以宽松的教育内容培养雇佣劳动者，而对少数富人阶级的子女实行收费很高的私立学校教育，以严格紧张的教育制度和内容培养本阶级的接班人。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04.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04.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39.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54.

[14]诺贝尔经济学家评委会.理解发展和减贫［J］.比较，2019（6）.

[15]［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268.

[16]［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3.

[17]［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3.

[18]［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19]［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8.

[20]［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9.

[21]［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3.

[22]［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68.

[23]［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230.

[24]［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235.

[25]［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247.

[26]［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3.

[27]［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5.

[28]［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9.

[29]［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59.

[30]［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4.

[31]［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2.

[32]［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266.

[33]［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6.

[34]［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80.

[35]［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3.

[36]［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6.

[37]［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6.

[38]［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80.

[39]［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89.

[40]［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90.

[41]［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95.

[42]［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75.

[43]［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76.

[44]［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11.

[45]［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13.

[46]［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M］.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17.

[47]1978—2000年农村居民贫困状况［EB/OL］.（2002-10-22）［2021-4-24］.http：//www.stats.gov.cn/ztjc/ztsj/ncjjzb/200210/t20021022_368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