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最初的步伐

俄国的历史就是被殖民的历史。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最初的步伐踏在了海上。882年，诺夫哥罗德王公、无数城池和土地的主宰者留里克死后三年，其继任者奥列格外出征伐。他的亲兵里就有瓦良格人、《往年纪事》的作者所说的“发现者”以及“初代移民”，换句话说，就是斯拉夫人和芬兰人这些本地的居民。攻占斯摩棱斯克之后，奥列格在该地派人驻守，便顺第聂伯河南下，一直来到“山丘上的一座小城”。这座“小城”就是基辅。

奥列格施巧计，将该城的统治者阿斯克尔德和季尔诱至陡峭的河岸上，对他们说要剥夺他们的权力，理由是他们并非出身于王室，要立留里克的儿子小伊戈尔当王公和继承人。阿斯克尔德和季尔后来都被杀害，奥列格便着手统治基辅，使之成为“俄国城池之母”。

俄国唯一一部记述“初始之初”历史的《往年纪事》就是这样记录俄国最初的情况的。历史学家正确地注意到洞窟修道院的僧侣涅斯托尔是1122年在基辅写下这部作品的，也就是与所提到的那些事件相距一个半世纪；他们还指出，后来有过两次修订、重写、补足、订正。我们现在仍然缺少其他文献，所以没法不去理会涅斯托尔的记录。确实，依照历史学家的观点的不同，还有时代需求的不同，人们仍有可能对《往年纪事》进行分析、阐释、讨论和驳斥。

王朝的创建者留里克是个颇为神秘的人物，他的行为和生平全都无法证实。相反，奥列格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可以求证的人物。他的存在以及所作所为其实都可以通过拜占庭的文献来加以证实。帝国的历史学家记录道，860年，瓦良格人的船只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但这儿的敌人仍然是无名无姓的。907年，将基辅交给伊戈尔之后，奥列格便“向希腊人进军”。他聚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编年史家列举的参与战事的部族不少于12个，其中还没算上瓦良格人。奥列格“或骑马，或坐船”，夺取了君士坦丁堡。数字可以让人了解他的军队究竟达到何种规模：2000艘战船，每艘船运载“40个人”。但我们也知道，古代的文献都喜欢夸大参加战事的军队的规模。不过，俄罗斯人在满目疮痍的拜占庭都城周边地区打的胜仗，可以证实奥列格军队的强大。《往年纪事》描写了这场由奥列格领导的战斗：“……他在城市附近地区杀了许许多多希腊人，摧毁了大量宫殿，将教堂付之一炬。俘虏有的被刀刃穿透，有的遭到折磨，还有的被火烧死，或被投入海中溺死。俄罗斯人还让希腊人遭了其他许多罪，这是对待敌人的惯例。”

奥列格的军力还得到了拜占庭人的行为证实：俄罗斯人的入侵让拜占庭人惊慌失措，王公说要多少贡赋，他们就愿给多少贡赋。俄罗斯人于是签署了第一份国际协议：和平达成（911年得到批准），从而使俄罗斯人有权在帝国的都城自由行商。城郊有一个地方专门保留给了他们，双方在冲突的管理模式、交换及赎买俘虏、收回在逃奴隶和罪犯等方面都达成了一致意见。

拜占庭的文献并未提及奥列格的战事，这一空白使某些历史学家对《往年纪事》中的记述产生了怀疑。1938年，《俄国古代文学史》一书的作者古兹教授提出了一种假设，即“对俄国君主战争凯旋的记述”乃是诗意的杜撰。[23]1967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鸿篇巨制《拜占庭史》认为从一些阿拉伯作者那儿获得的发现影射了奥列格的那场战事，所以“再也不能怀疑其真实性”。[24]

《往年纪事》记录了号称智者的奥列格之死，他统治了三十三年，三十年都在基辅。公国传到了留里克的儿子伊戈尔手上。后者继续遵循奥列格的政策，攻城略地。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讲到了“战争和烧杀抢掠”。[25]从中可以看出王公努力为国家扩展边界的行为有其逻辑性。奥列格选择了从诺夫哥罗德到基辅、从拉多加湖到黑海沿岸的商路作为中轴线。他入侵第聂伯河的左岸（对阵塞维里亚涅人和拉蒂米奇人）和右岸（对阵杰列夫良人），以期保卫基辅罗斯的两翼。尽管远征的目的是获取土地，但领土本身的重要性远比人口的重要性低，有人，就能征收贡赋，可以让奴隶当兵。

伊戈尔扩大了侵略的范围。912年至913年，他对里海西岸和南岸发起战事。五百艘战船运载他的亲兵洗劫了吉连、塔巴里斯坦、希尔万，夺得了大量战利品。但返程的时候，王公的军队被哈扎尔汗击败。还得进一步行动才能阻止伊戈尔。无疑，他的计划暂时搁浅，尚需时日来重建军队。《往年纪事》提到，916年，出现了佩切涅格人：“佩切涅格人第一次来到了俄国的土地上。”源自突厥的这个草原民族将住在南方大草原达一个多世纪之久。基辅王公和佩切涅格人保持了和平，后来在劫掠拜占庭的时候，提议与之结盟。941年，伊戈尔的轻型战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入海口与希腊战船对垒，后者有一种武器相当强大，而且颇为神秘，那就是希腊火。阿诺德·汤因比说那就是凝固汽油弹，这种化学物质触水即燃，而且无法扑灭。这次战败并没能让伊戈尔丧气。943年至944年，和三十年前一样，他又对外高加索的里海沿岸发起进攻，随后又于945年再次向拜占庭进军。拜占庭皇帝派出了使团，后者在多瑙河上与俄军相遇，并说服俄军与之缔结了和平条约。这份条约和911年的相比并无不利之处，基辅人获得了一些商业上的好处，但作为交换，他们要帮助拜占庭守卫其在克里米亚的定居点。无论成功与否，伊戈尔的几场战事终于让基辅罗斯进入了拜占庭的政治范畴，这一点毋庸置疑。帝国一方的亲历者是这么记录的：亲兵于944年缔结条约，其中一批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圣以利亚教堂宣了誓。但《往年纪事》说奥列格及其战士是“根据罗斯的法律宣的誓”，也就是说他们遵循的是异教的仪式：“他们以自己的武器、佩伦神以及主牲畜的沃洛斯神起了誓。”两份条约之间隔了三十年，其间，基督教进入了基辅罗斯，虽然大多数人口仍然信奉异教。

和拜占庭签订条约的那一年，伊戈尔还没从战场回来，就重新开始对杰列夫良人征收赋税。“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在其著作《诸民族》（10世纪中叶）就讲到了基辅王公向斯拉夫人征收赋税的情况。11月，王公及其亲兵开始出发，行程一直持续到4月。此时，第聂伯河已不再冰封，可以带着财宝重返基辅。但涅斯托尔的记录所讲述的历史并不寻常，因为当时的人都还留有记忆。作者写道，945年，伊戈尔的亲兵向王公宣称，他在杰列夫良土地上的代表斯文涅尔德督军率领的军队要比君主的亲兵过得好。伊戈尔的人建议他返回已缴清贡赋的杰列夫良人那儿，进行第二次征收。伊戈尔同意了。他们再次从杰列夫良人身上搜刮了一遍，涅斯托尔说得很明白：“他们依靠的是武力。”伊戈尔没有阻止这种做法。他再次派遣亲兵前往基辅，率领一小队士兵第三次来到杰列夫良人那儿。但一连三次就太多了。杰列夫良人说：“如果狼养成进羊圈的习惯，就会逐渐把整个羊群夺走，除非把狼给宰了。”于是，他们从所在的城市伊斯科罗斯坚城出发，“向伊戈尔进军。他们杀了伊戈尔和他手下的士兵”。

历史学家对伊戈尔这么做的理由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伊戈尔就是残暴无情，另有人认为杰列夫良人桀骜不驯，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伊戈尔太自信，第三次去征收税赋的时候，竟然只带了一小队士兵。列夫·古米廖夫手头并没有掌握任何特别的文献，只是凭“直觉”认为伊戈尔之所以会不得善终，是因为“受到了哈扎尔国王约瑟夫的影响”。照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家的说法，作为可汗附庸的基辅王公学会了“给犹太人惹麻烦，丝毫不会考虑那些人的感受”。[26]

伊戈尔死后，基辅的权力传到了他的寡妻奥尔加的手上。《往年纪事》的记述极具复仇故事的色彩，说女王公报了杀夫之仇。她绞尽脑汁，四次惩罚了杰列夫良人，最终大功告成，摧毁了伊斯科罗斯坚城：“她夺取城池，将之付于一炬，将长者押为俘虏，其余人等悉遭屠戮，第三等人则沦为奴隶，余下的人需终生缴付贡赋。”

奥尔加的统治持续了大约十七年，这段时期相对平静。《往年纪事》没有提到类似伊戈尔时期那样的战事，但提到了女王公在行政管理上的举措，特别是对税务的征收进行了改革。她取消了王公的冬季远征行动，而代之以驿站（pogosts）体系，类似于负责为国库添加进项的部门。

954年至955年，奥尔加皈依基督教。《往年纪事》认为这起事件是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但大量历史学家认为女王公是在基辅行的洗礼。但毋庸置疑的是，她于957年去了君士坦丁堡，在那儿受到了皇帝的接待，这有希腊史料为证。“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在其《仪式书》中详细描述了那场在豪华宫殿里接待女王公的庆典活动。对女王公的接待虽然颇为庄严肃穆，但显然并不属于最高规格，因为奥尔加对此颇为不满。

拜占庭认为，某某王公皈依了基督教，也就自然成为帝国的藩属。959年，心心念念想要保持独立的奥尔加向日耳曼国王鄂图一世派去了使团（德语文献特别指出这件事为女王公本人倡议），恳求国王帮她获取新基督徒所需的品级。国王并不急于满足她的要求。这件事拖了很长时间。最后，特里尔圣马克西姆修道院的亚德伯被派往了俄国。亚德伯没什么热情，斯维亚托斯拉夫王公在基辅的御座上对他的接待也很冷淡，于是他的这次使命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尽管特里尔的亚德伯从这次艰险的行程中安然回返，但他的大批随从都死在了路上。罗马教会没有抓住奥尔加女王公提供的这次机会并从中获益，显然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基督教此时已经分裂成了两部分。

奥尔加给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他是第一个起了斯拉夫名字的俄国王公）留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尽管斯维亚托斯拉夫拒绝改宗，仍奉异教，但《往年纪事》作者笔下的这位新上台的王公仍然相当生动，看得出作者很乐于这样描写。他说王公步伐雄劲有力，犹如虎豹，穿戴简朴，举止仍如战士一般粗犷（“他不会把肉烧熟，而是把马肉、牛肉或其他肉类精细地切成块，放在炭火上烤，就这么吃”）。伊戈尔和奥尔加的这个儿子精力极其充沛，勇敢无畏，遵守骑士的准则（他仍然保留警告敌人的习惯：“我要向你们过来了！”），正属于维京头目的那种类型，既有战略家的才能，又有建立帝国的雄才大略。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说他是“疯狂的瓦良格人”。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把俄国史看作欧亚民族的发展史，对他而言，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里耶维奇在这片靠他来发展的地理空间内，拥有能将自己统治的民众联合起来的能力。

《往年纪事》说斯维亚托斯拉夫“作战经验丰富”。事实上，在他统治的八年时间里，可以说战事不曾停歇过。身为基辅王公，他最初是和哈扎尔人打仗。奥列格和伊戈尔曾经打败他们，但只是局限于入侵这个强大的国家的领土，打胜仗的时候，也只不过夺取了丰富的战利品。斯维亚托斯拉夫要发动的是一场战争。964年，他夺取了奥卡河，征服了向哈扎尔人上贡的维亚蒂齐人。翌年，斯维亚托斯拉夫的亲兵乘船顺奥卡河和伏尔加河而下，攻占了哈扎尔人的重要城池伊提尔和萨克尔（白堡），将之劫掠一空。哈扎尔汗国还遭到了致命一击：伏尔加河下游成了基辅王公的囊中之物。

还没来得及立稳脚跟，斯维亚托斯拉夫便于967年又发起了新的战事，这次的目标是多瑙河。那时，拜占庭对他发出了邀请，并送给他一千五百斤黄金。皇帝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决定不再遵守927年签订的向保加尔人缴纳贡赋的条约。罗斯的亲兵立刻发动袭击，要向多瑙河的保加尔人证明他们有多脆弱。照列夫·古米廖夫的说法，由于王公常年在外征战，他那信奉基督教的母亲奥尔加便在基辅取而代之，所以，异教徒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里耶维奇当时很难忍受基辅。女王公身边信奉基督教的扈从看见这个骚动不安的战士远离了都城，都觉心头大喜。而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这场战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打败了保加尔人，攻占了他们的城池，尤其是多瑙河上的佩列亚斯拉维茨。

罗斯的亲兵战胜保加尔人之际，佩切涅格人或许受到拜占庭人的促动，对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胜利感到很不放心，便包围了基辅。王公匆忙赶去救援都城，尽管他打败了佩切涅格人，但还是遭到了臣民的责备：“你想寻求外国的土地，心心念念想的都是这个，却将自己的土地弃之不顾。佩切涅格人差点就攻占了我们的土地，夺走你的母亲、你的孩子。”《往年纪事》写道，969年，斯维亚托斯拉夫突然宣布了一个决定：“我不喜欢住在基辅，我要去多瑙河上的佩列亚斯拉维茨居住。那儿才是我的核心地带，财富多得数不胜数：有希腊的黄金、丝绸、美酒、水果，有匈牙利的银器和骏马，有罗斯的皮毛、蜂蜡、蜂蜜、奴隶。”患病的奥尔加恳求儿子等她死了再这么做。

970年，王公将财产分给了几个儿子。长子亚罗波尔克得到了基辅，次子奥列格得到了杰列夫良人的土地，幼子弗拉基米尔被派去统治诺夫哥罗德。斯维亚托斯拉夫则返回了佩列亚斯拉维茨。他此时已经占据了保加利亚整个西北部的领土，越过了巴尔干，侵入了色雷斯。其亲兵的先头部队在通往拜占庭都城、靠近阿尔卡狄奥波尔的地方被击败。斯维亚托斯拉夫又折回了巴尔干。

969年12月，君士坦丁堡又发生了一起武力行动。尼基弗鲁斯·福卡斯遇刺，约翰·齐米斯基斯登上了御座，他是10世纪最富有才干的将军。971年春，齐米斯基斯对斯维亚托斯拉夫发动战争。受拜占庭人的怂恿，保加尔人起而反抗罗斯的入侵者。基辅的亲兵在多洛斯托耳筑壕据守，奋力拼搏，击退了齐米斯基斯大军的进攻。斯维亚托斯拉夫被土地和多瑙河困住，最后只能同意离开保加利亚，好让手下士兵重得自由。972年春，王公在第聂伯河的险滩处遭到佩切涅格人的伏击被杀。有传言说佩切涅格王公库里亚用他的头颅做了个高脚杯，上面还镶了银。

拜占庭历史学家利奥修士（他记录了959年至978年间的事件）在斯维亚托斯拉夫和被围困的卫戍部队指挥官以及皇帝约翰·齐米斯基斯遭遇期间，对这位冲锋陷阵的王公作了颇为详尽的独特描述，多瑙河两岸的拜占庭人就是这么看待这位王公的。

皇帝骑着马，身披金甲，走在最前面，身后骑士的盔甲和武器也金光闪闪。他一直来到多瑙河岸边。斯维亚托斯拉夫走入小船内，和战士一起划船。“他中等体形，个头不大，也不小；浓眉，眼睛灰蓝色，鼻子扁平，下颏无须，但上唇胡须浓密。他剃了光头，只留一长绺头发，表明出身高贵。脖子粗壮，胸膛宽阔，身材匀称，但神情粗犷，怒气冲冲。他的一只耳朵穿了耳环，上镶红宝石和两颗珠子。他身上很干净，只有这一点能让他的白色装束和其他桨手的装束区分开来。他坐在船尾，同皇帝就和平条约事宜进行了简单交流，之后便离开了。”

斯维亚托斯拉夫统治的八年时间（和前任相比时间很短）在俄罗斯的历史上留下了印迹，虽然基辅王公（从精神和体格上来说）更具斯堪的纳维亚特质的那些后裔对他发动的战争是否具有重要性各有不同的评价。我们可以将这些历史学家的主导观点分成三种。第一种观点是大部分研究者都认可的，他们认为消灭哈扎尔汗国对基辅罗斯而言造成了致命的重大影响。照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哈扎尔的势力可以保证罗斯商人在东方的安全，哈扎尔人一旦被削弱，“蛮族”就会拥入西方，直至顿河以远，“堵塞当时从斯拉夫的大草原到第聂伯河之间畅通无阻的通道”。[27]勒内·格鲁塞也持这种观点：“拜占庭人（……）帮助俄罗斯人击败这些开化的突厥人其实颇为失算，毕竟后者是帝国最为古老，也是最为忠诚的盟友。哈扎尔人一败，新来的蛮族就占据了东欧大草原。”[28]米·阿尔塔莫诺夫和V. 马弗罗津[29]也认为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行为欠考虑，反而把保护乌拉尔—里海缺口的屏障给破除了，而那是亚洲通往欧洲的通道。这样一来，基辅公国的边界也就受到了佩切涅格人和波洛韦茨人源源不断的侵袭，让罗斯疲于应付。

第二种观点以维尔纳茨基[30]为代表，他从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行为中发现，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政治规划。这位历史学家写道，基辅王公臣服了多瑙河的保加尔人之后，便成了游牧皇帝的继承人。当时，他的帝国比阿瓦尔人的还要广袤（因为斯维亚托斯拉夫不仅占据了下多瑙河地区，也占据了哈扎尔帝国所在的下伏尔加地区，或者反过来说，不仅占据了伏尔加河，也占据了多瑙河）。只有匈人的帝国（4世纪至5世纪）可与他的帝国相比，但匈人的帝国和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帝国不同，他们并没有占据基辅，也没占有诺夫哥罗德。对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而言，击败哈扎尔人之后，斯维亚托斯拉夫就夺取了哈扎尔君主的称号——可汗。他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大帝和智者雅罗斯拉夫也都保有这个称号。

欧亚主义历史学家的观点值得关注。事实上，没有任何手段，也没有任何文献，可以真正让人确定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行为到底是冲动所致，还是在实施深思熟虑的计划，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断言，他的帝国的疆域已然成为今后俄罗斯帝国的草图，将把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多瑙河囊括在内。

上述两种有关斯维亚托斯拉夫战略的观点可以说都是地缘政治方面的。而列夫·古米廖夫的观点更为现代，毕竟他是在20世纪末提出的，但他的观点却具有意识形态的特质。这位大草原和俄国古代史的专家是从一个论点出发的，他将这个论点简明扼要地归纳为一个公式：“对9世纪至10世纪的旧俄而言，哈扎尔国虽然能力出众，但很糟糕。”[31]列夫·古米廖夫从这个起始的假设得出了如下结论：“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辉煌胜利拯救了基辅和俄罗斯大地……”[32]他认为，哈扎尔国的内在缺陷是其领导人宣扬犹太教所致。列夫·古米廖夫继续称，“消灭伊提尔的犹太社群就解放了哈扎尔人和周围的所有民族”。[33]他还补充道：“犹太教消失之时，没在伏尔加河流域留下痕迹，而是让位给了伊斯兰教。”[34]

对这位历史学家而言，犹太教本质有害、粗俗，是另一种威胁：它和西方走得太近，还和天主教、“拉丁文明”有联系。列夫·古米廖夫解释道：“（……）天主教取得胜利的斯拉夫国家很快就会被西欧的经济体系囊括进去。”他还立刻举了一个例子：“波兰王公梅什科一世（960—992在位）才刚刚将拉丁信仰植入自己的王国，犹太人就已经在波兰从事盐、小麦、皮毛和匈牙利美酒的生意了。”[35]犹太人帮助天主教安顿下来，天主教会保护犹太人。他们一起构成了这个经济体系，从而也是西欧的精神体系，列夫·古米廖夫认为，对古俄罗斯来说，这就是主要的、致命的威胁。

这位历史学家在论及犹太人的时候说：“……他们悲悲戚戚，渴望撒旦，游荡在朗格多克阳光酷烈的山丘上、伦巴底野花怒放的田野上、伊朗和帕米尔连绵的群山之间……但他们既没有出现在罗斯，也没有出现在西伯利亚。而这一切都得直接归功于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里耶维奇。”[36]换言之，明察秋毫的异教徒斯维亚托斯拉夫为俄罗斯打开了东正教的通途。

如果相信那个时代和《往年纪事》的证词的话，那么在10世纪，消灭哈扎尔国就会被认为是一场对邻国的战争，和斯维亚托斯拉夫发动的无数战事完全一样。列夫·古米廖夫证明了千年以前的旧事仍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实性，它们具有当下的趣味，这样他就能为当下的思想体系确立基础了。

斯维亚托斯拉夫之死为罗斯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打上了休止符。大约一个世纪后，在四位王公的统治之下，基辅罗斯成了欧洲地缘政治地图上的一个优先选项，也为领土扩张规定了大的方向。其权力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王位在父辈与子辈间的直系传承，如奥列格—伊戈尔—奥尔加—斯维亚托斯拉夫，在后来发生的事件中，这一点会变得相当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