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邻居：哈扎尔人、拜占庭人和其他人

有界石和边界，就有争吵和战争。

——俄罗斯谚语

《往年纪事》这部起源编年史讲述了12世纪初之前两百年的旧事，它将作者所认识的世界划分为三个人群：“斯拉夫人”“别处的人”“外族人”。专讲斯拉夫人的那一部分写得相当模糊，很难搞清楚斯拉夫人在什么地方停下了脚步，罗斯起于何时，瓦良格人又占据了哪个地方。我们已经发现，尽管有不少历史学家驳斥了书中的这个段落，认为那是后期添加上去的，但仍有一些历史学家努力想要了解作者的想法。波兰历史学家亚·布吕克纳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谁能对罗斯这个词做出正确的定义，谁就能找到古俄罗斯历史的钥匙。”[14]撇开对“起源”的争论不谈，可以承认的是，对涅斯托尔而言，斯拉夫部族之间的相似性是很明显的。但作者又一次指出：“诺夫哥罗德人……属于瓦良格人一系，但他们以前是斯拉夫人。”后来，在讲述基辅罗斯历史的时候，他指出了瓦良格人的“斯拉夫化”。反正，不管怎么样，他相当确定地认为“两者相近”，都是“我们自己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别处的人”是指定居于波罗的海两岸和伏尔加盆地内的芬兰部族。斯拉夫人对芬兰部族的殖民总体很平和，起于7世纪，终于9世纪初。“外族人”是指邻近的敌对部族，他们在穿越大平原的时候，和斯拉夫人发生了冲撞。

少数走遍那片地区的旅人会留下一些亲历的文字，在他们的笔下，那是一片遍布沼泽和森林的土地，居民以狩猎、捕鱼、养蜂、农耕为生。同一个时期，“从其他地方来的”客人发现那儿存在大量城市。他们说：“那片土地上遍布城市。”这是很好的证据，表明那儿商贸发达。涅斯托尔的记录让我们了解到，“6367年（公元859年），大海那边的瓦良格人向楚德人、斯拉夫人、梅里亚人和所有克里韦齐人征收贡赋，而哈扎尔人则向波良人、塞维里亚涅人和维亚蒂齐人……征收贡赋”。对《往年纪事》的作者来说，芬兰—斯拉夫部族都是“自己人”，而瓦良格人和哈扎尔人都是敌人。还要补充的一点是，瓦良格人就在商路开端的波罗的海这儿，而哈扎尔人则在另一头，占据着通往黑海，进而是拜占庭的大草原。

随着（受邀而来，或自行前来的）斯堪的纳维亚武士不再局限于零敲碎打的劫掠，而是靠征收贡赋，牢牢地扎根于被占领土上，瓦良格人和当地人关系的性质也就发生了改变。加固的城池，商路上的商行，都成了公国的首府。千年以后，多卷本《俄罗斯国家史》（1808—1824）的作者尼古拉·卡拉姆津认为：“俄罗斯能存在于世，且扬名立万，变得如此辉煌，均应归功于那一代声名赫赫的瓦良格人……”但他对哈扎尔人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

和其之前的大量突厥人一样，哈扎尔人也是突然从亚洲腹地冒出来，出现在南俄草原上的。对文献学家而言，哈扎尔人（Khazars）名称的根源kaz就是“游牧民”的同义词。我们在哥萨克的名称，或哈扎尔人的名称里都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并不知道哈扎尔人究竟是何时出现在欧洲的，但他们的国家中心在北高加索地区，在6世纪的时候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下一个世纪的中叶，西突厥人开始衰落，之后到了8世纪，哈扎尔人的势力达到顶峰。哈扎尔人占据着里海盆地和黑海盆地，在高加索地区阻挡了阿拉伯人入侵的步伐。哈扎尔国就在国际商贸的中心地带。依据当时人的亲历证词，拜占庭枢密院写给哈扎尔可汗的信件上盖的金印，要比寄给教宗或西方皇帝的金印更厚重。尽管拜占庭皇帝明令禁止娶蛮族公主为妻，但哈扎尔君主的女儿却时常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御座。皇帝利奥四世在纪念其母亲的文字中就被称为“哈扎尔人”。

一个半世纪以来，俄国的学生从普希金那首名为《智者奥列格之歌》（1822）的诗歌中学到了“哈扎尔”这个词。诗人在诗中讲到了俄国最初的君主之一奥列格想要惩罚“不通情理的哈扎尔人”：为了惩罚哈扎尔人的“野蛮掠夺”，这位君主决定焚烧敌人的村庄和土地。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行为对双方来说都是很正常的事。俄国历史学家对哈扎尔人并无任何深仇大恨，显然也没有理由要去痛恨对方。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哈扎尔人的桎梏对第聂伯河的斯拉夫人来说并没有太严厉，也不太恐怖。相反，他们并没有剥夺东斯拉夫人外部的独立性，而是提供给东斯拉夫人经济上的大量好处。从那时起，对乖乖上缴贡赋的第聂伯河畔的人而言，大草原的河道都是畅通无阻的，可以直通黑海和里海的市场。”[15]中世纪学者I. 戈蒂耶写道：“对臣服者友好的态度和宗教上的宽容使哈扎尔人得以在四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创建并维持了一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国家从克里米亚一直延伸到亚伊克河（乌拉尔河）地区，一路并无自然边界的阻隔。他们武器精良，成就了哈扎尔和平（Pax Khazarica），那个时期，哈扎尔人统治了从里海到第聂伯河的出海口、从高加索山到中亚森林的广袤地区。”[16]

20世纪40年代，俄罗斯人和哈扎尔人的关系（或者说他们对哈扎尔人的态度）开始恶化。哈扎尔国成了重新正确阐释过去和现在的求之不得的机会。事实上，8世纪，哈扎尔君主布兰及其朝臣就改宗了犹太教。可汗摒弃了源自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和拜占庭的基督教，选择了一个“中性的”宗教。

这起持续了数世纪之久的事件，原本只有历史学家感兴趣。1952年1月，一篇文章对1936年出版的《哈扎尔史论》一书的作者、杰出的古俄史专家米·阿尔塔莫诺夫教授的作品进行了诋毁。阿尔塔莫诺夫提出的观点特别强调了哈扎尔人对基辅罗斯的影响，但当时并未过度引起注意。十五年后，形势发生变化。准备重版此书的阿尔塔莫诺夫教授遭到了指控，说他削弱了俄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性，篡改了历史，美化了哈扎尔国。文章宣布：“哈扎尔汗国乃是原始部族的聚合体，在东斯拉夫人创建国家的进程中并无任何正面作用。”阿尔塔莫诺夫教授的《哈扎尔史论》经过改写之后，于1962年出版。修改的痕迹相当明显，从诸如“沾染犹太色彩的寄生阶级”“军事犹太主义”这样的说法就能看出来。

1989年出版了列夫·古米廖夫的鸿篇巨制《古俄罗斯和大草原》。身为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家的作者采取了极为特别的角度：“对罗斯起源的研究，就是对俄罗斯—哈扎尔关系史的研究……”[17]对他而言，哈扎尔国是两个后来敌对数世纪之久的民族首度相遇的地方：照古米廖夫的说法，犹太人和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一代表恶，一代表善，一代表病态，一代表健康。他写道：“哈扎尔民族的悲剧”恰恰在于这个民族“在宗教方面持完全不加区分的宽容态度”。[18]这种“不加区分”达到某种程度之后，他们的可汗就改宗了犹太教，由此便导致了一个世纪之后哈扎尔国的灭亡。此外，基辅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又给了他们致命一击，于965年将哈扎尔国的都城伊提尔洗劫一空。

列夫·古米廖夫对哈扎尔国的怨气是多重的：在他看来，哈扎尔国控制斯拉夫各部族，让他们上缴贡赋的做法是错误的，成为“商业强国”的做法也是错误的，换句话说，哈扎尔国将对外贸易，尤其是奴隶贸易看得太重，受西方的影响太深。不过，主要受到责备（控诉）的地方还是国家领导层公然宣扬犹太教。欧亚大草原各民族当时并不了解国家宗教这一概念，可汗的选择并不必然会扩及整个部族，部族仍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古米廖夫强调，哈扎尔国民众中间的基督徒、穆斯林和异教徒都受到了“伊提尔犹太主子”的压迫。

犹太教是通过拉多尼特商人传入哈扎尔人中间的，拉多尼特商人讲波斯语，“熟悉各条道路”。8世纪中叶的国际局势可以表明，犹太商人为什么会最早找到东欧的通途。从7世纪中叶起，穆斯林和基督徒便杀得难解难分。古罗马帝国希伯来一系的公民被各方视为中立方，可以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从马赛前往北非，然后再去君士坦丁堡，从那儿抵达哈扎尔人的都城。他们的主要“商品”均由奴隶构成，列夫·古米廖夫认为这样的贸易“令人作呕”。对我们来说，不这么想是不可能的。但这位历史学家也不喜欢拉多尼特商人的奢侈品交易。他写道：“用20世纪的语言来翻译的话，这样的交易就等于非法买卖外汇和贩卖麻醉剂。”[19]不过，我们要问的是，以“用20世纪的语言来翻译”这种说法来思考过去是否合适。8世纪，奴隶贸易和奢侈品贸易一样，都是特别受人尊敬的职业，对20世纪来说，这样的交易会在《古俄罗斯和大草原》一书作者的心中引起极大的反感。

将我们的观念，或我们的喜好投射到过去，将不相匹配的年代转变成可资调节的意识形态武器，有时会导致奇怪的结果。奥梅利扬·普里察克在阐释自己的俄罗斯起源观念时，采用了9世纪的阿拉伯作者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证词，此人是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情报部门首脑。所有俄国历史学家都会提及此人，因为他第一个提到了罗斯的存在。照俄国历史学家所援引的这位阿拉伯作者的说法，俄国商人“将松鼠皮、灰褐色的狐狸皮以及利剑从斯拉夫疆域最远处一路运往黑海”[20]，但他们却没提及作者还说到了奴隶贸易。奥梅利扬·普里察克给出的信息更完整：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提到了两个专做奴隶贸易的国际贸易商行，一个是拉多尼特犹太人的商行，另一个是非犹太人的罗斯商行。此外，拉多尼特人在750年至830年间特别活跃；继之而起的罗斯人由于确立了一条从波罗的海发轫的商路，故而又超越了拉多尼特人，而这条商路就是很有名的“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21]的商路。

前往黑海可以使东斯拉夫人接触到他们强大的邻居拜占庭。和东方帝国的相遇将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起到关键的作用。一位苏联历史学家写道：“俄国建国，才能和拜占庭发展关系。由于渴望和君士坦丁堡确立定期联系的通道，俄国便以武力开道，越过拜占庭外交部门绞尽脑汁想出的种种障碍。”[22]我们先撇开这位历史学家所谓的通过武力建立稳固关系的说法，指出文中的年代错误，而这个错误正在于“俄国”这一表达法。当然，9世纪的时候，俄国尚未走出未成形的状态。

想要和当时那个时代强大的帝国、主要的市场保持联系，开辟通往“希腊人”的道路，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点毫无疑问。君士坦丁堡的富饶没法不让人心动。但维京人主要并不是商人，他们首先是海盗、匪徒。瓦良格人的船只于860年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前，在同时代的人看来，这绝不是来通商的。况且，此时瓦良格人的斯堪的纳维亚亲戚还从瑞典东部而来，向西欧发起进攻：845年和885年，丹麦人围攻巴黎，1016年，他们在英国建立了王国；之前的839年，挪威王公托格西尔当上了爱尔兰的国王。维京人攻占新的土地，并在那儿扎根，与当地人混居在一起，让自己的名字成为国家的名字。

瓦良格人、罗斯人也是这样。瓦良格人的亲兵南下黑海和亚速海之后，便在通往拜占庭都城的道路上和各个民族相遇，他们既与之作战，又与之缔结联盟，从事商业活动。7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强势的保加尔王国出现在库班和亚速海之间。他们很快就分成了两部。一部原地待命，另一部向西进发，跨越多瑙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让拜占庭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之中。761年，保加尔汗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但被击败。811年，又发生了一场新的战事，最终以拜占庭的军队失败告终。皇帝在战斗中阵亡。征服者克鲁姆汗遵照匈人的风俗，命人将其头颅制成酒盏。到9世纪中叶，鲍里斯汗皈依基督教，起源于突厥人的保加尔人便逐渐开始斯拉夫化。

9世纪初，在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生活着马扎尔人，他们是另一个突厥部族，因遭大草原上的游牧民佩切涅格人驱逐，遂并入哈扎尔国，然后便来到了多瑙河三角洲。

《帝国行政》一书收入了大量其他文献中不见的事实，尤其是关于10世纪上半叶拜占庭与其邻国，主要是罗斯之间的关系，在这本书中，“生于紫室”的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披露了帝国外交政策中的几大原则。第一就是让邻国互相挞伐，这当然不是君士坦丁首创的。拜占庭的外交官都是玩弄“分而治之”谋略的高手。在这个庞大帝国的所有边界地带，各个民族打得你死我活，或被君士坦丁堡打击，或被其收买。因此，到了9世纪末，皇帝利奥四世在和保加尔人的沙皇西缅打仗的时候，就让马扎尔人过来帮忙。阿尔帕德率领军队侵入保加利亚，烧杀抢掠。保加尔人便只能向当时俄国大草原的霸主佩切涅格人求助。他们从背后攻打马扎尔人，迫使后者逃入特兰西瓦尼亚躲了起来。

瓦良格人受邀来到（或自行前来）诺夫哥罗德，发现了通往“希腊人”的道路，于是就融入了拜占庭的外交政策之中。他们和拜占庭打来打去，又与之缔结和约，建立联盟。结果拜占庭又融入了瓦良格伊戈尔大公国的对外政策，此时，后者正将诺夫哥罗德的首府迁往基辅。基辅罗斯由此诞生，俄国历史也正式开始。首都的变化（接下来还有多次变化，这是第一次）使历史的天平又晃动了起来，从而使罗斯人从西向东行进，之后又从东往西，从森林进入草原，之后又从草原来到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