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台出走：反抗绝望的心灵起点

80年前，鲁迅写下了最优美的散文之一《藤野先生》，由于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它的被阅读面几乎涵盖了所有受过初级教育以上的国人，在国外也有着广泛的读者。文章对师生情谊的书写已成为难以超越的经典。谁也不会怀疑一个学生怀念和追忆曾经悉心指导过自己的老师那最真挚最美好的情感。

然而，最近学术界对仙台时期的鲁迅的看法颇值得关注，比如，把《藤野先生》视为虚构的小说而非纪实性散文，因在调查中没有发现文中所提到的中国人充当俄国侦探被日本人枪毙的幻灯片，便认为其根本不存在，甚至怀疑藤野先生的教学方法有问题，与鲁迅的师生关系存有不友善因素，鲁迅与日本同学相处得也并不友好等等。而鲁迅之所以滤除了很多不愉快的元素，进行了美好的虚构，实际上是为了给自己并不理想的“弃医从文”找一个堂皇的理由。对此，互联网上甚至还进行了一些类似于恶搞般的发挥。

我一向对那些乐于拿作品里的文学性因素较真儿的人避之不及，因为很怕他们无处不实证的观点影响了我美妙的审美感受。鲁迅，主要身份是个作家，而评价一个作家最起码的标准，是看他的作品是否打动了读者内心最隐秘的情感，引起了彼此之间的共鸣和沟通。无疑，一个人对师长曾给予自己的鼓励和勇气时时保有感激的怀念，这种最普遍的人性经验，是鲁迅通过他的笔代我们表达出来的，使我们从他那里重新获得了我们自己。

因此，对于《藤野先生》，我认为最好保持这种“凝神观照”的超然审美态度，而不是作穷究的形而下解读。尽管在史料方面做不懈的调查和搜集，也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功，但超越文学的审美特征，过度阐释文本外的意识形态因素，甚至由此怀疑中日友好的基础，这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严重越权现象，而非所谓的学术胆略。《藤野先生》是散文还是小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仙台经历作为作家鲁迅发挥艺术创造力所运用的现实素材，已被深深地埋藏于人性的内部，鲁迅对人类的情感已经做出了完美的提升。这是任何超脱周围世界的成功艺术作品普遍具备的特点。

1904年9月至1906年3月，鲁迅只身前往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那里有人情冷暖的打量，有人生抱负的抉择，有对科学精神的追慕，有人类“不隔膜，相关心”的理想，而这一切都是超越民族利害的。100年之后，我们回顾历史，最不能绕开的就是这种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感恩主调。可以说，藤野先生是带着对中国文明的感恩之情来关心鲁迅的，“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鲁迅也以一颗感恩之心来书写他的仙台经历。如果完全是虚构的话，我们是读不出那份发自内心的感动的，但有一点确实值得思考，那就是，鲁迅为什么没有在惜别感情最浓的时候下笔抒写对老师的怀念，而是在20年后，在中国的厦门再来回望自己在日本的仙台岁月呢？我认为，这恰恰说明了，鲁迅对藤野先生所怀的不只是学生对老师教诲的寻常感激，而是从他身上看到了最吸引自己的精神理想之光，那就是人类永远“不隔膜，相关心”的美好境界。尽管这种境界最初是以“科学无国界”的客观性显现出来的，但却启迪了鲁迅从此要以文学方式向着精神深处，向着自由彼岸与人类携手同行。如果说，在24岁的时候，这还只表现为用文艺改变国民精神的一厢情愿的梦想，当归国后经受了同胞之间的排挤冷漠流言卑劣乃至相互陷害后，反而淡化了在仙台的孤独感，使鲁迅深感亲近的竟然是20年前，后来对自己记忆并不很清楚，甚至连曾送给过他相片都不记得了的一个普通的日本乡间医生，因为从他那里，鲁迅感受到了排除任何外在因素的心灵的贴近。而这种心灵的贴近，只有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在反顾历史的时候才能够更加深切地体味到。

离开藤野先生以后，鲁迅开始了“弃医从文”生涯，实际上是陷入了以言说为主要方式的生存，但是战争以及人性的险恶始终在他无休止的言说中更加严峻地包围着他，他又因此而更加顽强地写下去，说下去。这种无奈的循环比医治好病人肉体，让他们继续麻木地走向死亡，又能显现出多少特别的意义呢？因此，如果仅仅把“弃医从文”看成是一种生存策略、人生志趣和道德理想的选择，是非常容易对鲁迅产生误读的。无论如何，习医在任何时代都是比做文学更有保障的职业，那些燃烧的救国热情更应该诉诸革命，改造国民精神更应该走文化教育的路，而那“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的慷慨激昂的青年时代，是鲁迅后来深切反思过了的。从生存体验来看，文学也比医学更会给人带来生命的虚无感。

因此，仙台出走只有在世俗以外的原因中才能真正得到解释。我更愿意认为，仙台在鲁迅的一生中，是一种包含着自身之未来的此在，一个真正的戏剧性现在，而不是纯粹直接性的，不能预兆未来结果的简单经验。这个刚刚萌发命运感的一瞬，将很快成为集聚起强大力量的主题之最初暗示，成为鲁迅一生在绝望中反抗的心灵起点。它不断提示我们去思考的，不应该是人们反复提起的疗救动机，而是，鲁迅的痛苦之源到底是什么？只是惯常所说的民族屈辱感吗？我忽然想起俄罗斯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一句话：“作家不是医生，而是‘病痛’。”因为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痛感，意识到人类之间的永恒隔膜，才毅然走向病痛，这是不是鲁迅“弃医从文”的最后内涵呢？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对痛苦的呼唤恐怕是“那时那地”的鲁迅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吧。如果执着于疗救意图，那些后来所谓的“刺刀”“匕首”“投枪”就只能是投向“敌人”的，但我更看到了它们在投向鲁迅自己，因为担心被现实麻醉，丧失了痛感，同时也就丧失了扎根于此的生命写作。而假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如此清醒地去感知病痛，人类的心灵将永远不可通约。

（原刊《粤海风》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