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生周树人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
鲁迅在三十六岁的时候写了中国第一部现代体式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率先进入公众视野的鲁迅就是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小说家。其实，那时候他的本名叫周树人，已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做了六年的佥事。他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关注的身份，即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和审核干事。当时全国所有创作的小说、翻译的小说，乃至刊登小说的杂志，都要送到周树人这里来评审。写得好的小说要褒奖，格调低下的要查禁。工作之余，周树人还抄校古籍，做《古小说钩沉》，编《唐宋传奇集》等，写了第一部中国小说史，在北京大学等各个高校讲授这门课。如此看来，在一九一八年《狂人日记》发表之前，也就是周树人成为鲁迅之前，这个人读过的古今中外的小说太多了，多到不可计数。
成为新文学之父之后，鲁迅经常收到文学青年的来信，讨教作文的秘诀。他的回答是创作没有秘诀，并说自己从不看小说做法之类的书，只是多读作品。一九三三年，应邀谈一谈创作经验时，鲁迅写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终于道出了类似秘诀的经验谈，那就是“所仰仗的全在先前所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1]。
然而，鲁迅对小说的阅读太海量了，从留学回国到《狂人日记》发表之前，还有近十年所谓的沉默期，这期间其实他也在大量审读小说，那么，我们如何去界定他说的“百来篇”？这就需要留意一下“先前”和“做学生时”，鲁迅在各种语境下多次提到的时间状语，其实指的就是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九留学日本的这七年。我们知道，江南水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读书时期，是周树人第一次接触西学的时候，课余时间也全部用来读《红楼梦》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但在后来鲁迅述怀的语境中，“先前”“做学生时”都特别指向留学日本这七年，“百来篇”指的就是这期间他用外语去读的外国作品。一开始是通过日语的转译来阅读，后来通过德语直接阅读原版的东欧或者其他国家的小说。
早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鲁迅便接触了英语，在矿路学堂接触了日语、德语，但还都很浅显。获得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后，初抵东京的最初两年，鲁迅是在弘文学院系统地学习日语，学科知识相当于日本的中学程度，两年后选择专业，据他说为了救治像父亲一样被误治的病人，战争时期就去当军医。于是，他来到了位于日本东北部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一年半。幻灯片事件后，再度回到东京，专心从事文艺运动，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翻译外国作品。鲁迅倾向于俄国、东欧、巴尔干小国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因为深感这才是为人生的、抗争的、刚健的、赤诚的文学。这个时期最长，有三年之久。所以，鲁迅留学时代影响了他精神走向的其实是海量的阅读。这七年间，持续不间断的学习行为就是阅读和翻译，相比之下，仙台时期少了点，但这个仿佛对文学阅读按下暂停键的一年半，却是不可或缺的桥梁。
为什么这么说呢？清国留学生周树人的外语水平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质的飞跃，无论是日语还是德语，也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我们都知道，藤野先生给鲁迅批改医学笔记，把他画得特别好看的下臂血管给订正了，但其实通览医学笔记，藤野的大部分修改是关于日语表达和修辞方面的。因为藤野先生彼时刚刚评上教授，他还是副班主任，周树人是他的第一个留学生，当然也是仙台医专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所以，藤野先生非常负责任。那时候也没有多少教材和教辅书，所谓医学笔记就是对老师课堂口述的笔录。对于学生来说，老师讲的课一定要非常认真听，才能够全部记下来，也没有参考书可以参照订正，这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难度就更大。因而，藤野先生为周树人批改的医学笔记格外认真。周树人的日语口语、听力和书写因之得到了极大提升。同时他在仙台医专开始正规修习德语课，课时达到每周八小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鲁迅遗留下来的手稿中最特别的就是医学笔记，典型的用钢笔从左至右横写的现代体式的书写，里面有汉、日、德、英、拉丁等至少五种语言。而其他手稿可以说全部都是鲁迅用金不换毛笔竖写的传统中国式手稿。当然，小字条不在比较之列。从医学笔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索居仙台在鲁迅文学生命进程中的独特性。是否可以这样推想，随着外语水平的提高，之前初抵东京时没太读懂的故事一下子心领神会了，一下子摆脱日语翻译的中介限制，可以直接用德语去读懂原版东欧故事了，对世界文学的渴求愈加强烈，想读得更多，想读得更深，想读得更远。再加上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在细菌学课堂上播放，因为日俄战争开战的战场是在中国的东北，只要是一个中国人，看到这样的幻灯片没有不受刺激的，当然也深深刺激了鲁迅，所以，内驱力加上外在的导火索，鲁迅很快就辍学再度回到东京。要“从别国里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2]，也就是引介异域文术而入华夏。
明治时期的日本是中西文化汇通、世界文学的敞开地之一，信息传递非常迅捷，翻译界更是立足世界前沿，引领社科思潮，很多国家的著名文学家像向往聚拢巴黎咖啡馆一样地向往到东京去沉潜。鲁迅也再次来到东京，开始了自主阅读学习的三年。他已经不去专门的学校了，完全是海量阅读的留学方式，而且他的二弟周作人也来到东京就读。周作人是非常精通英语的，所以“百来篇”应该包括鲁迅用日语、德语读的小说，也包括借助词典、借助周作人的视野和帮助，去阅读的英文版作品。再度到东京的三年，鲁迅下的功夫非常大，非常深，常常整夜不睡地阅读翻译外国作品，留在茶几上的是像马蜂窝一样插满了烟蒂的烟灰缸。鲁迅所说的“百来篇”主要就是这一时期苦读的作品。其实，初抵东京时期，周树人就已经开始“盗火煮肉”了，开始翻译外国科幻小说。只不过，他的肉身还没有觉察心灵的渴求，还在顺遂学校的选科制度，为未来的职业做出有限的选择。而经过仙台的转换，一下子接通了文艺心灵的交道感应。
既然鲁迅留学日本的七年以海量阅读为主要学习方式，那么，他提到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到底有没有一个详细的书目？鲁迅从来没有明确地陈说。这就仿佛构成了一个谜，成为很多关注鲁迅阅读史、文学家鲁迅创生史的学者们穷究破译周树人之所以成为鲁迅的精神机制之密码。我想可以从五个方面依据入手来寻求、探索和推测。简单说来：第一是留日时期做的剪报册（合订本）；第二是翻译作品，特别是已出版的《域外小说集》，还有打算翻译的出版预告；第三是周氏兄弟的回忆文字；第四是文学教科书；第五是藏书视野下的经典周边及潜在阅读。通过探究，我发现至少有一百四十篇外国作品是能够与鲁迅在留日时期通过外语阅读的外国作品挂上号的。
第一部分留日时期做的剪报册，这是实实在在的物证，是鲁迅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人翻译的十篇俄国小说的合订本，包括屠格涅夫、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等作家的作品。但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剪报，而是鲁迅以自己的审美眼光编选辑录的俄国作品集，也是他自己装订成一本新书。
第二就是他翻译的小说，这肯定是经其反复咀嚼过的作品。仅以《域外小说集》一二册里的十六篇为例，可以看出，第一册基本还是俄国文学占主体。为什么鲁迅留学日本时首先关注俄国文学？日俄战争的巨大影响应该是外部因素。在明治日本梦想着文明开化、富国强兵、领土扩张的国民昂扬感中，如何拨云见日，驱散迷雾，初步形成自己的俄罗斯观，这是周树人的独立思考。其实俄国并不是后来他所说的东欧弱小国家，而是西方的列强之一，周树人要看看雄起于广袤原野上的西方强国俄罗斯的土地上生长着怎样的人民。一开始他只能通过日语去了解。其实他也学了几天俄语，后来放弃了。当看到原来也有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也有被剥削到连短裤都没有剩下的农民时，他反而获得一种心灵得以深入沟通的艺术愉悦——这片土地上孕育的作家具有如此宏阔的视野，如此超然洞悉人性的笔力，产出了真正为人生的刚健的文学，促使他理解了在中国的土地上旋生旋灭的种种现象。
可以说，上述感受也是仙台给予鲁迅的独特性，那时候仙台是日本的军都，日俄战争氛围非常浓厚，常常举行出征士兵欢送会、祝捷会等活动，鲁迅租住的佐藤宅的房东，就是率领游行队伍锣鼓喧天庆祝日本占领辽阳的领队。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的幻灯片，目前并没有找到斩首中国俄探方面的，但是周围的新闻报道是有不少的，喜欢饭后阅报、课余看电影的鲁迅肯定也看到了，所以他在《〈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对之进行了文学性的综合处理。我特别倾向于把“幻灯片事件”理解成一个巨大的文学隐喻。所谓麻木的看客、旁观的中国人，不也正是孤零零地游离于日本沉浸于中国东北战场上获胜的欢庆氛围中尴尬的周树人自己的象征吗？课堂上欢呼的日本学生不也可以视为符号化了的新闻时事画面里斩首中国人背后森然矗立着的日本兵吗？我们知道，鲁迅接触外国文学的阅读方式之一是从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战争史涉及它的文学，所以日俄战争这个外部因素肯定促使了周树人想通过文学来了解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当他感到一种心灵被深入沟通的文学愉悦时，也促使他再次回到东京去阅读全世界。其实第二次来到的东京对周树人来讲已经不只是地方上的东京，而是世界的缩影，就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一样，吸引众多文艺家聚集在咖啡馆形成文艺的生态群落。连日本人的杂志都关注到了周氏兄弟的阅读行为，特别是他们要摆脱开日本，把外国故事直接用汉语绍介到中国去的翻译活动。所以，《域外小说集》中的作品虽然鲁迅只翻译了其中的三篇，但是全部十六篇都经过了他反复的审读、润色和修订，肯定是全部精读过的。
第三，文学教科书。再度回到东京这三年，虽然周树人不去到全日制的学校上课，可是他也是把学籍挂在独逸语学校。日本学者北冈正子考证出了学校的文学教科书以及暑期阅读的文学书目，对照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鲁迅藏书书目，能够筛选出一些间接证明鲁迅那时可能读过的外国作品。
最后，通过周氏兄弟的回忆文字和其他潜在阅读的线索推断。比如，鲁迅特别喜欢的夏目漱石、森鸥外、显克微支、安特莱夫、迦尔洵、裴多菲，还有人们不那么熟知的克尔凯郭尔等等。
我们往往觉得鲁迅是不可复制的天才，能够用中国古代文人乃至近代以来的作家都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最简短的篇幅内把故事讲述得如此生动、深刻、直抵心灵，而读了鲁迅读过的小说后，就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成为新文学之父后的小说创作中，鲁迅始终保持着与世界作家的持续对话。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外套》之于《狂人日记》《阿Q正传》；安特莱夫的《谩》《默》之于《伤逝》；斯谛普虐克的《一文钱》之于《阿Q正传》；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之于《社戏》；莱蒙托夫的《宿命论者》之于《祝福》；契诃夫的《戚施》之于《故乡》；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之于《孔乙己》《阿Q正传》；等等。
再次阅读鲁迅留学时代阅读过的外国故事，置身于鲁迅当年置身的精神谱系之网当中，感同身受，与他一起感动，一起愉悦，审美能力一起成长，同频共振，更容易发现其个性化的审美倾向，那些洞悉人性幽暗的作品，举重若轻、让人含泪微笑的表现手法，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后现代主义的英雄戏仿，对于被损害被侮辱的小人物的现实主义关怀，故事中套故事的叙事模式，等等，显然这是多维复杂的艺术综合体，实际上也已经蓄势暗含在了十九世纪的小说当中，只待不断地互文到世界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而那个时候的清国留学生周树人在日本已然全部都自主性地接受了。
[1]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最初印入1933年6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2] 鲁迅：《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