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1]

高伟
埃及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中埃联合考古队队员

商博良、莱普修斯、马里耶特、皮特里、卡特……许多埃及学先驱的名字是我读书时在课堂上慢慢熟识起来的。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欧洲学者。准确地说，我熟识的只是他们名字的拼写和在学术史中记录的几行事迹。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我和我的法国同学对“埃及学之父”商博良的看法显然不相同（其中一人还是商博良的同乡）。商博良被法国人看作民族英雄，是一尊矗立在法兰西公学院庭院中不朽的塑像；而在我的脑海中，他与其他先驱一样，是被“供奉”在同一片学术光环之下的、难以走近的一段残影。因为他们在智识上的卓越贡献，人们自19世纪开始得以了解古埃及文明的魅力，以至于一门专门的学问——埃及学很快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显学。但事实上，我很难给那个年代或具体的人一个清晰的描述。我想，不少读者朋友和我有相似的感受。

原本我也是无须走近他们的。2015年，在机缘巧合之下，我接到了《埃及和努比亚的遗迹：商博良埃及考古图册（上下卷）》的中文翻译工作。之后，在做博士论文研究时，我需要梳理卡尔纳克孟图神庙区历年的考古工作，这让我开始对埃及学何以成为埃及学产生了兴趣。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活跃在埃及的学者留有不少专著，调查笔记、个人信笺、遗址照片、文物卡片等档案资料更是浩如烟海。其中的只言片语乃至一张草图，都有可能是一座古埃及建筑在世间留存的最后记录。在学术层面，我逐渐意识到，熟识埃及考古的早期历史是实践工作中无法绕过的环节。而更吸引我的是一种相当陌生的经验：埃及学诞生时期的整个时代背景的复杂性所催生的独特的考古学传统在百年后仍在沿用，并能够帮助现代埃及持续地输出文化影响力。也正是在那时，我读到了托比·威尔金森教授所著的《黄沙下的世界》。想要从海量史料中检索有价值的信息，并以此还原一段复杂年代的历史，是一件极其困难且令人敬佩的事。幸运的是，威尔金森出色地完成了。

埃及学的诞生与高光时刻

如果说王海利教授的佳作《法老与学者：埃及学的历史》是从学科角度出发所做的一次学术史回顾，那么《黄沙下的世界》则加入了欧洲近代史、地缘竞争和政治博弈的视角，是对埃及学的产生及其时代背景的一次全方位复原。全书以埃及学发展的时间线为主轴，详述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被欧洲殖民侵略与身处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埃及，在呈现学者个人命运与大时代交织的迷人的复杂性的同时，突显出欧洲知识体系对埃及学的主导和贡献。从拿破仑远征至卡特发现图坦卡蒙墓的120年间，抱着不同目的在埃及土地上工作的欧洲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对埃及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他们的形象在作者笔下各具特色，有不择手段的文物经销商、挑战新奇事物的探险家、投身学问的学者、老谋深算的外交官、对古迹不感兴趣的疗养者，还有执迷欧化的埃及统治者。而从欧洲知识界对待古埃及文明态度的转变——从一个充满神秘感的智慧的源头，到《圣经》和古典文献框架中的异类，再到与古罗马帝国共享荣光的文明——可以看出，埃及学正逐渐帮助我们看清一个真实的古埃及。

埃及学（Egyptologie）一词首先出现于1850年的法语词典中，9年后，牛津词典才收录了Egyptology，但目前公认1822年是埃及学诞生的年份。得益于1822年商博良破译古埃及文字，古代埃及的研究可以脱离古典学的框架，单独建立起一个独特且复杂的学科。威尔金森通过对古埃及历史的深刻理解和对贵族墓葬壁画的细心观察，还原出古代埃及人丰富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古代埃及人与其他古老文明的人群无异，以狩猎和捕鱼糊口，节庆时也有丝竹管乐和仪式宴饮等。到1840年前后，大多数学者在关注古埃及语言，或忙于搜罗古物，几乎没人关注古埃及的历史。莱普修斯的研究让我们看清，古代埃及并不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在王朝更迭中，每个时期，如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也不尽相同。1858年之后，伴随着文物管理局的成立，在马里耶特统筹之下的埃及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皮特里的发掘风格与前人相比更加细致，他把重点关注在那些小件的出土器物上，对其进行分类研究。他最终成为埃及史前考古的先驱之一。到19世纪80年代，埃及学已基本建立起自身学科的问题导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马尔那（又译阿玛纳）文书、那尔迈调色板的发现，以及帝王谷中的多座王陵重见天日，让全世界确信古埃及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和丰富灿烂的程度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观念被1922年图坦卡蒙墓的考古发现推至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不仅是本书作者的总结，同时也是业界所公认的埃及学的两个高光时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和图坦卡蒙墓的发现，而两者相差刚好100年。

摄影术与埃及考古

考古学一直善于利用最新的科技发展自身，埃及考古更是因此受益良多。我猜想，若不是受本书体量限制，威尔金森教授必定会加入一些段落，来讨论当时最新的科技发明给埃及考古工作带来的影响。在新发明中，最值得一提的当数摄影术。摄影术在埃及学领域被大量运用之前，莱普修斯的鸿篇巨制《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古迹》中收录的近900张图版是对埃及古迹最精准的描绘。1839年，法国画家达盖尔（Louis Daguerre）发明的达盖尔银版摄影术彻底改变了人们记录世界的方式。这一年被认为是摄影术的诞生年。1839年8月19日，时任法兰西科学院常务秘书长的阿拉贡在向巴黎科学院介绍达盖尔的发明时说：“如果摄影术在1798年（指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就已被发明出来，那么今天我们就会拥有大量重要的浮雕壁画的真实图像……要复制底比斯、孟菲斯、卡尔纳克等伟大古迹上数以百万计的象形文字，即使是在外面的部分，也需要耗费20年的时间，以及很多绘图师的努力。而使用摄影术，一个人便可以完成大量的工作……这些图像在保真度和局部色彩上都将超越最熟练的画家的作品。”

在现有的资料中，有关埃及文物最早的照片是一块古埃及碑文残块，由塔尔博特拍摄于1846年。1849年，埃及学家杜坎普使用达盖尔发明的技术在吉萨拍下大金字塔的照片。而后，商业摄影在埃及发展迅速，埃及古迹的风光照片是最受欧洲游客欢迎的纪念品。尼罗河谷两岸之所以成为最早实践摄影术的地区之一，不仅是因为这里有宏伟的古迹，而且在于其得天独厚的天气条件，尤其是在上埃及地区，充足的光线和常年稳定的气候都是拍摄的有利条件——彼时的摄影术需长时间曝光，拍摄一张照片往往需要几个小时。1851—1852年，法国摄影师泰纳德（Felix Teynard）受马里耶特和杜坎普的启发，游历埃及，为埃及各地古迹留下了许多图像资料。到19世纪60年代，正如阿拉贡之前所设想的那样，摄影术已成为如实记录文物古迹不可或缺的工具。比如德韦里亚（Theodule Deveria），他常年跟随马里耶特从事发掘工作，专职拍摄出土文物。随着成像技术的发展，相机的体积开始变小，这使得航拍古迹成为可能。1914年，科夫勒（Kofler）首次从空中俯拍下卡尔纳克孟图神庙区，这张百年前的航拍照片也成为我们判断新发现的线索和依据。

孟图神庙与埃及学先驱

几乎每座埃及考古遗址的发掘历史都可以与这本书的内容进行对话，互为注脚。不妨以我熟悉的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为例。它位于埃及南部名城卢克索，古称底比斯，曾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政治和宗教核心区域，是早期欧洲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不愿错过的圣地。这本书中所提及的大部分先驱都曾在孟图神庙区内留下过印记。

威尔金森在书中提到，18世纪的三位欧洲探险家对埃及古迹的观察和记录最详细。其中两位——波科克和诺登——都曾到访孟图神庙，并绘制、出版过神庙遗址的平面图。这也是我们目前已知最早的孟图神庙遗址图。拿破仑及其麾下的学者团队对埃及的调查和《埃及记述》出版的文化影响力，开启了属于埃及学的新世纪。《埃及记述》中所收录的古迹地形图众多，具体都是由当时多个调查小组分头测绘完成的。孟图神庙区的地形图在两位法国工程师的笔下体现出了更多的细节。但图注文字非常简单，除“斯芬克斯神道”之外，其他建筑遗迹仅注明“门”“房子”，或额外加注材质信息，如“泥砖围墙”“砂岩建筑遗迹”等。商博良在埃及15个月的调查彻底改变了这一情况，这是“自罗马时期以来首次用古埃及人自己的文字来认识古迹”。1829年，商博良来到孟图神庙遗址。他在笔记中手绘了一张神庙平面图，并清晰地注明：“北部遗址，孟图神庙”（Ruines du Nord Temple de Mandou）。凭借释读铭文的能力，商博良首次给予孟图神庙遗址一个相对正式的名称。而在1835年威尔金森绘制、出版的卡尔纳克地形图中，孟图神庙被进一步确定为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的建筑。如今的埃及学家依然沿用这一断代结果。

因商博良和威尔金森带来的新知，埃及的神秘感逐渐消失。“1836年，开罗还是一个只有3 000人左右的相对较小的社区，到19世纪40年代末，人口已达到5万人。”相应地，孟图神庙的到访者数量也开始显著增加。1843年夏，普鲁士莱普修斯的探险队和法国探险家普里斯·达文内几乎同时在孟图神庙区进行勘探工作。他们在笔记中都记录了遗址区内一座托特神庙的保存情况。它成为这座建筑目前仅有的资料，其中记录的王名框是目前我们断定其年代的唯一依据。但另一方面，两人笔记中的差别也反映出彼时已露出地表的遗迹正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被拆解和破坏。欧洲各国掠夺埃及文物的竞争已蔓延至古迹中每一个可触及的角落。十几年后，当马里耶特来到孟图神庙时，威尔金森和莱普修斯所绘地形图中标注的建筑已经彻底消失了。此时，马里耶特作为埃及官方代表，已是埃及全国考古工作的“掌舵人”。由他负责的团队在孟图神庙南墙内侧一次性清理出6座小神殿的遗迹，出土文物被放在布拉克博物馆（开罗博物馆的前身）中展出。马里耶特所著的《卡尔纳克》记录了他对每座小神殿的观察，并在之前地形图的基础上增添了6座小神殿的平面结构图。这部著作的其他章节同样珍贵且富有洞察力，是研究卡尔纳克遗址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即便如此，马里耶特晚年仍谦虚地说道：“我知道，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只做了两件事——发掘塞拉比尤姆神庙和建立开罗博物馆。很多人把它们看作我对这一学科的贡献。不过，除了几篇无关紧要的、不完善的文章之外，我没有发表过任何深入的研究成果。”20世纪初，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埃及考古工作一度停滞。当时，有关孟图神庙遗址的工作记录也时断时续，甚至出现空缺。而像商博良、莱普修斯和马里耶特那样可以在统治者的特许下动用埃及全国考古资源、凭一己之力改变埃及学发展走向的学者不可能再出现了。

终结

1922年，卡特发现图坦卡蒙墓的新闻传播至当时的“中华民国”。报纸杂志如此报道：“自从英国学者嘉德（卡特）在埃及旧都德巴（底比斯）发现3 300年前的王陵后，欧美人民都大受震动。街头巷尾都把这件事情当作谈资。埃及古代皇帝都丹喀门（图坦卡蒙）的姓名，在数月前全世界只有一二百个考古学家才知道，现在却妇孺皆知。商家都把都丹喀门（图坦卡蒙）来当作货物的商标。新闻记者专门为了这事从各国前往埃及。英美诸国的报纸上天天把这事件大书特书……在八年前，嘉德（卡特）便动手开掘王陵谷（帝王谷），直到去年止，掘起了六七万吨的沙石泥土，却一无所获……他便开始从兰姆色斯第六（拉美西斯六世）的墓下进行发掘……1922年11月29日，他到了那位古埃及王宫寝的门口。”讲到发现的重要性，“但无论如何，这次的大发现，在埃及学上总得另开一个新时代。因为我们向来对于古埃及的历史智识非常幼稚……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到了近世已无人能识。当拿破仑大帝征埃及时，其部将在尼罗河洛色泰（罗塞塔）出口处附近发现一块石版，上刻象形文字的埃及古文布告，此布告会有希腊文的译文。1822年，法国人襄波林（商博良）拿洛色泰（罗塞塔）石刻和希腊译文对照考证发明埃及象形文字的字母，因此得把许多埃及古文记载都翻译出来”。（《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6期）当最后提到有关“诅咒”的谣言时，作者还不忘纠正迷信观念，并祝卡特先生早日康复。由于双方距离过于遥远，这篇《埃及发掘古墓记》讲到墓葬内部结构时便不如描述新闻事件准确了，整篇文字不免有“作壁上观”之感。近年来，中埃两国在文化领域交往越来越深入。2018年，中埃两个文明古国终于在考古领域实现“握手”。同年，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区正式开展联合考古发掘工作。中国学者也可以在媒体上就埃及考古学术问题阐述亲身的经验与感悟，以“猎奇”为主基调报道埃及考古新闻的时代终结了。

1952年7月，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埃及宣布独立。大势所趋，由欧洲人担任文物管理局负责人的百年历史也随之终结。“西方利益集团以考古的名义侵犯埃及主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威尔金森在全书结尾处写道，“无论是好是坏，文物管理局和埃及博物馆的命运，以及埃及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从此将由尼罗河流域的人民，而不是来自遥远海岸的外国人掌控。”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以这样的表述作结，似乎透露出一种无力感。作为一本畅销读物，即便如托比·威尔金森这样优秀的学者兼作家，也对殖民地所属文化遗产的掠夺和破坏这一历史问题束手无策。作者不可避免地将不计其数的文物流失的惨烈代价包裹在埃及学大放异彩的“黄金时代”里，并称“埃及学的历史也是埃及人自决的历史”。来自埃及的考古学者或许无法完全认同这种表述方式。这也许是一个黄金时代，但也是一个掠夺的时代。

百年后，重达10千克的图坦卡蒙的金面具始终闪耀着埃及考古黄金时代的光芒。而威尔金森没有再提及图坦卡蒙墓发现的后续。华彩过后，令世人期待的一部翔实可靠的图坦卡蒙墓考古报告至今仍未问世。从20世纪中叶开始，考古学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符合现代考古学标准的发掘模式在埃及得到普及，20世纪初期的许多重要遗址被重新发掘并研究。随着文物保护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埃及文物主管部门不再批准对古迹和文物带有侵入性的研究方式，埃及成为全球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合作的国际舞台。60年代，阿斯旺地区阿布·辛拜勒神庙的抢救重建计划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全球合作的典范。这似乎也可以被称作埃及学的另一个黄金时代。

[1] 推荐序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10期（2023年），原文标题为《先驱、摄影术和掠夺：埃及学的黄金时代》。——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