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当我接近神庙时，打开大门的希望瞬间破灭了。沙子堆积得如此惊人，到达门口似乎是不可能的事。[1]

——乔瓦尼·巴蒂斯塔·贝尔佐尼，1821年

拉迪亚德·吉卜林曾写道，考古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淘金者生活中所有的刺激性体验”[2]。如果考古学如此，那么埃及学更是如此。有什么能比在埃及的黄沙中挖掘法老时代的黄金宝藏更令人兴奋、更具异国特色、更需要勇气的呢？尼罗河谷的文物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一种极致的浪漫，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西方人想象力和灵感的源泉。我们对古埃及的迷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而收藏埃及文物的做法早在古罗马就已相当普遍。不过，埃及学的鼎盛时期——在它源远流长的历史基础上逐渐发展成熟，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学科的时期，以及见证所有伟大的发现、促使西方反复出现“埃及热”的时期——无疑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这一学术研究与探险故事的黄金时代齐整地以两个划时代的事件为始终：1822年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以及整整100年后图坦卡蒙墓的发现。前者提供了解开法老文明之谜的钥匙，促使人们不顾一切地不断前往埃及寻找更多文物，引发西方与埃及的密集接触；后者展现了法老文明的繁荣和复杂，并为埃及人所希望的自决提供了合法性，为西方在埃及的主导地位敲响了丧钟。

随着古埃及象形文字破译200周年纪念日及发现图坦卡蒙墓100周年纪念日临近，如今正是重述——并在重述中重新评估——埃及学的故事的最佳时机。自1922年以来，新发现、新研究和新见解改变了我们对古埃及和埃及学这一学科本身的理解。近年来，人们对中东考古和旅行的早期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世纪埃及学的许多主要人物——包括一些名人和鲜为人知的人物——成为详细的传记研究的焦点；私人和机构档案的开放为考古学家及其帝国主义同僚的动机与方法提供了新的启示。

事实上，科学发掘与殖民扩张之间的密切关系已成为近期埃及学研究的主题之一。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对于古代和现代的新兴帝国而言，埃及一直是古老的最高统治权的象征。”[3]这一点早已得到人们的理解与赞同。尤利乌斯·恺撒与克娄巴特拉在尼罗河上的航行是一场具有双重意义的庆祝活动：在个人层面上，这标志着他征服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女人，让她爱上了他；在政治层面上，它宣告了图谋不轨的罗马将传说中的法老之地揽入怀中。不久之后，罗马人开始将埃及的文物搬走，以展示他们的霸权。他们的继任者——西欧的殖民大国和随后的美国——也纷纷效仿。罗马的皇帝们将奇特的埃及方尖碑、狮身人面像或其他雕像运回帝国首都，以装饰公共场所和私人住所，借此表明他们的高雅品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从他们占有的埃及文物中榨取每一滴利润。罗马皇帝这么做可能就已心满意足了，而欧洲和美国同样贪婪地觊觎着埃及的文物，但后两者的目标更为复杂。整个19世纪，受宗教、哲学或文物收集者兴趣的推动，对尼罗河谷及其文物的探险和描述进展显著加速，而且助益于考古学和埃及学等新学科的创始与发展；但这些表面上具有学术性质的活动，却有意无意地使埃及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向西方的参与和干涉敞开了大门。因此，自开创以来，埃及学一直是帝国主义的仆从，就连恺撒都会对此方法赞赏有加。

与此同时，埃及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有些是心甘情愿的，更多是无法抗拒的——从内部改变了埃及社会。19世纪，现代性、进步与民族认同的观念开始慢慢扎根，而这些观念在此前长达1 800年的外国占领与控制时期几乎没有对埃及产生影响。到20世纪初，在与外国人打交道100年后，埃及人自己也开始思考和规划埃及作为独立国家的未来。因此，埃及学的历史也是埃及人自决的历史。对该国古老历史的详细了解与欣赏为其在现代重生铺平了道路。随着西方重新发现埃及，埃及也发现了自我。

本书将尝试讲述这两个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故事，并采取尽可能兼顾的方式，因为尽管有些评论家争论不休，但西方对埃及的兴趣既不是完全出于恶意的，也不是完全出于善意的。在文物研究和考古学的世界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学者，也有无赖，有孜孜以求者，也有贪婪的小人。同样，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有些人（尽管很少）真诚地希望看到埃及的发展，而另一些人（很多很多）看到的则是快速赚钱的机会。在西方与埃及的接触中，不仅有不少江湖骗子和居高临下的帝国主义者，而且有少数开明之人试图站在埃及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同情他们的处境，并试图改善他们的状况。这些人也是埃及学黄金时代历史的一部分。

在接下来的书页中，那些巨匠的故事——从商博良到卡特和卡尔纳冯——都将被娓娓道来。但书中也将讲述与他们同时代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物，他们的辛勤工作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却帮助加深和改变了我们对尼罗河谷及其人民的理解，并给埃及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旅行者、寻宝者、民族志学者、金石学家、古文物研究者和考古学家：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使用什么方法，他们都明白，研究埃及学是在为一项伟大的工程做贡献，那就是揭示一个被埋在黄沙之下几个世纪的失落世界。

[1] Belzoni (1821): 80.

[2] 引自Ambrose Lansing in Cone, ed. (1976): 5, and in Adams (2013): 51。

[3] Colla (2007):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