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得过两回流感。第一回尚在吃奶，第二回差点死了。那一年，美国总统尚是老布什，萨达姆吃掉科威特，柏林墙倒了十个月，苏联只剩一年阳寿。我爸爸刚到九省街摆地摊卖牛仔裤，隔壁批发走私太阳眼镜，对面兜售盗版耐克运动鞋，斜对面卖香港金利来领带。街上的泼皮无赖要收摊位费，卖太阳眼镜的女人被打了。我爸爸一拳砸断了那个混蛋的鼻梁。人人劝他逃命，他却点一支烟，坐在摊位上开始读一本古龙的《欢乐英雄》。稍后，他赤手空拳跟十个男人对打，八个上了救护车，两个进了派出所，地上掉了三颗门牙，一颗犬牙，热血一路奔流到长江。我爸爸嘴上烟头尚未熄灭，走到医院缝了十八针，双眼肿得像大熊猫，生龙活虎地收摊回家。当晚，我写完汉语拼音作业，发了四十度高烧，清水鼻涕拖到肚脐眼，眼看就要咽气。我爸爸仿佛架着一个布玩偶，把我架上他的粗壮脖子，扔进急诊科说：“大夫，告诉这小子，打了针就会好，要是不听话，再打一针。”我的屁股上挨了两针，哭得如丧考妣。三天后流感痊愈。
今晚，我已经三十八岁，身高一米八三，体重七十公斤。我吃着香草味冰激凌看完英超直播，切尔西2:2打平阿森纳。木头窗框外落着雨。空气冰冷得像一间肉库。门铃响了。我转开门把手。铜锁舌“咔哒”一声，拔出所罗门王的瓶塞。
她蒙着白色N95口罩。眼影浓烈，睫毛刷得如同苍蝇腿。眉毛似乎文过好几遍，一头大波浪卷发，巧克力色，令人分泌唾液。她穿一件苹果绿双面呢大衣，左手挎着爱马仕鳄鱼皮包，右手拿一把长柄伞，水滴晕染在地板上，漫延到西班牙小牛皮靴下。香水分子如飞蛾扑火而来。我戴上蓝色医用口罩，压紧鼻梁上的金属条。我们既像两个秘密交易的毒枭，又像整容手术失败后的医生和病患。
“探照灯调查公司，欢迎光临。”
我递上一张名片。我叫雷雨。既是董事长，也是总经理，兼任首席调查员。次席调查员尚未生出娘胎。回到故乡三个月来，我尚未接过一单生意。或许全城居民皆无秘密，男人们忠诚于信仰，女人们贞洁于道德，流氓无赖都熟读《论语》或列夫·托尔斯泰。
“我能叫你小雷吗？”
成熟妇人是一把中提琴，声音温暖、醇美、丰满，肖斯塔科维奇的最后一部作品。小姑娘是小提琴，声音细得能绞断脖子。而如我这般的男人，自然是一把低音提琴，沉得像秦始皇的青铜棺椁。
“上一个叫我小雷的是个房地产商，每次出门给我三百块一小时保安费，两周前死于马尼拉赌场。”我放她进来，“如果我没回来，恐怕他尚在人世。”
房间里有电冰箱、玻璃茶几、两张人造革沙发。书架上收藏着五百本推理小说，弥散着一股被害人的气味。这不像一家调查公司，更像密室谋杀现场，或是停电三天的殡仪馆。地板上有个凶狠的捕鼠夹，我把它挪到墙角，以免女客户的皮靴踩进去。
“小雷，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她坐上沙发，双腿叠加，看了一眼左腕上的镶钻女表，腔调犹如中国男子足球队征战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探照灯调查公司全年无休，二十四小时营业，承接商业调查、个人征信调查，寻找失踪人口，恕不接受婚姻调查，也不负责捉奸在床。”
“我的老公已经死了九年，你要去阴间才能捉奸。”
“抱歉，本公司只接阳间的业务。”我指着公司招牌，一盏刺破黑夜的探照灯。
“小伙子，你挺有意思。”
“谢谢，可惜‘小伙子’或‘挺有意思’均不属于我的服务范围。”
“小雷，我想请你找我儿子。”
寡妇的口音不是本地人，远在江浙一带。但并不在上海、苏州或宁波，而是沿着崎岖的海岸线南下，越过象山和台州，直达温岭、乐清甚至温州。
“小孩失踪的话，建议立即报警。”
“我儿子三十一岁了，他叫钱奎。”女人抓起茶几上的铅笔，扯过一张便笺纸写下，“他在读博士。”
“什么专业？”我像在询问牛肉的等级与产地，澳洲还是美国或者巴西。
“文学。”
“我会跟你儿子成为好朋友的。”我不想让寡妇在我的房间停留过久，“请告诉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间地点。”
“昨天半夜，我儿子突然出门，到现在还没回来。白天我打过他的电话，但他不接。傍晚六点半，我又打电话，他还是不接。他的手机定位在鹦鹉桥。然后就关机了，我很担心他。”
“你们装了位置共享软件？”我从不批评客户，但我会提出善意的建议，“您真爱贵公子，但他是三十一岁的博士，不是逃课的初中生。我不觉得他会乐意让妈妈二十四小时掌握行踪。我猜他正在女朋友的床上，明天中午，你会看到儿子坐在厨房，饥肠辘辘地等着妈妈做午饭。”
“不会，我儿子的未婚妻叫李雪贝。半小时前，我去她家找过。没人开门。我打她电话，听到手机在房间里响。”寡妇的手指尖像发莫尔斯码敲着茶几，“我打电话给公安局的秦处，他说失踪不到二十四小时不能立案，他向我推荐了你。他说世界上没有你找不到的人。小雷。”
“你找对人了，我有一半的朋友是警察，剩下一半是无耻混蛋。”我听到天花板上的老鼠家族咚咚疾行而过，“请把贵公子的资料发给我，从他最爱吃的巧克力到最爱穿的内裤牌子。天亮前，我保证把他送回家，一根毛都不少。”
“小雷，请你开个价。”
“涨价了，三万块。”
“成交。”她的爽快让我别无选择，“你可以给沙发换个真皮的。”
“我还欠着三个月房租。”我素来对客户坦诚相待，“要吃冰激凌吗？香草味？还是抹茶味？”
“能抽一支烟吗？”
寡妇未等主人同意，已经摘掉N95口罩。灯光变成了一张磨砂纸，你能看出三十年前的美丽风光，仿佛保存良好的考古遗址。她的右腿叠在左腿上，露出一小截黑色丝袜。她从皮包里掏出一包软壳中华，拆开包装，把一支烟塞入嘴唇之间。ZIPPO打火机的金属声像手枪装上弹匣。火苗舔上香烟，丝绸般的烟雾。
“小雷，你有哮喘？”她看到茶几上的哮喘喷雾剂，像个同情心泛滥的老娘，“我儿子也有哮喘，不要让他发病。再见。”
她只抽了半截烟，急着在烟灰缸里扼杀。
“请先付一万订金。”我举起二维码牌子，“找到你儿子后，再付剩下的两万。”
她用手机付了一万，加上我的微信。她叫“洪姐”。她戴回N95口罩，白底上生着一片绿色橄榄叶。洪姐提起长柄伞，我帮她开灯照亮幽暗的楼道，这年纪的女人骨质疏松。她是我的幸运女神，探照灯调查公司的第一位客户。我想把她的照片裱到墙上。
深夜十一点。阒寂无声的兰陵街，仅有一盏路灯亮着。一辆银灰色特斯拉轿车，车窗上贴着违章停车罚单。雨幕冷入骨髓。撑开的长柄伞移动到车旁，车门拉开，收伞，关门。车灯在黑色污浊的路面上照出一条银光闪闪的大道。我要在天亮前找到她的儿子，也许送他上天堂，也许下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