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代序）——怀念胡小伟先生

我和胡小伟先生相识是在 1975 年。当时胡先生在秦皇岛农村中学教书，我在河北师范学院教书——原在北京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搬到河北宣化，校名去掉“北京”二字，成了河北师范学院；后又搬到石家庄，与河北师大合并成为新的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北京师范学院这个学校很老，最早可以追溯到顺天府学堂（1902）和顺天府高等学堂（1907）。这所学校在强手如林的在京高校中，也堪称实力雄厚。以我所知的历史专业而言，著名史学家赖家璧、李光度、胡如雷、苑书义等都在该校任教，中文系有著名语言学家朱星。胡小伟是在这里毕业的。他在秦皇岛教书时，想调到宣化的河北师院工作，但没有实现。他的同学钱竞在那里讲授文艺理论，与我同事。他来找钱竞，我们自然就认识了。印象中他说话大嗓门儿，常常哈哈大笑。苏叔阳先生是他和钱竞的大学班主任，我的大学校友，苏叔阳比我高两届。我与苏叔阳在1967 年认识，当时是“文化大革命”中，首都大专院校有所谓“天派”“地派”，两派各编排演出一台大歌舞互相争胜，都是模仿《东方红》大歌舞的架势。参加创作和演出的都是各校师生，创作、排练都在北京体育学院的场馆和宿舍。我和同学——人大中文系学生左正一起参加“天派”大歌舞创作，苏叔阳先生，还有杨金亭先生（后任《诗刊》副主编、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作为河北北京师院中文系老师也参加创作组。我们以此结为朋友，这是一层关系；1974 年我到宣化的河北师范学院教书，与在那里工作的钱竞成了同事，又认识了他的同学胡小伟，这又是一层关系。掐指一算，五十多年过去了。现在钱竞、小伟、苏叔阳及左正（后为吉林省文联作家）四位朋友都驾鹤西去，正是“知交半零落”，令人不胜唏嘘！

胡小伟先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胡先生去世的追思会我没能参加，但我为追思会写了四个字：“特立独行”。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很特别、很自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在乎周围的舆论。不管！就要做我胡小伟，认准一个方向往前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关公文化研究是他的选择。他认为关公文化是一个大题目，关公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经过艰苦的研究，在 2005 年出了五卷本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关公信仰研究系列》。在他的推动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成立关公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关公文化研究的层次一下子提高了，从民间信仰进入学术领域，从文化爱好者层面提高到学术研究层面。推动深入研究关公文化是他的重大贡献。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关帝庙、老爷庙、文武庙，研究视野很宽广，台湾地区以及亚洲各国、俄罗斯、美国各地的关公信仰都进入考察范围。关公文化界的朋友对他很崇敬。

研究关公，崇拜关公的人，自然也就濡染了关公的忠义、豪迈精神。这在小伟身上表现得很突出。他是一位很与众不同的人。长期以来，文人之间缺乏包容，社会对与众不同的人也缺乏包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好多人之间都成了斗争关系、竞争关系，不是你上就是我下，甚至是你死我活。胡先生在个性上很强势，但又显现出与世无争的态度，遇到矛盾绕着走，绝不为自己争什么。当今工作、生活中最大的问题是房子和职称，但是他都置之度外。他从不去要房子，也不申报职称。他家住海淀区人大万泉河一带，离单位很远。单位分房他不争。天大的事啊，不争！他的强势是在自己认定的工作上付出艰苦努力，完成自己设定的任务，但同时在其他方面又与世无争。这两个很矛盾的方面，同时体现在胡先生身上。人活一辈子不容易，活出自我更不容易，多数人活不出自我。很多人是为了活给别人看。胡先生是活出自我的，至于你们怎么看我我不在意。这是人生的一种境界。有人不理解，说你是否应该对别人的意见多少在意些、多少迁就些，社会就会对你怎么样怎么样，但那不是小伟的风格。人是多种多样的，不能要求人人千篇一律，按一个模式发展。如果每个人都能活出自我，就会更大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创造性就会更丰富，社会就会更多彩。个性更张扬了，贡献就更大了。如果所有人的棱角都磨平了，所有的人都唱一个调、说同一种话，社会将缺乏光彩。不是胡小伟需要退让，而是要让大家都充分展示个性，同时又能互相包容。展现自己特别的那一面。不是要人损人利己，妨碍别人，而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创造性，做有益于公众、有益于文化的事业。

1978 年恢复高考，同时首次招收授予学位的研究生。我和钱竞、小伟报考研究生，而且都被录取了。来北京复试时，我竟然和小伟排在同一个队伍里等候体检。那时真是有“科学的春天”的感觉。小伟与钱竞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研读三年之后，进了社科院文学所。两人再次同学，而且成了同事，后来都各有所成。我则是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再学习，毕业后留校教书。当时这批研究生被戏称为“黄埔一期”，是颇感荣耀的。“文革”十年，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没有继续深造的机会，还有无数渴望进入大学学习的各级中学生。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再回到学校读书，是多么不容易！这时苏叔阳先生已经是著名作家。苏叔阳在人民大学学的是中共党史专业，却醉心于文学。“文革”期间他坚持搞创作不懈，写小说、写话剧，有时还写首歌词、作个小曲什么的。但多年东突西奔，不得要领，不被认可，甚至挨骂。家里人说你一天到晚写剧本有什么用？每天只能灰溜溜地回家。这是老同学左正和我说的。粉碎“四人帮”，把一切颠倒的东西又翻转过来了。苏叔阳的话剧《丹心谱》一炮打响，创造力突然得到释放，作品如井喷一般涌现。后来苏先生不幸得了癌症，但他十分乐观顽强，被誉为抗癌明星。差不多二十年吧，他还是活跃在各个文化舞台上，出席各种活动。我与苏先生常常在不同场合见面，每次赞赏他生命力顽强之余，也往往谈到他的两位高徒钱竞和小伟。

“文革”十年，包括此前许多年，知识分子被视为资产阶级，是改造的对象，整个社会氛围不利于知识分子发展。小伟等这批人，大学毕业时分配工作的方针是“四个面向”：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部队、面向边疆。胡小伟到煤矿挖煤去了，什么专业不专业，跟他们的文学志趣远离得不是一点半点！在艰难的环境下，这批人还满怀理想，葆有朝气，真不容易。他们具有顽强的生活意志，越挫越勇，也是在这种环境下锻炼出来的。现在一些年轻人缺乏奋斗精神，躺平了。躺平是他们表达态度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我则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多少继承一些老一代努力进取的精神。老一代知识分子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经受长时期的磨砺和锻炼，也表现出他们那个时代的特点，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给社会、给时代作出了奉献，多多少少都留下了一些东西。小伟、钱竞、左正、苏叔阳先生都离我们远去了，一个时代也渐渐远去了。我们今天怀念老朋友，同时也回顾那一段历史，回顾这批人的思想、情怀，表现和成就，这在社会史上和文化史上也是值得给予关注和研究的。今天我们阅读胡小伟的《关公崇拜溯源》，如果不仅仅是从中得到对于关公文化的认知和思考，同时也能够领会小伟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努力奋发的精神轨迹，那么得到的收获将会远远超越关公文化之外。

言不尽意。怀 念胡小伟先生，祝贺《关公崇拜溯源》再版！

毛佩琦
2021 年 11 月 11 日
于北京昌平之垄上

*此为作者 2021 年 7 月 16 日于北京红楼公共藏书楼胡小伟先生遗著再版纪念会上发言整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