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国志》及裴注辨析

三家夺荆州

“大意失荆州”与“败走麦城”都是今天人们熟知的口头俗语，不但是历史人物关公“大义归天”之由，也是后世信仰关公者永生之痛。“大意”二字既有惋惜之情，又兼批评之意，可谓得《春秋》“婉而讽”之旨矣。其实此种说法值得辨析。究其原因，后之论说者恒以《三国志·关羽传》列举关羽败死之由时，曾说他“骂使拒婚”：

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

又，裴松之注语亦引《典略》谓：

羽围樊，权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进，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

凡此种种，都指责他严重伤害了孙权自尊和孙刘战略同盟关系。故陈寿评赞中批评关羽“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但是，历史真相果然如此吗？

2001 年中国社科院与台湾民主基金会、世界龙岗亲义总会联合召开河北涿州《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我获邀准备论文时偶然发现《宋书·乐志》辑存了一批三国时代魏、吴、晋军乐歌辞，其中吴鼓吹曲《关背德》和《通荆门》应是吴人有关掩袭关羽，夺得荆州，深刻影响三国格局及其后续发展的第一手材料。如判断不误，其于荆州易手和蜀、吴关系的叙说，且早于《三国志》及其采用的史料。而就笔者目力所及，似乎从来未曾纳入研究关羽甚至三国文史学者的视线；治南北朝文学史的专家也未绍介，甚至历代小说话本敷衍三国志者亦未见利用，成为沧海之遗珠，甚为骇怪。所以不避固陋，草成《吴鼓吹曲〈关背德〉〈通荆州〉看三国历史上的荆州之争》一文［1］，辨析于此。

《关背德》辞全文是：

《关背德》者，言蜀将关羽背弃吴德，心怀不轨。大皇帝引师浮江而禽之也。《汉曲》有《巫山高》，此篇当之。第七。

关背德，作鸱张。割我邑城，图不祥。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巍巍吴圣主，叡德与玄通。与玄通，亲任吕蒙。泛舟洪泛池，泝涉长江。神武一何桓桓，声烈正与风翔。历抚江安（校点注：当作“公安”）城，大据郢邦。虏羽授首，百蛮咸来同，盛哉无比隆。

右《关背德》曲，凡二十一句。其八句句四字，二句句六字，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

首先令人奇怪的是，吴人何能谓“关背德，作鸱张”，“背弃吴德，心怀不轨”呢？难道关羽对孙吴负有什么义务和责任吗？

试思吴人所谓“背德”，一或指“骂使拒婚”一事。盖“和亲”之举本师两汉之故伎，孙权亦素擅结婚姻以自固，最有名的是以幼妹配婚刘备。“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2］至今梨园犹在搬演《回荆州》单折或《龙凤呈祥》全本之剧目，正是说此。不大为人所知的，则是早在孙策时代已与曹操结亲，［3］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日后在赤壁和濡须打得死去活来。此外魏、吴又曾出于得失利害的考虑，意欲再续前缘：

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4］

《吴书·顾雍传》注引吴人载记之《吴书》，亦言官渡之战后孙权闻曹操有东向之意，遂遣顾雍之弟顾徽使北，夸耀江东国富兵强，曹操还曾重拾这个话题：

操曰：“孤与孙将军一结婚姻，共辅汉室，义如一家，君何为道此？”徽云：“正以明公与主将义固盘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

据《吴书·吕蒙传》，建安二十二年（217）鲁肃新卒，孙、吕密议即以“夺荆州，图关羽”为吴之国策。可见孙氏“许婚”魏、蜀，并非和亲以结永好，不过是试探，以安曹操、关羽之心而已。

吴人所谓“背德”，二或指荆州是否属“借”。此事之是非曲直，自裴松之注《三国志》前后已议论不止，尤以宋明理学诸儒连篇累牍，哓哓不休。时过境迁，亦不必深论。［5］但曲中分明表现出对关羽“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的焦虑担忧，倒是真实地反映了孙权、吕蒙等人的心境。其实正当关羽“威震华夏”，曹操集团商议欲迁都以避其锐时，蒋济就曾提出了反对意见：

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6］

可知战略中最难防范的，就是盟友之中的蓄意背叛。关羽北伐强敌得手，却令东邻之“盟友”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已是“同盟”者之间的咄咄怪事；而该曲强拽此事，与“背德”与否，前后踵继，却毫无逻辑联系，就更显得牵强了。

倒是“臂大于股，将受其殃”的比喻，反映出吴人视荆襄为立国基础（“股”），视西蜀为屏藩奥援（“臂”）的固有心态，以及对关羽北伐胜利会打破暂时均势的深刻忧虑。在《吴书·诸葛瑾传》叙失荆州后刘备举兵伐吴，瑾致书孙权责备刘备云云时，裴氏曾按捺不住，引人注目地加了一个注：

臣松之云：以为刘后以庸蜀为关河，荆楚为维翰，关羽扬兵沔、汉，志陵上国，虽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为威声远震，有其经略。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纾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义旗所指，宜其在孙氏矣。（诸葛）瑾以大义责（刘）备，答之何患无辞？且（刘）备（关）羽相与，有若四体，股肱横亏，愤痛已甚，岂此奢阔之书所能回驻哉？载之于篇，实为辞章之费。

直接出面指责孙权，开启了朱熹以孙权为“汉贼”的先河，索性连陈寿都骂进去了。裴氏对荆州归属及孙权夺荆州、杀关羽的看法，也于此暴露无遗。裴松之（372 ～ 451）为刘宋时人，实较最初《宋书·乐志》著录二曲，并加案语之萧梁时人沈约（441 ～ 513）稍早，故录以备考。

按孙权耿耿于荆州之未据，盖已有年。今观《三国志·吴书》诸传，周瑜临终前与孙权书信中已点透了此题：

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7］

吴之文武要员图谋关羽而见之于史载的人，除吕蒙之外尚有陆逊［8］、全琮［9］、是仪［10］等人。可知当时吴之君臣心腹大患不在洛阳曹操，而在荆州关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