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儿女一箩筐到小皇帝

“养这个家需要花很多钱。”小弗兰克·吉尔布雷思（Frank Gilbreth Jr.）和欧内斯廷·吉尔布雷思·凯里（Ernestine Gilbreth Carey）在他们1948年出版的畅销书《儿女一箩筐》（Cheaper by the Dozen）中写道。受该书启发，业界制作了4部故事片（其中有两部是由史蒂夫·马丁和邦妮·亨特主演的）、一部舞台剧和一部音乐剧。该书的两位作者是工业效率专家莉莲·莫勒·吉尔布雷思（Lillian Moller Gilbreth）和弗兰克·邦克·吉尔布雷思（Frank Bunker Gilbreth）养育的12个孩子中的两个。通过改进时间与动作研究的方法论，这对夫妇联手帮助公司提升生产率。他们的方法不仅启发了雇主，也启发了现代主义建筑师，比如德国艺术学校包豪斯的创始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在吉尔布雷思夫妇看来，他们的科学管理原则不仅要应用在工厂车间和那些不知情的工人身上，而且要应用在他们自己家里。两者并举，才是明智的做法。“在吉尔布雷思家中，高效是一种美德，与诚实、正直、慷慨、博爱和刷牙同等重要。”他们率先采用摄像机来提升生产和操作的效率。“爸爸拍下我们这些孩子洗碗的动态影像，这样他就能弄清楚怎样才能减少我们的动作，从而更快地完成任务。”老弗兰克经常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先生，你是怎么养活那么多孩子的？”他的回答也很简洁：“你知道的，按打来算就比较便宜。”

吉尔布雷思夫妇不仅因生育多而闻名，而且两人在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方面也卓尔不群。莉莲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富裕家庭，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又获得布朗大学的应用心理学博士学位。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一个受过如此良好教育的人生育这么多孩子也是极为少见的。就弗兰克而言，他放弃了就读麻省理工学院的机会，转而开始了他在工业和咨询领域的职业生涯，后成为享誉世界的科学管理专家。弗兰克1924年死于心力衰竭，当时他们最大的孩子安妮在史密斯学院读大二，他们最小的孩子简才刚刚两岁。40年来，莉莲一边继续从事咨询业务，一边抚养众多的子女。这期间，她还抽时间写了多本里程碑式的书，内容都是关于工厂和家庭中的心理学与效率的。在1928年出版的《和孩子一起生活》（Living with Our Children）中，莉莲反问道：“为什么家庭生活就不应该有计划呢？”当时，她面临繁重的双重任务：既要养活孩子，又要为他们的生活创造良好的机会。莉莲说：“我们把家庭生活当作对孩子的教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使用所有在其他领域已被验证的可行方法。”对她来说，“为让他获得生活的机会和丰富的阅历而做的大量规划，会对他将来做什么及成为什么样的人产生重大影响”。不同于如今的很多父母，莉莲声称：“大学文凭或成为名人固然重要，但在小镇当一名成功的老师或在行业中担任领导职务也同等重要。”或许正是由于她拥有大家庭的缘故，这位知名的效率专家并没有痴迷于某种特定的、可以确保孩子将来取得成功的方法。通往成功的道路有很多条，她的孩子当然也会选择不同的道路。

让我们把时间快进到21世纪初，东亚、欧洲和北美洲的生育率已经呈现大幅下跌的趋势，一名妇女一生平均生育不到两个孩子，即已低于人口的正常更替水平。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接受过大学教育的22～44岁的美国女性生育子女的平均数恰好是1.0，相比之下，同年龄段没有高中文凭的美国女性生育子女的平均数则为2.6。（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男性的平均生育率为0.9。）由此来看，美国女性接受大学教育就相当于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

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观点：孩子数量减少了，但质量提高了。他认为，收入的增长使得人们更关注质量，而不是数量的增加；换句话说，他们会用更新的、更大的或更豪华的轿车或运动型多功能车替代原有的旧车，而不是在车队中增加更多低档次的汽车。“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贝克尔写道，“是孩子的有效价格随着收入增加而增长的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当父母看到自己的收入增加时，他们更愿意把钱花在每个孩子身上，进而为他们创造更好的人生机会。从东亚和印度到欧洲和美国，一些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已经不再执着于用成功的方式抚养孩子，而是痴迷于培养成功的孩子——或者痴迷于培养一个成功的孩子。

在培养子女的问题上，当代父母总是不遗余力地想把孩子送入最好的大学。在TED演讲中，迄今为止点击量最多的视频来自教育学教授肯·罗宾逊（Ken Robinson），其在演讲中指责父母破坏了人生中教育的目标。“如果你认为教育的全部目的是让你的孩子上大学，或进入某所特定的大学；如果你认为这么做的理由是他们可以拿到学位，可以得到一个有保障的未来，可以谋得一份很好的中产阶级工作并获得长期收入；如果是这样一种心态，你就明白为什么父母会给孩子施加压力了。”2018年在都柏林召开的人才峰会上，罗宾逊指出，“这种对特定教育形式的执念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忽略了孩子在其他很多方面的才能和天赋，而这些才能和天赋是他们现在及将来都需要的。”教育领域的这个问题已经蔓延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在印度，父母的高期望值与以考试为基础的课程教育的结合已被证明不利于学生的学习。“父母过高的期望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可能是有害的，因为这会导致孩子把所有心思都花在如何提高成绩上。”阿维克·马利克（Avik Mallick）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忽视了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即记住老师所传授的知识，孩子的智力被浪费在了如何不让成绩单上出现红叉，而不是去理解和掌握所学学科的内容。”

正如阿莉娅·王（Alia Wong）在2016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直到最近，“育儿”（parenting）才成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动名词和一种实践。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只是生孩子，然后抚养他们长大。她认为，20世纪90年代，“至少对中产阶级来说，为人父母不仅意味着要充当权威人物，要为孩子提供生活来源和支持，而且意味着要塑造孩子的生活，要为她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之具备长期竞争优势，并通过各种建设性的经历来丰富她的生活”。对那些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而言，他们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和看舞台剧的频率是其他孩子的两倍，甚至三倍。社会学家保罗·迪马乔（Paul DiMaggio）表示，这一趋势不仅加剧了经济不平等，还导致了社会再生产的恶化，因为一个家庭的“文化资本”是孩子中小学成绩的最佳预测指标。2019年发生在美国的大学招生舞弊丑闻令人震惊，数十人涉及其中，包括招生工作人员、体育教练、名人家长或普通富裕家长，他们因贿赂考试官员受到刑事指控。该事件清楚地表明，执迷于为孩子铺设一条成功的人生道路不仅会对他们造成伤害，而且增添了滑稽色彩。

许多父母都在不遗余力地为子女创造尽可能多的机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生顺序模式，而这种模式的线性结构只会加大风险。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自己家孩子落后了，如果他们比不上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他们将来可能就无法过好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是从玩乐阶段到学习阶段，然后再到工作阶段，并且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反馈环，所以我们必须自一开始就最大限度地提高学习成绩，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甚或不可逆转地落后于其他人。我们要尽可能地进入最好的教育机构，并在那里学习尽可能多的知识，然后没日没夜地工作，直至退休。